攝影師 Donato Di Camillo 的街頭攝影作品，尤其是人像，看起來相當硬派，與被攝者距離非常近，還會用閃光燈直打，這是怎樣做到？或許先要從他的背景故事說起。

攝影師是在紐約布魯克林區長大，父母是典型第一代意大利移民，職業是碼頭工人，住在當地的「小意大利區」，過著藍領生活，自己也憧憬社區中的小混混組織，相比現在小孩會去想將來做甚麼職業，小時候的他只是想有架 Mercedes 及率性而行。而在這種龍蛇混雜的環境，他本身也在街上「身經百戰」，例如 9 歲的時候，就看過朋友被車死在自己的腳下……有了一種小時候的街頭生存觸覺。

不過在這個環境下，Di Camillo 仍是難免走上犯罪偷竊的歪路，第一次被捕是 12 歲；而到了 2006 年，他因為與一些「家族」有聯繫而被捕判坐監，直至 2011 年才獲釋，此前他從未想過自己會成為攝影師。

(91 歲的每天都堅持運動的老婆婆)

但對 Di Camillo 來說，這似乎才是人生的轉捩點，因為他開始有時間去思考「我是誰」這個問題，更開始了解到自己其實「很喜歡人」，很關懷身邊人們的事情。

而且在監獄�的期間，他一直從圖書館中尋看僅有的攝影雜誌，不單看更多美學事物，也去了解佈光，及其他著名攝影師作品，例如後來對他影響甚多的 Bruce Gilden，這個他認為「他媽的瘋狂」攝影師，很厲害。(之後在街上還遇到了，並獲得了一些建議)

Dorito Man

或許就是這些背景，攝影師的鏡頭總是趨向各種「社會邊緣人」，尤其是不受注視、被忽略、沒有人關心的面孔，他的攝影也是受著一種「急切性」所驅動，即是一種急速需要與他人聯繫、稍縱即逝的互動等，例如他在街上遇過遭丈夫虐待的婦女。

而在攝影師的鏡頭下，他們都是一個個的人，只是一個「人」，有著各種故事的生命。

他名叫 K2，主動要求攝影師拍他，當時他正和朋友在聊關於牙齒的笑話，攝影師問他擔心嗎，他回答說「不漂亮嗎？」

出生於西西里的 Rosario，父母死於車禍，監護人把他棄於孤兒院，而他就是在院中打架導致眼睛受傷。

The Last Act

Disco is Dead

Blind Bird Caller

Ange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