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思雲
1941年12月美國和日本開戰後，美國總統羅斯福就開始爲一個問題煩惱：從國力軍力上來看，美國打敗日本問題並不大，但問題在於美國打敗日本要花多大的代價。美國畢竟是個民主主義國家，不能象獨裁國家那樣要求人民爲了領袖無限制地奉獻生命財産。如果在對日作戰中美國人犧牲太多的話，美國國內的反戰情緒就會擡頭，政府就不得不順應民意與日本中途停戰講和。
後來美國在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中也表現了美國人的這個特點。其實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也是把賭注放在美國經得起物資的消耗，卻經不起人員的消耗這個弱點上。日本軍部認爲如果日軍給美軍造成巨大的人員傷亡，美國人就有可能患得患失，中途與日本達成停戰協定，默認東亞和東南亞爲日本的勢力範圍。

羅斯福在太平洋戰爭一開始，就考慮開闢第二戰場，讓第三國參戰來分擔美軍的人員傷亡消耗。1942年1月1日在美國的牽頭下，26個國家結成了反法西斯同盟，宣誓共同對德意日作戰。但這些國家大多是弱小國，美國對他們並不抱多大指望。當時羅斯福考慮到能夠有效幫助美國共同對日作戰，分擔美軍人員傷亡的國家只有三個：英國、中國和蘇聯。

羅斯福首先考慮的是英國，英國人當然是美國最靠得住的盟友，可是英國當時正忙於歐洲和北非戰事，對在亞太地區開闢第二戰場是心有餘力不足。駐香港和新加坡的英軍在太平洋戰爭開戰後不久便戰敗，向日軍投降。不過駐紮印度的英印聯軍還是一隻可以依靠的力量。

羅斯福第二考慮的是中國，一來中國已經被日本侵略多年，向日軍發動反攻是中國人義不容辭的事；二來中國的人力資源非常充足，不足的只是武器彈藥。所以羅斯福設想了一個“美國人出錢，中國人出力”的方案，美國向中國提供武器裝備，由中國軍隊在中國戰區開闢第二戰場，聯手打擊日軍。但羅斯福對中國軍隊到底有多大戰鬥力心�沒底。

羅斯福第三考慮的是蘇聯，蘇軍的戰鬥力強，在戰術上是美軍的最好幫手。但羅斯福不敢肯定史達林是否願意對日作戰，因爲蘇日兩國之間1941年簽訂了“蘇日中立條約”，根據該條約蘇聯有保持中立的義務。羅斯福不知道史達林是否願意撕毀條約向日本開戰，或者史達林會爲向日本開戰而漫天要價。另外出於防共的考慮，羅斯福也不很情願蘇聯出兵中國和日本，因爲這樣有可能使中國和日本“赤化”，成爲美國日後的敵人。基於以上的考慮，羅斯福決定首先武裝中國，向中國提供物資武器裝備，試圖讓中國承擔起太平洋戰場的主要角色之一。如果中國實在不行的話，再考慮蘇聯的參戰。

所謂“蘇日中立條約”是蘇聯在歐戰爆發後，爲避免兩線作戰的困境，於1941年 4月和日本簽訂的有效期爲5年的條約。該條約規定蘇日兩國在條約簽署後的5年間保持相互中立，蘇聯承認“滿洲國”，尊重“滿洲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日本則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其實這是兩國對中國領土的瓜分。

在向中國運送武器物資方面，美國又遇到了難題。因爲當時中國的出海口均被日軍佔領，只有通過陸路向中國運送軍備物資。蘇德戰爭爆發後，經由蘇聯的新疆道路已不可用，由印度通往中國的印緬道路成爲中國唯一的國際通道。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出兵佔領英屬緬甸，切斷了印緬道路。所以美國希望英印聯軍和中國軍聯手打通緬甸道路，以便向中國運送軍火武裝中國。1942年3月，中國派出緬甸遠征軍，由美國中將史迪威任總指揮，在英軍司令部的統一指揮下試圖奪回印緬通路。

1942年1月蔣介石出任中國戰區最高司令後，蔣要求美國派一個高級軍官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1942年3月，美國總統羅斯福派史迪威任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原是駐中國使館的武官，是個中國通，能講流利的中國話。史迪威對中國社會的實情十分瞭解，他對中國政府的腐敗非常不滿，他常說：“三億九千九百九十萬的中國人是好人，剩下十萬是貪官污吏。”史迪威是理想主義者，對中國的期望很大，他剛上任不久就提出中國軍東進奪還武漢，南進奪取河內的作戰計劃，但蔣介石對他的計劃毫無興趣。不過在史迪威的多次要求下，蔣介石委任史迪威出任緬甸遠征軍全權總指揮，羅卓英、杜聿明任正副司令長官。

史迪威上任不久就發現中國軍隊的指揮系統存在嚴重問題。歐美國家軍隊的軍官對上級的命令絕對服從，不管是誰，只要有指揮權就能指揮調動軍隊。中國則不然，中國軍隊的上下級關係由個人恩惠關係決定，軍官只聽從某個人的命令，其他人即使有指揮權，也指揮不動軍隊，是典型的私家軍。雖然蔣介石明言緬甸遠征軍的指揮權歸史迪威，但事實上緬甸遠征軍只聽從蔣介石的命令，史迪威並不能有效指揮軍隊。

英印聯軍和中國遠征軍的這次作戰被日軍打敗，英印軍退回印度。由於中國遠征軍退回中國的退路被日軍切斷，史迪威命令中國軍隊撤往印度，但蔣介石越權指揮，命令中國軍隊撤回雲南（蔣介石經常越權直接指揮，對此李宗仁等人也多有批評）。最高指揮部的不統一使遠征軍的軍官們十分爲難，結果有兩個師聽從史迪威的命令撤往印度，其他則聽從蔣介石的命令撤回雲南。在退回雲南途中，遠征軍迂迴穿越人跡未至的原始森林，結果饑餓和疾病導致士兵大量死亡，10餘萬人的部隊最後回到雲南的只有4萬人。撤往印度的兩個師改稱中國駐印度軍，駐紮在印度的蘭姆咖。駐印度軍在印度接受了美式訓練並採用了全式美式裝備，後來成爲中國最精銳的部隊。

史迪威從印度回到重慶後，要求處分那些不聽從他命令的中國將軍。根據歐美國家的軍法，軍官不服從上級命令要受到最嚴厲的懲處。史迪威稱他作爲遠征軍全權總指揮，部下不聽他的命令理應受到懲罰，提出要槍斃四個不聽命令的師長。但歐美的一套在中國行不通，蔣介石採取了寧人息事的方法，將第五軍軍長杜聿明調任，五十五師師長陳吾勉處分了事。史迪威對此非常不滿，認爲必須對中國軍隊進行結構上的改造，由於他對蔣介石的部隊無法插手，史迪威提出他到印度親自訓練一隻10萬人中國軍隊的計劃。史迪威說：“如果給予正確的指導，中國軍隊不遜於任何國家的軍隊。”當時退到印度的中國軍隊約有1萬餘人，史迪威要求蔣介石向印度空運人員，把駐印度軍補充到10萬人，但蔣介石對此十分冷淡，因爲蔣介石不希望看到中國出現一隻不聽他指揮的強大軍隊。在史迪威的再三催促下，蔣介石前後只向印度空運了1萬多人，使史迪威的10萬人訓練計劃受到很大挫折。

由於第一次緬甸戰役沒有打通印緬道路，美國只得靠大型運輸機飛越喜馬拉雅山從印度向中國運輸物質，運輸量平均每月1000噸左右，並不能滿足需要。1942年歐洲和太平洋戰區都十分吃緊，美國無暇顧及中國戰區，所以1942年到1943年上半年，中國戰區比較平靜，沒有什麽大的戰事。1942年10月10日雙十節，蔣介石向中國國民發表聲明，強調中國已成爲反法西斯同盟國的四強（美英蘇中）之一。英國首相邱吉爾聽後說：“（中國）是四大強國之一，別是笑話吧。”1942年 10月以後，蔣介石開始向英美交涉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歸還香港等殖民地。在廢除租借領事裁判權方面，英美均表示同意，但在香港問題上英國不肯讓步，中英雙方談判一拖再拖，最後中方讓步，於1943年1月11日和美英簽訂了香港問題除外的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協定。

可是在兩天前的1943年1月9日，汪精衛政府與日本鑒定了包括歸還香港、廢除租借領事裁判權等一切不平等條約的協定。國民黨搞國民革命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汪精衛作爲蔣介石的老對手趕在他以前簽署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協定，讓蔣介石十分不快。蔣介石說：“新條約一再拖延，讓汪僞搶先宣佈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實爲終身憾事。儘管人們對汪僞的條約視同兒戲，但中美新條約晚於汪僞發表，仍難免讓人感到難堪。”此後蔣介石和英國的關係日漸冷淡，這也導致英國在1950年最早承認中共政權，因爲當時中共沒有明確要求英國歸還香港。

1943年下半年，盟軍在歐洲和太平洋戰場均轉入戰略反攻階段。羅斯福建議召開一次美英蘇中四國首腦會議，但蔣介石不願意和史達林一起開會，因爲蔣介石怕史達林提出領土問題。假如史達林在會議上要求蔣介石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如果蔣介石承認了就要被扣上賣國賊的帽子，無法向國人交代；如果蔣介石不承認而美英兩國又支援史達林的話，中國就會在會議上處於十分被動的局面。後來羅斯福提議分別召開一個美英中三國首腦會議和一個美英蘇三國首腦會議，蔣介石和史達林都表示同意。

�� 1943年11月，羅斯福、邱吉爾、蔣介石美英中三國首腦在開羅進行了首腦會談，這是蔣介石在二戰中唯一一次參加國際首腦會議。羅斯福邀請蔣介石一起開會，亦是希望蔣介石今後能主動積極對日作戰。蔣介石在會上提出了中國的要求：戰後返還日本武力奪取的東四省、臺灣、澎湖列島，羅斯福和邱吉爾均表同意。但在談到對日作戰問題時，蔣介石沒有表現出什麽興趣。羅斯福希望蔣介石儘快在中國開闢第二戰場，蔣介石則言語支吾，推說中國軍隊的裝備落後，補給困難，要等打通印緬道路得到充分援助後，才可能發起大規模作戰。羅斯福雖然對此口頭上表示諒解，但內心還是十分不滿。據羅斯福的兒子艾利沃特（Elliott）的回憶錄，羅斯福在開羅會見了蔣介石後說：“我現在明白了，中國軍隊一心只放在監視共産軍上，根本無心和日軍作戰。我相信蔣介石的確在妨礙史迪威的訓練計劃。”

隨後召開的德黑蘭美英蘇三國首腦會議上，史達林對羅斯福的中國政策表示不滿，史達林說：“既然中國人要求收回東四省、臺灣，就應該讓他們自己去打。根據中共提供的情報，蔣介石並沒有把美國的援助用於抗日，而是儲備起來準備將來與共產黨打內戰。如果中國軍隊不更加積極作戰的話，美國就不該再給他們援助了。”史達林要求羅斯福支援積極抗戰的中囯共產黨部隊，羅斯福答應考慮。當時一些美國記者到延安採訪，寫了不少讚美共產黨清廉、八路軍勇敢善戰的報導。

與腐敗的國民黨政府相比，美國人對中共産生了好感，一部分美國人甚至認爲既然國民黨不積極抗日，美國就應該直接支援中共抗日。此後美國積極與共產黨接近，美國接近共產黨並不是美國人支援共産主義，而是美國人想利用共產黨的軍隊打擊日本。史迪威公開批評蔣介石把美國提供的武器優先裝備自己嫡系部隊的作法，史迪威說：“美國軍援的分配，應該以軍隊能否作戰作爲標準，包括共產黨的八路軍在內。”

開羅會議上，蔣介石以爲羅斯福同情中國，對中國有求必應，向美國提出了不少條件，最大的要求是美國提供10億美元的援助。當時羅斯福不好薄蔣介石的面子直接拒絕，只是說他個人同意，但要經過國會批准。但蔣介石以爲羅斯福個人同意就等於美國同意了，多次向羅斯福催要這10億美元。在開羅會議上決定中國軍隊和英國海軍於1943年年底發起第二次緬甸戰役，奪取印緬道路。但後來美英更變了作戰計劃，英國海軍不配合中國進攻，羅斯福要求中國先單獨發起第二次緬甸戰役，羅斯福發電給蔣介石：“閣下同意計劃的變更嗎？”蔣介石回電說：“如果閣下給我10億美元，再把空運量加倍的話，我就同意。”

蔣介石強調，除非有英國海軍配合，或者提供10億美元的援助，否則中國就要把第二次緬甸戰役推後到1944年雨季以後。蔣介石的態度激怒了美國人，只張口要錢，不出兵打仗，和以往的中國軍閥又有什麽兩樣？史迪威質問蔣介石：“如果這些條件不能滿足的話，中國就要停止抗戰嗎？”蔣介石回答說：“中國已經單獨抗戰6年了。”史迪威反問道：“這也能作爲條件嗎？”蔣介石無言以對。

1943年的開羅會議上決定在中國成都修建機場，作爲美軍飛機轟炸日本的基地。蔣介石動員了45萬民夫在不用任何機械的情況下，僅用60天修建成了機場。機場建成後，蔣介石給羅斯福送去了帳單，要求美國支付機場建設費用8億美元。羅斯福接到蔣介石的電報後大怒：修個機場要這麽多錢，簡直成了無賴欺詐。羅斯福給蔣介石回電，強硬地說：請閣下協助史迪威的作戰計劃，向緬甸的日軍發起攻擊，否則美國將斷絕一切援助。

另外10億美元的貸款也引起美國人的爭議，1942年2月7日美國國會雖批准無條件貸款5億美元，到1943年底，中國政府提取了約一半的2.4億美元。根據美國財政部的調查資料，中國政府提取的2.4億美元中有8000萬美元已經存入了孔祥熙等人的個人帳號上，中國政府後來雖然對此作出了一些解釋，但美國人對中國官員“公私不分”使用國家資金的方式非常惱火。結果蔣介石要求的10億美元貸款1分也沒有得到，而且羅斯福還決定，美國用於中國戰場的開支每月將限制在 2500萬美元以內。

這篇文章很好

比較符合真實的歷史

1948年美國大選，因爲現任總統杜魯門不喜歡蔣介石，蔣介石把賭注壓在杜魯門的競選對手杜威身上，爲杜威競選資助捐款，但大選的結果杜威落選，杜魯門蟬聯總統。蔣介石爲杜威助選更加深了杜魯門對蔣介石的反感。1948年底，國民黨軍在戰場上節節敗退，蔣介石給杜魯門寫信：如果美國不能提供經濟軍事援助的話，就請美國政府發表一個堅決支援國民政府的書面宣言，增加軍隊的士氣和人民的信心。但杜魯門連精神上的支援也不肯答應，拒絕發表支援蔣介石政府的聲明。蔣介石派宋美齡訪問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卻要求宋美齡以私人身份訪問。美國已經明白打出了“逼”蔣介石下臺之牌，不過蔣介石也不會輕易認輸。
� 1948年底，儘管國民黨還控制著長江以南的地區，但誰都可以看出國民黨政府已經危在旦夕了。在這種情況下，國民黨內的張群、張治中等人發起“和平談判” 的倡議，希望以蔣介石下野來換取與共產黨講和，保住長江以南的半壁江山，美國也支援國民黨的“主和派”與共產黨和平談判，停止內戰。蔣介石卻是一貫的 “主戰派”，反對講和，但三大戰役後，國民黨軍隊的主力被殲，蔣介石已無法抵擋黨內與美國的要求他下臺的壓力，被迫宣佈下野，讓李宗仁接任“代總統”，與共產黨進行和平談判。

� 蔣介石下野後退居故鄉浙江奉化，但仍然擔任國民黨總裁，在幕後操縱著一切。蔣介石對李宗仁新政權暗中處處拆臺，蔣要讓美國人知道，國民黨離開了他是不行的。李宗仁曾想讓蔣介石出國，避免蔣給他處處製造麻煩。蔣介石卻說：“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後我是個普通國民，到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況是在我的家鄉。”李宗仁最後終於還是無法與蔣介石抗衡。

� 李宗仁上臺後，對和談的前景也甚爲擔憂。李說：“蔣先生去後，我立刻感到國家興亡的千鈞重擔已壓在我的肩頭。我繼任總統的最大任務是與共產黨講和，但是我們的主力已被摧毀，在這失敗已成定局的情況下，共產黨願意和我們停戰講和嗎？試問在北伐期間，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屢敗之餘，要求我們停戰講和，組織聯合政府，或劃江而治，我們肯不肯呢？再說，我們如與共產黨易地而處，他們願不願意停戰講和呢？‘和’的可能性既已極其渺小，而根據民族傳統，降又不可，則只有憑長江天險，拒敵渡江。然後希望友邦美國改變政策，助我安定金融，穩定民心軍心，必先具有可戰的力量，才有與共產黨言和之望。但是長江天險是否可守，軍隊是否可靠，皆成問題。何況敗兵之將不足以言勇，而中共銳氣方盛，一江之隔，又安能阻其南犯。再退一步說，縱使長江可守，美國政府又是否會改變政策，大量援助呢？沒有美援，則縱把長江守住，亦屬徒然。後顧前瞻，在下深感到這一殘局無法收拾。然既已肩擔此重任，也只有拿死馬當活馬醫，做一步算一步了。”

� 李宗仁明白要想和談成功的關鍵在美國的態度，李宗仁向美國政府請求10億美元的援助，幫助制止天文數字的通貨膨脹。李宗仁對美國大使司徒雷登說：“如果現在美國拒絕幫助中國阻止共産主義的擴張，今後它要在遠東做同樣的事，就要多花 100億美元，而且不會有什麽效果，還使美國青年不得不流血。” 司徒雷登卻說： “蔣先生還在幕後操縱著一切，中國的局面並沒有完全改變。不管美國提供多少援助，還是和以前一樣，完全浪費。”美國雖然支援李宗仁，但由於李宗仁尚未掌握實權和有所作爲，美國對李宗仁的領導能力有所懷疑，不肯輕易提供大量援助。李宗仁對美國的觀望態度十分失望，又向蘇聯政府進行外交試探，希望蘇聯出面 “壓”中共進行和談。蘇聯表示可以做國共談判的仲介人，但前提是國民黨驅逐在中國的美國人，這當然是李宗仁無法答應的。李宗仁的外交作戰失敗。

� 李宗仁向中共抛出了和談的氣球，李宗仁提出的和平條件是：共產黨軍隊不過長江，國民黨和共產黨各自在江南和江北成立自己的政府，以長江爲界分治。中共的回應比李宗仁預想的還要嚴峻，中共首先表明不承認李宗仁政府，中共說：“與南京政府談判，並非承認南京政府，而是因爲其尚控制著若干軍隊。”中共方面的條件是：無論如何都要過江，但如果李宗仁與美國斷交，幫助中共消滅蔣介石系軍隊的話，中共可以答應給桂系保留廣西的地盤，讓桂系軍隊駐紮兩廣，廣西三年之內不搞土改。中共的談判條件其實是招降，策反李宗仁。李宗仁的條件是保留南京政府，一個中國兩個政府的“一國兩府”方案；而中共的條件是李宗仁放棄南京政府，在共產黨的人民政府中擔任副主席，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一國兩制”方案。由於雙方條件相差甚遠，談判破裂。

� 和談破裂後，李宗仁把賭注放在長江防線上，希望長江天險能幫助國民黨軍隊抵擋中共軍隊半年左右，在美國人面前搞出點“政績”，取得美國的支援和信任。一旦美國肯提供大量援助，就有希望保住半壁江山。1949年4月，中共軍隊發起渡江戰役，李宗仁的長江防線當即崩潰，南京失守，國民黨政府被迫遷都廣州。但美國大使館卻沒有隨國民政府遷到廣州，司徒雷登留在南京，試圖與中共接觸。 1949年6月，美國報紙刊出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建議美國承認中共新政權的新聞， 1949年8月5日，美國發表了《中美關係白皮書》，指責蔣介石政府腐敗無能，表示今後不再援助蔣介石政府，並向中共示意：如果中共不向蘇聯一邊倒，美國將尊重中美兩國的傳統友誼。

� 蔣介石對美國發表這樣的《白皮書》十分悲憤，他在日記中寫道：“馬歇爾、艾奇遜因欲掩飾其對華政策之錯誤與失敗，不惜毀滅中美兩國傳統友誼，以遂其心，而亦不知其國家之信義與外交上應守之規範。其領導世界之美國總統杜魯門竟准其發表此失信於世之《中美關係白皮書》，爲美國歷史上，留下莫大的污點。此不僅爲美國悲，而更爲世界前途悲矣。”

� 針對美國的《中美關係白皮書》，國民黨政府外交部發表了一個抗議聲明，指責美國政府的《白皮書》在國際損害中國政府的國際威信，在國內瓦解政府軍官兵的士氣，實爲“落井下石”之行爲。蔣介石說：“甚歎我國處境，一面受俄國之侵略，一面美國對我又如此輕率，若不求自強，何以爲人？何以立國？而今實爲中國最大之國恥，亦深信其爲最後之國恥。”

� 蔣介石在下野的同時，就考慮把臺灣作爲最後的退路。1948年底，蔣介石開始把北京故宮的國寶文物移運臺灣，又把大量黃金外匯密運臺灣，並派最爲信任的陳誠任臺灣省主席。美國卻不滿意蔣介石的遷台計劃，1949年3月，美國派密使到臺灣與陳誠密談，促陳誠脫離南京政府“自立”。美方說臺灣“自立”後，可以先派聯合國軍隊駐紮，保護臺灣免受中共軍隊入侵，保證臺灣的獨立。但陳誠斷然拒絕了美國的密案。1949年6月，又傳來遠東盟軍司令部派聯合國軍進駐臺灣的擬議。蔣介石氣憤美國人竟然要剝奪他最後的立足之地，蔣表示：“餘必死守臺灣，確保領土，決不能交歸盟國。”

� 李宗仁遷都廣州後，盟軍司令麥克阿瑟曾向李宗仁表示：美國政府雖然已決定不再援助蔣介石，但對李宗仁的廣州政府仍抱有希望，並由國會通過7500萬美元援助廣州，希望李宗仁的桂系部隊能夠頂住中共軍隊的進攻，保住兩廣地區。然而桂系軍隊在中共軍隊面前還是一敗塗地，美援還沒有到廣州就失守了，這筆美援最後又落到蔣介石手中。桂系軍隊被殲後，李宗仁已無立足之地。李既不願意逃到臺灣去受蔣介石的擺佈，又不願投降中共，最後選擇到美國“就醫”。

� 李宗仁一走，國民政府失去了名分上的領導人，必須再推選一位總統。然而按照中華民國憲法，總統辭職時由副總統接任代總統，代總統辭職時由行政院長繼任，沒有已辭職前總統可以複職的規定。蔣介石卻不顧憲法，於1950年3月1日宣佈複職總統。蔣介石的此舉美國人十分不悅，3月1日下午李宗仁在美國召開記者招待會，公開指責蔣介石違憲複職總統。杜魯門總統則于3月2日在白宮親自接見李宗仁，待以國家元首之禮，表示支援李宗仁，反對蔣介石的複職。儘管美國對蔣介石沒有好感，但卻也沒有什麽可行的辦法來推翻蔣介石，蔣介石以實際行動讓美國明白了他在國民黨�的領導地位是不可取代的。

� 當時美國政界的不少人要求美國儘快承認中共政府，否則中共就會更加接近蘇聯，危害美國在遠東的利益。美國也數度試圖拉攏中共，表示只要中共不向蘇聯一邊倒，美國就將承認中共政府。但中共還是宣佈向蘇聯一邊倒，美國最後於1950 年1月撤出了在大陸的全部外交機關和人員，放棄了拉攏中共的努力。儘管如此，美國仍沒有干預中共“解放臺灣”的意圖。1949年12月30日，杜魯門在記者招待會上聲明：“美國不想在臺灣獲得特別權利或建立軍事基地，也不會使用武力干涉臺灣目前的局勢。美國不參與中國的內戰，也不向臺灣的中國軍隊提供援助或派遣軍事顧問。”美國同時還宣佈從臺灣撤走美僑。美國的行爲等於告訴中共，它可以放心進攻臺灣，美國決不過問。

� 1950年6月，中共在臺灣對岸結集軍隊艦船，準備進攻臺灣，後來傳出的一些資料也顯示中共上層曾決定在1950年合適的時候“解放臺灣”。可是天有不測風雲， 1950年6月25日，北朝鮮軍隊突然向南朝鮮發起了進攻，朝鮮戰爭爆發。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的對臺灣政策發生了一百八十度轉彎，6月27日杜魯門宣佈美國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防止對臺灣的任何進攻。1950年7月，美國向臺灣派遣大使，重開對蔣介石政府的經濟軍事援助。朝鮮戰爭使國民黨渡過了最大的存亡危機。蔣介石曾向美國建議派國民黨軍隊到朝鮮參戰，卻被美國拒絕。


� 蔣介石統治大陸時期，雖然有獨裁之名，卻沒有獨裁之實。因爲國民黨中派系很多，蔣介石的號令並不被認真執行，軍隊也有一部分不聽蔣的指揮。蔣介石退居臺灣後，才開始了真正的獨裁統治。蔣介石先是改編軍隊，凡是撤退到臺灣的軍隊都要接受蔣介石的改編，保證了蔣對軍隊的絕對控制；其次是改造國民黨，黨員重新登記，排除腐敗不純分子。蔣介石在大陸期間就想整治國民黨官員的貪污腐敗，但要整治腐敗打擊面太大，超過了蔣介石的權力範圍。到臺灣後蔣介石樹立起了絕對的權威，這次整黨改造效果非常明顯，國民黨官員的貪污腐敗現象大有好轉，爲日後臺灣的經濟發展奠定了基礎。

� 蔣介石在臺灣的另一個重大政策就是土改。臺灣在日本殖民地時代，由於日本當局採取優待地主的政策，農民的生活比較貧困。蔣介石退居臺灣後，學習共產黨搞土改，爭取人心。國民黨先在臺灣搞減租減息，推行優待農民的政策，然後國家出錢買取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農民的生活有明顯改善。由於當時臺灣的大部分人口都是農民，國民黨的土地政策受到農民的擁護歡迎，平緩了“二二八”事件以來臺灣本地人對大陸人的怨恨，爭得了國民黨政府在臺灣的群衆基礎。

� 1950年代，蔣介石還對反攻大陸抱有幻想，提出“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口號，但美國一直反對蔣介石的反攻大陸計劃。1958年日本前首相吉田茂訪台時對蔣介石說：“現在世界上哪個國家都厭惡戰爭，特別是美國人更不喜歡戰爭。如果臺灣反攻大陸的話，最不願意看到的必然是保護臺灣的美國，所以您的反攻大陸政策其實無異于自殺行爲。但是我認爲您還是有機會返回大陸的。您先在臺灣推行善政，把臺灣建設成一個繁榮昌盛的樣板。現在中共大搞人民公社，無疑要引起人民的不滿，也許什麽時候就會出事。等到大陸天下大亂的時候，大陸的人民看到臺灣的繁榮，得知您推行的善政，不是要歡天喜地地迎接您回大陸嗎？”蔣介石聽後沈默良久，似有所思。

� 蔣介石是不是聽從了吉田的勸告不得而知，但此後國民黨政府走上了發展經濟爲主的軌道。由於臺灣的資源人口有限，國民黨政府著眼於對外發展經濟。臺灣以減免稅收的方法吸引外資，鼓勵創辦加工外銷企業，著重發展對外貿易型的外向型經濟。蔣介石雖然在政治上搞獨裁，但在經濟上卻不亂插手，完全放權給專家們。蔣介石吸取了以前大陸官僚買辦經濟的教訓，政府對經濟干預較少，建成了以民間企業爲主體的臺灣經濟。美國對臺灣的援助1965年以後完全停止，臺灣共接受14多億美元的援助。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在1982年寫的《領袖們》一書中說： “儘管1965年以前蔣介石一直接受美國的經濟援助，但其數量很少，與臺灣爆炸性的經濟增長情況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臺灣是二戰後美國的盟國中接受美援最少的國家或地區之一，到1980年代，臺灣已成爲少數的新興工業國家之一。

� 臺灣雖然經濟發展順利，但在外交上卻是挫折重重。首先是日本試圖發展與大陸的經濟往來，1958年2月，日本鋼鐵代表團訪問北京，與大陸鑒定了2億英鎊的 “鋼鐵5年貿易協定”，向大陸提供建設急需的鋼材。隨後日本方面又規定對中國政府的通商代表團給予入境方便，允許懸挂大陸國旗。對此蔣介石立即提出抗議：要求日本政府不給予中共官員外交特權，不允許懸挂大陸國旗。日方對蔣介石的抗議讓步，答應不給予中共官員外交特權和不懸挂大陸國旗，台日關係暫時緩解。

� 1963年8月日本政府又批准向大陸出口維尼龍成套設備，並向中共提供貸款，臺灣再次向日本政府抗議。同年10月，又發生中國油壓機械訪日代表團團員周鴻慶叛逃事件。周鴻慶要求日本政府送他去臺灣，臺灣國府也要求日本政府准許周鴻慶來台，可是日本政府畏於大陸的壓力，按照大陸的要求把周鴻慶送回了大陸。此事大大激怒了蔣介石，1964年1月臺灣外交部召回駐日大使，並向日本發出最後通牒，揚言將不惜與日本斷交。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池田內閣派出與蔣介石私交較好的前首相吉田茂爲特使訪台，修復台日關係。吉田茂與蔣介石長談三次，共同發表了一份支援國民黨政府的《吉田書簡》，再次緩解了台日關係的危機。

� 1971年和1972年，對蔣介石來說是壞消息不斷。1971年5月，日本宣佈不再受《吉田書簡》的約束，批准向大陸出口重型工業設備；1971年6月，美國政府宣佈解除對大陸的經濟禁運；1971年10月，聯合國投票表決招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黨代表被迫退出聯合國；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北京，發表了《中美聯合公報》，聲明“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面對美國的背信棄義，蔣介石在《告全國同胞書》中說：“今日世界處於一個慘痛的時代。在這時代中，正義與強權，善與惡，黑與白之分辨，日漸消失，貪婪虛僞與混亂籠罩一切，，，”。

� 1972年7月，蔣介石突發心臟病，雖然主要是因爲年邁體弱，但也不能說與美國背信棄義的精神刺激毫無關係。從此蔣介石病臥在床，很多時間處於無意識狀態，但他的心臟還在頑強地跳動。1975年4月5日，蔣介石在臺灣病逝，終年89歲。蔣介石死後遺體安放在臺北的國父紀念館，等待有朝一日安葬于南京孫中山陵墓之旁。

� 蔣介石從1942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投靠美國，但蔣介石與美國的外交史，卻充滿了美國的威逼和蔑視，是一部眼淚與心酸的悲劇史。美國不喜歡蔣介石有各種原因，最重要的還是蔣介石一味堅持獨裁政治，迷信武力，與美國人的民主意識、和平思想格格不入。蔣介石對政權從不鬆手，按照中華民國憲法，總統任期6年，最多連任2屆。1960年的總統大選時，蔣介石已任連2屆，按憲法規定不能再任總統。可是蔣介石卻提出“反亂鎮定動員時期臨時條項”，不僅再任第3屆總統，而且還在1966年和1972年再任2屆總統，成爲事實上的終身總統。蔣介石死後，蔣經國放開政治上的獨裁專制，才有今天臺灣的民主。

� 蔣介石的一生不僅是反共的一生，也是反民主的一生。但蔣介石晚年的獨裁是所謂開明獨裁，在臺灣小島上幹出一番事業，重新贏得了世人的尊敬。按照中國的傳統標準，蔣介石也可以算作中國歷史上的一位“明君”。

（全文完）

1946年3月11日，負責調停中國內戰的美國特使馬歇爾暫時返美，國共間的軍事衝突又重新開始。國共間軍事衝突重開的主要責任在蔣介石一方，中共方面以被動應戰爲主。但此時蘇聯對中共的態度有所轉變，開始比較積極地援助中共。中共有了蘇聯的援助後，也開始在一些地區主動向國軍發起攻勢。
� 1946年以來，美蘇兩國在二戰期間的合作關係破裂，冷戰開始。蘇聯原來的中國戰略是支援蔣介石國民政府，讓中共服從蔣介石政府的領導，進行政治鬥爭放棄武裝戰爭。但美蘇冷戰開始後，蔣介石一邊倒向美國，因此蘇聯開始扶持中共與蔣介石政府進行軍事對抗。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以後，東北先由張作霖經營，後來又由日本扶持的滿洲國經營，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勢力從來沒有滲入過東北。日本戰敗後，東北地區成爲政權的真空地帶，國共兩党誰先進入東北，誰就能搶到控制東北的政權基礎。

� 按照協定，蘇聯本應在日本投降後三星期後開始撤軍，最遲不超過三個月，但屆時蘇軍並無撤軍的迹象。爲了防止蘇軍南下，美國派5萬多人的海軍陸戰隊在華北登陸，進駐北京、天津、青島等地。1946年2月11日，美國向世界公佈了《雅爾達密約》。《雅爾達密約》中出賣中國主權的部分，在中國引起了中國民衆的憤怒。2月22日，重慶各校學生2萬余人發起了要求蘇聯從東北立即撤兵的反蘇遊行，搗毀了親蘇聯的中共的《新華日報》報社。

� 對於中國方面的撤軍要求，蘇聯提出一個反要求：“如果美國撤走駐華北的美軍，蘇聯就撤走駐東北的蘇軍，蘇美兩國同時從中國撤軍。”美國則以駐華美軍是應中國政府之邀爲由，拒絕了同時撤軍的建議。蘇聯把日本和滿洲國在東北工業機器設備能拆的全部拆走運回蘇聯，並招請中共軍隊進入東北，放手讓中共在東北發展勢力。在拖延了幾個月後，1946年3月，蘇軍突然開始從東北撤軍（5月3日撤軍完畢），蘇軍將瀋陽等靠南的幾座大城市交給國軍，而將長春、哈爾濱等大城市交給中共。5月24日國軍奪取長春，但中共的策略是農村包圍城市，中共派30萬幹部滲透東北的廣大農村，建立起東北政權的群衆基礎。

� 1946年4月18日，一時離華的馬歇爾特使返華。馬歇爾對蔣介石不遵守達成的停戰條約十分氣憤，又對蔣介石啓用了羅斯福那樣的強壓手段：不停戰就停止美援。蔣介石在馬歇爾的壓力下，被迫同意自6月7日開始爲期15天的全面停戰，這是所謂“第二次停戰令”。但蔣介石已下決心用武力解決中共問題，15天的停戰期過後，國軍又對中共發動新的攻勢。在此情況下，馬歇爾向蔣介石表示：如果再不停戰，他將立即離華返美。美國總統杜魯門也於1946年8月10日致電蔣介石：“如果中國的內戰不在短期內停止，美國就將重新考慮美國的對華政策。”

� 蔣介石對美國的強壓手段已有領教，發現了美國人的弱點：只要他堅持到底，美方最後就不得不讓步。蔣介石在公開場面還是表示願意接受美國的停戰調停，但實際上並沒有採取停止內戰的具體措施。對於蔣介石的陽奉陰違作法，杜魯門於8月18日下令停止向中國出口二戰的剩餘武器，停發美商對中國出口武器的許可證。由於二戰後國民黨軍的大部分裝備都來自美國，美方停止出售武器使國民黨軍的武器補給發生了一定困難，這也是蔣介石軍隊戰敗的一個側面原因。美國到1948年4月才再次恢復對蔣介石政府的武器出口，但此時國民黨軍隊已到了回天無術的全面失敗邊緣。

� 蔣介石對杜魯門的作法極爲不滿，認爲杜魯門的包庇縱容中共的中國政策，不僅損害了中國，也損害了美國本身。蔣介石與美國的爭執也表現了中美兩國對“國家領導人”所扮演角色的不同看法。蔣介石看來，他是中國政府的領袖，他就代表中國政府，美國對中國友好就要支援他。蔣介石指責美國不尊重他個人的做法是侮辱中國，“破壞了中美兩國的傳統友誼。”而在美國人看來，蔣介石並不等於中國政府，美國反對蔣介石並不等於反華，批評中國政府不是破壞中美兩國的友誼，而是美國對中國友好的表現。

� 不過蔣介石在軍事上不鬆手的同時，在政治上還是力爭樹立民主開明的形象，給喜歡民主的美國人一個好印象。可就在此關鍵時刻，1946年7月發生了李公僕、聞一多兩位大學教授被暗殺事件，在國際上給國民政府造成了極不好的影響。事後查明，李公僕、聞一多的暗殺並非來自蔣介石的指示，而是國民黨下層特務的個人行爲。李、聞教授常發表反政府的激烈言論，而個別國民黨下層特務認爲李、聞有意侮辱國民黨、侮辱領袖，出於對本黨的“俠義之心”而對李、聞下手。

� 當時民盟是中國政界次於國民黨與共產黨的第三大政治勢力，但蔣介石對沒有軍隊的民盟十分輕視。國民黨一直與中共進行直接的和平談判，從來沒有邀請民盟參加和談，在政治上也從未認真聽取過民盟的意見，因此民盟對國民黨政府的不民主作法十分不滿。 1946年11月國民黨召開“國民大會”時，事先也未與民盟商榷，所以民盟和中共一起抵制和不參加國民黨召開的“國民大會”。“國民大會”因缺少中共和民盟的參加，成爲國民黨一黨包攬的大會，沒有任何民主的氣氛。蔣介石樹立民主政治形象的努力並沒有成功，美國總統杜魯門說：“連希臘的腐敗政權也比蔣政權效率高，不像他那樣聲名狼藉。”

� 由於馬歇爾的停戰調停不成功，美國政府放棄了調停中國內戰的努力。1946年12月18 日，杜魯門總統發表了“不干涉中國內政”的聲明，馬歇爾也於1947年1月8日回國。美國國務院在說明馬歇爾調停不成功的理由時說：中共和國民黨對和平都沒有誠意。美國退出調停後，國共兩黨開始放手大打內戰。

� 雖然美國表面說不干涉中國內政，但實際上在水面下開始物色取代蔣介石的人物。1947 年7月美國再次派魏德邁到中國視察國民政府的現況。魏德邁發表了一篇訪華聲明，批評國民黨政府“麻木不仁”、“貪污無能”，魏德邁還特別指出：“中國的復興有待于富有感召力的領袖。”這也就是說蔣介石不是有感召力的領袖，中國的復興有必要抛開蔣介石。

� 美國駐中國大使司徒雷登對蔣介石更沒有好感，司徒雷登多年在華任教，自稱是半個中國人。司徒雷登向美國政府報告說：“現政府已無力阻止共産主義的傳播，除非出現一位受民衆愛戴的領袖，能號召民衆，並能恢復軍隊的作戰意志。但不能指望蔣委員長能充當這樣的領袖。蔣氏似乎已無法改變，而且各方面都證明他必將繼續其個人統治，這種個人統治的後果，造成了現在中國的悲慘局面。”

� 東北戰場危機時，司徒雷登又給美國政府發去電報：“目前僅少數人繼續擁護委員長，而且擁護他的人，不過是其最親近的同志及一些軍官而已。中國政府、尤其是委員長，最不爲人民所愛戴，指責他們的人日漸增多。現在除非美國進行大規模的武裝干涉，否則將無法避免再度的軍事慘敗。”司徒雷登向美國政府建議：李宗仁在中國軍界政界有一定影響力，可以考慮李宗仁取代蔣介石。1948年3月國民政府舉行第二次國民大會，選舉中華民國總統和副總統。當時國民黨內尚無可以與蔣介石競爭總統的人物，於是美國私下支援李宗仁競選副總統，作爲取代蔣介石的第一步。

� 在中華民國憲法上，副總統是一個沒有實權的象徵性位置，所以蔣介石本來不應該在意誰當選副總統。但是蔣介石得知美國私下支援李宗仁競選副總統後，李宗仁是否當選副總統就成爲蔣介石與美國“反華勢力”的新一輪鬥爭。蔣介石使出一切手段，要粉碎美國支援李宗仁競選的陰謀。蔣介石甚至親自與李宗仁面談，勸李宗仁放棄選舉，蔣說： “我是不支援你的，我不支援你，你還選得到？”李宗仁有美國的支援，倒也氣壯，李說：“你看吧，我可能選得到。”最後李宗仁以微弱優勢當選，蔣介石在這次“抗美” 行動中失利。

� 1948年底，國民黨軍隊的敗色已濃，美國開始撤回國民黨軍隊中的美國軍事顧問，駐紮在青島的美國第七艦隊也離開中國，美國希望避免捲入國共兩黨的內戰。蔣介石向杜魯門總統提出軍事援助的要求，杜魯門卻以不干涉中國內政的理由予以拒絕。美國不支援蔣，蘇聯又是蔣的敵人，此時蔣介石可以尋求的外援，只有昔日的敵人日本了。

� 1948年底，蔣介石找日本的前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甯次，請他爲國民黨軍物色一些舊日本軍的出色軍官，擔任國民黨軍的軍事顧問。美國的軍事顧問太講民主人權，不允許長官打罵士兵，倒是日軍的訓練方法似乎更適合中國的國情。當時蔣介石痛感國民黨軍隊的最重要問題不是武器，而是軍人的素質太差，所以蔣介石想請一批舊日本軍官來爲他訓練軍隊。

� 100多名舊日本軍官組成的日軍顧問團于1948年底秘密從上海進入中國，爲了保密起見，日軍顧問團的全部舊日本軍官都起一個中國名字。日軍顧問團的團長是前陸軍中將富田直亮，其中國名字爲“白鴻亮”，所以日軍顧問團也稱爲“白團”。日軍顧問團進入蔣介石的嫡系部隊，進行作戰建議、培訓軍官、訓練士兵的工作。國軍兵敗退守臺灣時，“白團”也跟著撤到臺灣，繼續擔任國軍的軍事教官。蔣介石經常在日本教官講課時，親自坐到第一排座位上聽講，認真做筆記。1954年美國與國府簽署“華美防衛條約” 後，美國重新派軍事顧問到臺灣。美國軍事顧問對蔣介石啓用舊日本軍人做軍事教官十分不快，要求蔣介石辭退日本教官，蔣介石說：“在你們抛棄我們的時候，是他們冒著生命危險來幫助我們。在我還活著的時候，不會辭退他們的。”

� 在國共內戰初期，蔣介石政府在軍事和經濟上都具有絕對的優勢，可是國軍卻在劣勢的共軍面前連連敗退，最後不得不退出中國大陸。國民黨失敗的原因，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有很好的概括：“其實中共的顯著成功，主要是由於國民黨的無能與腐敗，導致人民對政府喪失信心。”當初美國並不關心蔣介石政府的存亡，對國民黨政府的失敗採取觀望的態度。如果沒有朝鮮戰爭的爆發，美國準備坐視中共解放臺灣，也就沒有今天的臺灣問題了。當時不少美國人對中共頗有好感，但後來中共爲了配合蘇聯反美，加入了可以避免的朝鮮戰爭，美國此後才下決心保衛反共的蔣介石國民黨政府。

1945年4月以後，美軍已經攻佔硫磺島等日本週邊島嶼，日本海軍聯合艦隊基本被殲。此後日軍發起“神風特攻隊”的自殺攻擊，雖然沒有阻擋住美軍的攻勢，但也給美國人造成很大的心理壓力，擔心進攻日本本土之戰要付出巨大的代價，更加期望蘇聯出兵分擔美軍的犧牲，但蘇軍並沒有立即行動。日本人並不知道美蘇之間關於蘇聯出兵的密約，以爲史達林有可能出面調停美日停戰，所以通過外交途徑請蘇聯向美國轉達日本的停戰條件：保留國體（天皇制），日本自主撤軍，對日本不得實行軍事佔領，在割地賠款方面可以商議。這其實是一個有條件投降方案。
� 對此，1945年7月16日，美、英、蘇三國首腦（美國新總統杜魯門、英國新首相艾德禮、史達林）在柏林郊外波茨坦開會（蔣介石未被邀請），決定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起草了《波茨坦公告》。中國並沒有參加《波茨坦公告》的起草，只是在公告發表前，請中國在上面簽了字。7月26日，《波茨坦公告》以美、英、中三國首腦的名義發表，蘇聯因礙于蘇日中立條約尚在有效期間，當時未列名於公告。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後，《波茨坦公告》中添補了史達林的名字。

� 波茨坦會議期間，杜魯門接到原子彈試驗成功的消息，但對原子彈的威力仍然心中無數，所以還不敢拒絕蘇聯的幫助。1945年8月6日，美軍在日本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原子彈顯示出巨大的威力，一顆原子彈摧毀了整個城市。此後美國感到打敗日本可以不要蘇聯的幫助了，對蘇聯的態度強硬起來，從積極邀請蘇聯出兵，轉變爲反對蘇聯在亞洲擴張。同時蘇聯的態度也急轉直下，從等待觀望轉爲立即出兵，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史達林要趕在日本投降以前出兵，否則蘇聯就沒有出兵的藉口了。

�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接受《波茨坦公告》，無條件投降。美國和蘇聯在處理日本問題上立場對立，美國主張美國專管日本，而蘇聯主張共管，中國怕蘇聯駐進日本後，找藉口盤踞中國東北不走，因此贊成美國專管日本方案。蘇聯在對日作戰中並沒有付出什麽代價，沒有討價還價的本錢，最後只好同意美國專管日本。

� 在八年抗戰期間，中共的力量穩步發展，到1945年，中共的抗日根據地除了陝甘寧邊區外，在山西、河北、山東、河南，江蘇等省也建立了根據地，中共已有軍隊130余萬，民兵200余萬。日本投降後，中國的日占區出現了權力真空地帶，日占區成爲國共兩黨爭奪的肥肉。盟國約定中國戰區的日軍向蔣介石國民政府投降，中共無權受降，這當然是中共所不能忍受和遵守的，於是共軍獨自出兵，在解放區附近受降日僞軍。國共兩黨軍隊因爭奪日占區而發生的武裝衝突日益激烈，中國剛停止外戰，又開始了內戰。

� 在中國內戰氣氛越來越濃的情況下，美國出面斡旋中國的和平。美英蘇三大國統一了對華方針，即不干涉中國內政，避免直接捲入中國內戰。這時蘇聯的態度比較微妙，一方面蘇聯承認蔣介石國民政府，同意中共服從蔣介石政府的領導；但另一方面，蘇聯又把中共作爲與美國對抗的棋子，暗地�扶持中共，接應中共進入東北發展勢力，把繳獲日本關東軍的武器轉交中共。爲了避免國共兩党利用日僞軍打內戰，美國特別通告國共兩黨要遣散“僞軍”，不得對其進行改編利用，更不得利用日本軍事顧問和技術人員。

� 但國共兩黨誰也沒有理會美國的通告，私下改編“僞軍”，暗地�招聘日本軍事顧問與技術人員，爲打內戰作準備。日本投降時，中國的所謂“僞軍”主要有三大系統：汪精衛政府軍，華北政務委員會軍和滿洲國軍。汪精衛南京政府軍分七個集團軍：任道援第一集團軍，張嵐鋒第二集團軍，孫良誠第三集團軍，吳化文第四集團軍，龐炳勳第五集團軍，郝鵬舉第六集團軍，孫殿英第七集團軍，總兵力近30萬人；華北政務委員會軍由齊曼元統率，兵力5萬餘人；滿洲國軍兵力約40萬人。滿洲國軍被蘇軍繳械，國共則爭奪其他“僞軍”。除郝鵬舉第六集團軍向共軍投降，孫良誠第三集團軍大部被共軍解除武裝外，其餘“僞軍”被國軍接受，編入國民黨軍。

� 日本投降後，蔣介石接收了絕大部分日占區，又得到了數十萬投降日軍和汪精衛政府軍的裝備，吸收了數十萬“僞軍”，加之抗戰時得到的大量美援裝備，使重慶政府的軍事力量達到了有史以來的最高點，有軍隊約400萬，軍隊的裝備也大大好於戰前。由於重慶在軍事方面對延安有絕對的優勢，蔣介石試圖依靠其軍事優勢，一舉摧垮殲滅延安的共產黨政府，徹底解決共產黨問題。

� 但美國卻反對蔣介石的軍事滅共方案，希望用和平的方式解決國共之爭，在中國建立一個“強大團結民主之中國”。對美國的“聯合政府”方案，中共的態度十分積極，因爲延安的力量在抗戰中雖有很大的發展，但與國軍相比仍處於明顯劣勢。當時中共對國民黨的軍事優勢相當畏懼，以前被國民黨趕出江西退避延安的經歷仍然記憶猶新，並沒有想到國民黨軍隊已腐敗叢生，不堪一擊。加之蘇聯又採取“腳踩兩條船”態度，以支援國民黨爲主，扶持中共爲輔，使中共感到另一種危機感。當時中共的最佳選擇就是“維持現狀”，所以中共對1945年美國調停的“和談”具有相當的誠意。

� 與此相反，蔣介石對美國調停的“和談”並不感興趣，但在美國的壓力下，蔣介石不得不作出與共產黨和平談判的姿態。1945年8月20日，蔣介石給毛澤東發電，邀請毛澤東赴重慶談判，蔣介石在電文中說：“大戰方告終結，內戰不容再有。深望足下體念國家之艱危，憫懷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從事建設。如何以建國之功，收抗戰之果，有賴於先生惠然一行，共定大計，則受益拜會，豈僅個人而已哉！”

� 蔣介石邀請毛澤東到重慶也是有所考慮的。毛澤東隻身前往重慶談判，必定會有安全上的顧慮，如果毛澤東不敢來重慶，那麽蔣介石就可以向美國人說延安沒有和談的誠意。即使毛澤東前來重慶，毛澤東在客地談判的不利條件也較多。當時毛澤東的確對前往重慶有所顧慮，延安很多人也反對毛澤東去重慶，1945年8月22日，毛澤東給蔣介石回電：“爲團結大計，特派周恩來同志前來晉謁。”1945年8月23日，蔣介石再去電邀毛澤東：“承派周恩來先生來諭洽商，至爲欣慰。惟目前各種重要問題，均待先生面商，時機迫切，仍盼先生能與恩來先生惠然偕臨，則重要問題，方得迅速解決。國家前途實利賴之。茲特備飛機迎近，特再電馳速駕。”

� 這時史達林也來電，主張毛澤東應赴重慶談判。在此情況下毛澤東再不去重慶就十分被動，所以毛澤東給美國總統特使兼駐華大使赫爾利去電，要求在談判期間美國保證他的人身安全。於是赫爾利8月27日親自前往延安，接毛澤東和周恩來到重慶。毛澤東赴重慶前，中共中央召開了談判對策的緊急會議，會上決議：“國民黨在內外壓力下，有可能在談判中有條件地承認我黨地位，我黨亦有條件地承認國民黨的地位，形成兩党合作、和平發展的新階段。同時在不傷害人民根本利益前提下，作出適當讓步。”同時蔣介石也召集高級幹部開會，討論談判方針。國民黨的談判方針是：在軍事毫不遷就，在政治則可以適當寬容一些。

� 1945年9月3日，雙方談判開始，談判的出發點是“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毛澤東提出了中共方面的八項要求：

一、召開各黨各派和無黨派人士參加的政治會議。
二、重新選舉國民大會的代表,舊國大代表無效。
三、給人民以一般民主國家人民所享有的自由，即思想言論出版的自由。
四、給予各黨派合法地位。
五、釋放一切政治犯。
六、承認解放區的民選政權。
七、中共軍隊保留48個師軍力（後來毛澤東讓步爲28個師）。
八、中共參加受降。

� 蔣介石則提出了國民黨方面的意見：

一、軍隊問題：中共軍隊最多保留12個師，這是中央所能允許的最高上限。
二、解放區問題：不承認中共的解放區政府。在國民政府的主導下成立新政府，新建政府中可以安排中共方面的行政人員。
三、政治問題：改組國防最高委員會爲政治會議，由各黨派人士參加，共同參與政治。
四、國民大會問題：已經當選的國大代表仍然有效，但可在已當選者外，酌量增加中共代表的名額。

� 由於國共雙方立場相差太大，談判無法達成一致。談判期間，蔣介石與毛澤東單獨會談了約10次，但會談的內容至今尚未公開，無法知道蔣介石和毛澤東私下談了些什麽，兩人也沒有發表過對對方的看法。但據蔣介石秘書陳佈雷說，蔣介石曾對他說過：“毛澤東此人不可輕視。他嗜煙如命，手執一縷，綿綿不斷。但他知道我不吸煙後，在同我談話期間，競絕不抽一支。對他的決心和精神，不可小視。”10月9日，毛澤東離開重慶返回延安，10月10日，雙方發表了所謂“雙十協定”。

� “雙十協定”中，國共雙方在召開政治會議，開放思想言論出版自由，共產黨合法化，釋放政治犯等政治方面基本達成了一致。但在軍事方面，共產黨最後讓步保留24個師，國民黨方面最後讓步允許共產黨保留20個師，雙方仍沒有達成一致。在保留解放區的民選政權和國大代表問題上，雙方意見仍然分歧。雖然“雙十協定”中共產黨讓步較多，但仍不失爲一個平等的協定。

� “雙十協定”是國共雙方相互讓步達成的第一個和平協定，如果國共雙方能夠嚴格按照 “雙十協定”所規定的去做，建立一個民主和平的中國應有很大希望。但國共雙方卻是說一套，做一套，和平協定不過是一紙空文，雙方都不遵守，國共兩軍間的軍事衝突依然不斷。1945年11月，美國撤回了比較親蔣的美國總統特使兼駐華大使赫爾特，換上前陸軍參謀長馬歇爾爲美國總統特使兼駐華大使，表示美國有公平調解國共合作的誠意。馬歇爾來華瞭解到中國的現實情況後，說：“中國人的哲理與歐美人完全不同。歐美人怎樣說，他就怎樣去做；中國人則說法是說法，做法是做法，這就教人難於揣度了。”

� 中國的民衆深受八年抗戰之苦，不願意再打仗了，中國民間要求和平的呼聲很高。以知識份子爲主的民主黨派（民主同盟等）形成了中國的第三股政治勢力，開始向國民黨的獨裁政治挑戰。民盟雖然沒有槍，但在社會文化界有相當的影響，是一隻不可忽視的力量。在八年抗戰中，蔣介石利用戰爭，在國民黨內中形成了個人獨攬大權的獨裁體制。戰爭結束後，中國各界重新燃起政治民主化的呼聲，蔣介石除了在軍事上受到中共的挑戰外，政治上也受到民盟等民主黨派和國民黨內部民主勢力的挑戰。

� 1945年11月25日，西南聯大教授錢端升、費孝通等人發表關於內戰問題的演說，提出反對內戰，要求美軍撤離中國，組建聯合政府等主張，結果遭軍警干擾並開槍斷絕交通，引起了學生們的憤慨，於次日舉行罷課，天津、武漢、廣州等地的學生也發起學潮聲援。11月30日軍警與學生發生了暴力衝突，12月1日衝突升級，軍警向聯大師院校內投入兩顆手榴彈，炸死學生3人，傷數十人，造成所謂“一二一”慘案。

� “一二一”慘案後，引發了全國性的大規模學潮，各地學生和教師紛紛罷課遊行，抗議政府的暴行。“一二一”慘案同時也給國民黨政府造成了不良國際影響，12月6日蔣介石致電雲南省主席盧漢，要他盡一切努力平息學潮，萬不得已時可以考慮把學生送去集中軍訓。12月8日，盧漢召集各校教授談話，12月9日又召集各校學生談話。盧漢表示要嚴懲兇手（兇手陳奇達、劉友沼宣判死刑），撫恤傷亡學生，賠償損失後，學生方面感到滿意，各校決議於12月17日複課。但仍有少數學生認爲學生代表太軟弱，主張改組罷課委員會，繼續罷課。後來政府方面宣佈12月17日仍不復課的學生一律開除，學潮開始走向平息。

� “一二一”學潮是抗戰後的第一次大規模學潮，以政府方面妥協讓步而結束，從此中國各大城市中的各種學潮此起彼伏。當時國民黨統治區之所以頻繁發生大規模學生運動，主要是因爲人們痛恨蔣介石政府的貪污腐敗。雖然蔣介石每次以比較低的姿態處理學潮，但並未能遏制學潮，各種反政府學潮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趨勢。蓬勃的反政府學生運動也是導致蔣介石政府垮臺的一個原因。

� “雙十協定”後，國共兩軍的武裝衝突依然不斷，使美國人開始考慮採用強硬性和平調停。馬歇爾來華後，向蔣介石轉達了杜魯門總統的意思：立即停止內戰，實現民主和平的統一。如果國民黨繼續進行軍事行動，就停止一切軍事和經濟援助。蔣介石對美國的強制性和平調停深感不快，認爲馬歇爾受了中共矇騙，爲中共幫忙。蔣介石在日記反省錄中寫道：“馬歇爾對餘之認識雖漸增加，然其受共黨之麻醉日甚。美國民族之易受人欺斑，甚老練如馬氏者尚且如此，其他更可知矣。不禁爲世界前途擔憂也。”

� 中共則很歡迎美國的和平調停，對馬歇爾寄予相當的希望。周恩來向馬歇爾表明：只要不讓中共交出軍隊和根據地，重蹈1926年到1937年間的覆轍，中共願意承認蔣介石主席的領導，願意作爲國民政府名下的一個地方政府，參加國民黨聯合政府。馬歇爾同意中共作爲國民政府下一個自治政府的方案，同意中共擁有一定軍隊。蔣介石在美國的壓力下，不得不考慮建立與共產黨分享權力的聯合政府問題，但蔣介石只準備讓中共在政府機構中充當可有可無的角色，不讓中共分享實權。

� 1945年12月27日，國共雙方在馬歇爾主持下，成立馬歇爾、國民黨代表張群和共產黨代表周恩來組成“三人小組”（又稱馬歇爾三人委員會），展開認真負責的談判。1946 年1月10日，“三人小組”主持簽訂了《國共雙方關於停止衝突，恢復交通的命令和聲明》，向國共兩軍發佈“一切戰鬥立即停止；軍隊調動一律停止”的命令，要求雙方最遲在1月13日午夜前停戰。1月13日，蔣介石和毛澤東也分別向兩軍下達停戰令，中國內戰一度出現和平解決的趨勢。

� 1946年1月31日，在“三人小組”調停下，國民政協會議通過了《和平建國綱領》五項提案：

一、國民政府委員會爲國民政府最高國務機關。國民政府委員名額爲四十人，其中半數由國民黨人擔任，其餘半數由其他黨派及無黨派人士擔任。
二、1946年5月5日召開國民大會，國民大會的名額由現在的1200名增加到2050名。
三、和平建國的綱領：“遵奉三民主義爲建國最高指導原則，在蔣主席領導之下，建統一、自由、民主之新中國。”
四、軍隊屬於國家，任何黨派及個人，不得利用軍隊作爲政治鬥爭的工具。
五、組織憲法草案審議委員會，起草立法、司法、監察、考試、行政分立的“五權憲法”。

� 《和平建國綱領》通過後，蔣介石發表談話表示完全擁護，說“今後中正無論在朝在野，均必本著公民應盡的責任，忠實的堅決的遵守本會一切決議。”但實際上蔣介石在具體執行《和平五案》時，卻製造了層層阻力。1946年2月25日，三人小組又通過整軍方案，在確認蔣介石領導地位的情況下，給予中共一定的軍權。整軍方案的主要內容爲：

一、軍隊領導：國民政府主席爲中國陸海空軍最高統帥，最高統帥有任免所屬軍官之權。但在整編軍隊過程中，撤免中共軍隊的高級軍官時，應由中共代表所提名的軍官遞補。
二、陸軍縮編：一年後全國陸軍縮編爲108個師，其中共軍占18個師。
三、軍隊配置方案：東北地區配置6個軍（每軍三個師），其中中央軍5個軍，中共軍 1個軍；華北地區配置11個軍，其中中央軍7個軍，中共軍4個軍；華中地區配置10個軍，其中中央軍9個軍，中共軍1個軍；西北地區配置5個軍，均爲中央軍；華南地區配置4個軍，也均爲中央軍。

� 這個“容共”的整軍方案，是在馬歇爾的壓力下達成的，蔣介石對此並不滿意。蔣介石在2月28日的日記反省錄中寫道：“與中共商定統編其所屬部隊爲十八個師之方案，業已簽字。此爲政府最大之損失。”中共方面對此協定中中共軍隊的比例較少也不很滿意，但認爲可以接受。此時中國在馬歇爾的調停下，中國內戰一度停火。馬歇爾和三人小組從2月28日起，赴北平、張家口、延安、漢口地區視察了六天，馬歇爾在延安會見了毛澤東。本來馬歇爾還準備到東北視察，接到美國政府要他回國報告中國調停的進展情況，馬的東北視察未能成行。

� 1946年3月11日，馬歇爾返美，三人小組暫停工作。可是馬歇爾一走，國共間的軍事衝突又重新開始了。

1944年日軍發動的“一號作戰”，把蔣介石政府的腐敗完全暴露於世人面前。西方記者看到前方毫無秩序敗退下來的軍隊，士兵們衣衫襤褸、面黃肌瘦，武器殘破不全，無力行走的傷兵被扔在路旁無人過問。軍用車輛上裝載的不是武器，而是軍官們的私人財物。中國軍官寧可扔掉武器，也要保住個人財産的行爲，使人很難想象他們有與敵人死戰到底的決心。更讓西方人吃驚的是，中國高級軍官們竟然帶著妻妾上前線，這在其他國家的軍隊中是無法想象的。日本報紙上不時報道日軍在戰場上俘獲中國某某將官的妻妾，作爲日本國內的笑談。
國民黨腐敗官員層層克扣本來就不多的軍費，前線戰鬥部隊的軍餉經常拖欠，有的部隊甚至連足夠的軍糧都領不到，士兵們掠奪搶劫老百姓成爲家常便飯。軍官們爲了貪污軍餉，往往多報士兵的人數，一般部隊的實際士兵人數，只有紙面上人數的三分之二左右。加之國民黨軍採用“抓壯丁”的強徵士兵方式，士兵逃亡十分嚴重，從福建強徵的士兵，只有十分之一到達貴州前線。1944年參加“一號作戰”的日軍基本都是裝備訓練較差的預備役軍隊，但在中國軍隊面前還是“戰無不勝”。

抗戰末期由於國民黨的腐敗，國民黨軍隊的素質比1937年抗戰初期時下降了很多。加之抗戰末期物價飛漲，國民黨高級軍官爲了確保經濟收入，各軍隊開始經商，軍官們把大部分精力放在經商上，更加削弱了軍隊的戰鬥力，各城市的城防司令部成爲變相的商業性機構，商人要依託軍人的特許和保護才能從事商業活動。蔣介石的侍從唐縱在1944年 6月29日的日記中寫道：“在東南走私經商的不是黨政機關就是軍隊，而純粹商人走私經商已不容易了，這是實在的話。今日犯科作奸的都是有力量的人，政治的敗壞，自上而下，所有經濟政治軍事全壞了。如果不能徹底有所改革，社會真是不可收拾。”

1944年7月蔣介石在黃山召開“整軍會議”，會上討論的不是對日作戰的戰略戰術問題，而是中國軍隊的體制弊病。蔣介石在會上氣憤地說：“自從這次中原會戰與長沙會戰失敗以來，我們國家的地位，軍隊的榮譽，尤其是我們一般高級軍官的榮譽，可以說掃地以盡。外國人已經不把我們軍人當做一個軍人，這種精神上的恥辱，較之於日寇侵佔我們國土，還要難受。，，，在撤退的時候，若干部隊的官兵，到處騷擾，甚至姦淫擄掠，弄得民不聊生，這樣的軍隊，還存在於今日的中國，叫我們怎樣做人？，，，我看到紅十字會負責人送來的一個在貴州實地看到的報告，報告新兵輸送的情形，真使我們無面目做人，真覺得我們對不起民衆，對不起部下！據報告人親眼看到的，沿途新兵，都是形同餓殍，瘦弱不堪，而且到處都是病兵，奄奄待斃，有的病兵走不動了，就被長官槍斃在路旁，，，，。我常常聽到各地來渝的人說，我們各軍事機關的主官，交際應酬真是應接不暇，有的一頓飯要吃兩、三處地方。我聽了這種報告，真是痛心！現在是什麽時候，前方官兵過的是什麽生活？而我們天天還在宴會，我曾經三令五申，不許隨便請客，但是大家一點都沒有做到，腐敗墮落到了這種地步，試問我們成什麽軍隊？成什麽政府？”

儘管蔣介石下決心整頓軍風軍紀，要求大家“知恥圖強”，但該次整軍並沒有收到多大效果。國民黨軍隊的腐敗，恐怕比蔣介石親口描述的還要糟糕一些，大概不會有人指望這樣腐敗的軍隊還能打勝仗。1944年末，國民黨佔領區已經縮小到西南數省，重慶被日軍佔領好象已經是時間問題了。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人對國民黨政府的失望也是不難理解的。

作爲對照，延安共產黨的表現給美國人留下了深刻的影響。美國人最早到達延安的是一批新聞記者，這些記者異口同聲地報導說延安共產黨政府行政清廉，軍隊的軍紀軍風良好，深得老百姓的支援。美國記者的報導使不少美國人把中共視爲中國“進步勢力”的代表，稱延安代表“民主的中國”，而重慶代表“封建的中國”。美國新聞界對中共的正面評價也影響了美國政界的對華政策，美國人不得不考慮，美國支援一個腐敗無能的政府，並予以大量的物質援助，這樣做值得嗎？如果把這些援助提供給清廉進步的中共，是不是會得到更好的效果呢？

前中國戰區美軍最高參謀史迪威，單純從軍事上考慮利用共產黨的軍隊打擊日本人，而美國總統羅斯福考慮的更遠一些，他希望把中共從蘇聯拉入美國一邊，不僅成爲美國軍事上的同盟，而且成爲戰後美國政治上的同盟。當然在美國反共的大氣候下，羅斯福不可能支援中共建立政權，於是萌發了建立國共聯合政府，把中國變成美國的一個有生命力盟友的想法。

另外很多美國人並不認爲中共是真正的共産主義政黨，美國大使館官員戴維斯在寫給國務院的報告�評價中共說：“中共�面基本上沒有真正的共産主義者，與其說他們是共產黨，不如說他們是一個農民民主黨。”同樣蘇聯的史達林也稱中共是“馬戈林共產黨”（馬戈林：MARGARLINE人造黃油、非純正的）。

1944年6月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訪問重慶時，提出美國要派一個代表團到延安，蔣介石迫於美國的壓力，只好同意美國派一個十幾人至二十幾人的小型代表團到延安，團長爲鮑瑞德，代表團中還有中共的“朋友”，美國大使館三等秘書謝偉斯。謝偉斯在重慶美國大使館任職期間，就與中共重慶辦事處的周恩來等人結爲朋友。1944年8月23日，毛澤東同謝偉思談話時說：“中共並不指望俄國人的幫助。美國不必擔心我們不肯合作，我們一定合作，我們必須得到美國的幫助。”

毛澤東向美國放出“遠蘇近美”的氣球，也是有國際背景的。毛澤東執政後，在中共黨內批判了王明的“國際派”，1942年的“整風運動”後，更進一步肅清了“國際派”在中共的影響，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而蘇聯一直支援王明，所以毛澤東上臺後，中共和蘇聯一直存在不小的分歧。抗戰爆發後，蘇聯主要援助的是蔣介石政府，對延安並沒有多少實質性的援助，所以中共考慮放棄蘇聯而與美國結盟的可能性。

這時中共在理論上也開始擺脫共産主義的色彩，毛澤東發表了《新民主主義論》，表明中共當前的任務不是搞社會主義，而是搞基於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新民主主義”。毛澤東提出：在中國搞社會主義是在實現“新民主主義”後，國家完成工業化建設以後的遙遠事情。中共的“新民主主義”設想在某種程度上打消了不少美國人對中共搞赤化的恐懼感，謝偉斯寫給美國國務院的報告中說：“毛澤東並不想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國家，相反中共試圖依靠資本主義來發展中國落後的經濟。現在中共與蘇聯以及共產國際並沒有密切關係，中共認爲美國比蘇聯更可以依賴。”

中共明白美國人喜歡“民主”，所以儘量樹立民主的形象贏得美國人的好感。中共聲稱在他們的解放區�，地方政府已經或者正在由人民選出，中共在地方政府組成方面，實行“三三制”，即黨內人士、黨外民主人士、工農代表人士各占三分之一。同時召開邊區參議會，實行與黨外民主人士的民主合作。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演說》中說：“共產黨是爲民族，爲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它應該受人民的監督，而決不應該違背人民的意旨。它的黨員應該站在民衆之中，而決不應站在民衆之上。各位代表先生們、各位同志們，共產黨的這個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原則，是固定不移的，是永遠不變的。”

1944年秋開始，美國開始考慮在中國建立國共兩黨的“聯合政府”。1944年8月以羅斯福總統特使身份來華的赫爾利，擔任起國共兩黨的調停人。當時中共由於處於劣勢，缺乏國際支援，所以對美國的“聯合政府”提案非常積極。1944年9月25日，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宣佈：贊成美國指揮官指揮全部中國軍隊。10月23日，中共代表林伯渠、董必武在重慶約見赫爾利，要求赫幫助中國建立一個真正民主的聯合政府。相比之下，蔣介石則對美國的“聯合政府”提案非常消極，只是爲了不得罪美國人，才不得已勉強與中共進行談判。

1944年11月7日，赫爾利親自前往延安訪問，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人到機場迎接。11月8 日，赫與毛澤東、周恩來會談，達成了建立聯合政府的五項建議，11月9日毛和赫代表雙方在協定上簽字。毛赫達成的五項建議是：

一、中國軍隊統一。
二、國民政府改組，建立一個由各黨派及無黨派人士組成的聯合政府和聯合軍事委員會。
三、聯合政府遵循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保障思想信仰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以及結社和集會的自由。
四、美援物資在所有抗日武裝間平等分配。
五、聯合政府承認中囯共產黨等所有抗日黨派爲合法政黨。

由於赫爾利是美國的反共分子，中共擔心赫爾利在國共兩黨的調停中偏袒國民黨一方。延安談判之後，中共對赫爾利是否會向美國政府正確轉達中共的本意亦不放心，又托美國財政部代表弗�德曼帶一封信，請他回國後轉交給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這封信由周恩來寫成，信中說中共對國民黨政府不進行政治改革感到失望，希望美國直接援助延安，並邀請摩根索訪問延安。

11月10日，赫爾利和周恩來一起從延安返回重慶後，羅斯福正式任命赫爾利爲駐華大使。赫爾利向蔣介石彙報他與毛澤東達成的五項建議，但蔣介石對建立一個有共產黨參加的聯合政府毫無興趣，因爲這樣要使國民黨失去獨攬政權的資格。11月22日，蔣介石提出三項反建議，答應承認中共爲合法黨派，前提是中共軍隊與國民黨軍隊合併。蔣介石同意軍事委員可以接受數名共軍高級將官加入，但沒有同意與中共成立聯合政府。蔣介石反對毛赫五項建議，使赫爾利很失望，但赫爾利又接納了蔣介石的三項建議，試圖說服中共讓步接受蔣介石的反建議。

中共對赫爾利的搖擺不定感到憤慨，毛澤東指責赫爾利爲什麽和他簽訂了五點建議，又倒過去同意蔣的三點建議。毛澤東對美國延安代表團團長鮑瑞德說：“延安不是傻瓜，也不是籃子，要靠人施捨。，，，如果美國不援助，還可以轉向英國和蘇聯嘛！”但毛澤東仍建議在可能的情況下與美國進行合作。赫爾利的這次調停失敗，與他自己的立場搖擺不定有很大關係。

儘管中共不接受蔣介石的三點建議，但聲明無意關閉和談之門。中共發現赫爾利等人是親蔣的，但也有鮑瑞德等一些美國人是親共的，中共想衝破蔣介石和赫爾利的封鎖，直接與羅斯福及美國政府建立聯繫。1945年1月9日，毛澤東交給迪克西使團代理團長克羅姆利少校一封信，請他通過軍事渠道轉給羅斯福。毛澤東在信中表示中共希望派出一個代表小組到美國訪問，對美國政府和人民直接講述中國的複雜內部問題。如果羅斯福同意，毛澤東、周恩來打算親自赴美國訪問。從現在披露的情報來看，羅斯福並沒有收到毛澤東的信，是誰扣留了毛澤東的信已無法查明。


1945年1月24日，國共雙方的談判再開。中共代表周恩來堅持在聯合政府建立以後，才能移交軍隊，而蔣介石則堅持共產黨先解散他們的軍事組織以後，才能開始談判聯合政府的問題。最後雙方於２月３日發表了一項聯合建議，提出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以取代現行的國民大會，爲建立民主憲政開闢道路。但在統一軍隊和共產黨參政問題上，雙方沒有達成共識，還需要進一步談判。

1945年2月23日，朱德經由美軍官艾芬士上尉向美軍中國戰區最高參謀魏德邁申請二千萬元美元貸款，作爲對日作戰經費，被赫爾利阻止。中共一直無法與美國政府高層官員直接取得聯繫，打不開對美局面，並且又得不到蘇聯的實質性支援。1945年6月，毛澤東在七大會議上發表了《愚公移山》講話，表達了中共即使沒有國際支援也要堅持到底的決心，同時批評蔣介石政府“要把中國引向黑暗”。

正在美國撮合中國聯合政府之時，1945年2月4日美英蘇三國首腦在蘇聯雅爾達召開了雅爾達會議，會上羅斯福背著中國政府，與史達林簽訂了出賣中國主權和領土的“雅爾達協定”，以換取史達林的對日出兵。“雅爾達協定”關於中國的內容如下：

一、外蒙古脫離中國獨立。
二、大連港爲國際商港，蘇聯在該港具有優先權。
三、蘇聯租借旅順作爲其海軍基地。
四、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由中蘇雙方共同經營。

羅斯福沒有向蔣介石透露雅爾達會議的內容，蔣介石預感到雅爾達會議對中國將是十分不利的。蔣介石在2月8日的日記中寫道：“今日見羅、邱、史黑海會議第一次公報，一如所預料。其結果與英、俄協以犧牲我乎？”3月15日，蔣介石通過中國駐美使館得知雅爾達密約的具體內容後非常憤慨，他在3月15日的日記中寫道：“閱此，但有痛憤與自反而已。雅爾達果己賣華乎？惟如何可以斷定，此次黑海會議，俄國對日作戰已有成議。果爾，則此次抗日戰爭之理想，恐成夢幻矣！”

當時蔣介石最擔心的就是蘇聯出兵。蔣介石沒有估計到日本會那麽快投降，以爲日本還能堅持一年左右，所以蘇聯一旦出兵，蘇軍就會以消滅在華日軍爲藉口，進軍大部甚至整個日占區。蘇軍一旦進入中國，就不會輕易撤走，要換取蘇軍從中國撤軍，還不知道要付出多大的代價。更有甚者，如果蘇聯象處理東歐佔領區那樣，把進入中國的所到之處都建立共產黨政權，蔣介石政府的末日也就到了。

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萌發了與日本單獨停戰講和的念頭。蔣介石希望日本放棄汪精衛的南京政府，承認重慶政府爲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重慶與日本簽署和平協定，日軍從中國撤軍，把日占區交給蔣介石政府。蔣介石對日單獨講和的著眼點有二：一是一旦日軍撤出中國，蘇軍就沒有了進入中國的藉口；二是可以保證得到日占區的領土，防止共產黨趁火打劫。中國單獨與日本講和當然要得罪美國人，不過蔣介石認爲既然美國可以做出犧牲中國換取蘇聯對日作戰之舉，中國這樣做也不算背信棄義。

1945年3月16日，繆斌奉蔣介石的密令乘飛機來到東京，與日方密談單獨講和一事。當時繆斌名義上是汪精衛南京政府的立法院副院長，實際上卻與蔣介石有秘密聯繫。繆斌到日本時，攜帶一部可以與蔣介石直接聯繫的無線發報機，把密談的情況隨時報告蔣介石，並直接接受蔣介石的指令。

繆斌首先提出要直接與天皇會談，但繆斌並不持有蔣介石的親筆委任狀，也沒有什麽其他信物可以證明他是蔣介石派來的密使，一些日本人對繆斌的身份尚有懷疑，所以不同意繆斌見天皇，而是讓天皇的弟弟東久彌宮會見繆斌。3月18日東久彌宮會見繆斌時，開門見山地說：“在我們會談以前，請先生先回答我三個問題。”
繆斌說：“請講。”
東久彌宮問：“第一，重慶承認天皇嗎？”
繆斌答：“承認。”
東久彌宮問：“第二，爲什麽要與日本和談？現在美軍已顯示出壓倒性的優勢，直率地說，日本對戰爭已經絕望了。”
繆斌答：“重慶並不願看到日本完全被摧毀，因爲中國的安全也要依賴日本的繼續存在。如果日本在滅亡前與美國停戰講和，日本就會成爲中國的防浪堤，可以將蘇俄進入中國的危險防患於未然。”
東久彌宮問：“第三，爲什麽要直接與天皇會談？”
繆斌答：“日本政界沒有可信任的人物，唯一可以信任的就是天皇。”

東久彌宮對繆斌的直率回答很滿意，認爲繆斌是可以信任的人物。東久彌宮問起中國方面的和平提案，繆斌說中國的和平提案主要有三點：一、取消汪精衛南京政府，承認重慶政府的合法地位；二、日軍立即從中國撤退，將日占區移交重慶政府；三、中日單獨簽署停戰協定，中國負責斡旋日本於美國之間停戰講和。東久彌宮聽後認爲可以接受中國方面的和平提案。

1944年7月18日，東條英機內閣倒臺，小礬國昭繼任首相。小礬也十分支援繆斌帶來的和平方案，1945年3月21日，小礬首相召開了各大臣參加的“最高會議”，商討繆斌帶來的蔣介石和平方案。儘管小礬一再堅持與中國單獨講和，但陸軍大臣、海軍大臣和外務大臣均反對，他們認爲單方面從中國撤軍會導致軍心渙散，也反對抛棄日本支援了多年的汪精衛政府。最後小礬仍不死心，又直接向天皇提出與中國講和的方案，希望得到天皇的“聖斷”。但是天皇也表示反對，這樣失去了各方支援的小礬不得不辭職，1945 年4月5日小礬辭職後，由鈴木貫太郎繼任首相。鈴木也曾設法與重慶和談，但得不到軍部的支援，最後不了了之。繆斌得知日方的商議結果後感歎說：“日本的政治家都是豬腦子。”

繆斌這個人的一生也頗富傳奇色彩。繆斌1921年考入南洋公學（現上海交大）電氣科後，加入國民黨，1923年黃埔軍校成立時，他出任無線電科教官。1925年2月東征陳炯明作戰中，繆斌組織了敢死隊，帶頭冒死沖入敵陣，一時被譽爲國民黨軍中的英雄人物。繆斌的勇名也使他的地位迅速上升，1926年北伐時，繆斌出任第一軍副黨代表（正黨代表爲汪精衛），1928年北伐勝利時，繆斌任陸軍中將。1929年，26歲的繆斌出任江蘇民政廳長的重職，但不久遭排擠下臺。此後繆斌一度留學美國，回國後隱居著書。汪精衛政府成立後，繆斌出任立法院副院長，但與蔣介石有秘密聯繫。

美軍佔領日本後，從日本檔案�發現中國單獨與日本秘密講和的資料，麥克阿瑟大怒，要傳中方代表繆斌出庭作證，但繆斌已被中國處死。原來抗戰勝利後不久，繆斌作爲漢奸被逮捕，並於1946年5月21日被處死。繆斌是蔣介石政府處死的第一個漢奸，不免讓人感到有殺人滅口之嫌。繆斌死後，繆斌的日本朋友爲他建了紀念碑；1950年，天皇的弟弟東久彌宮在東京主持了繆斌的追悼會；1991年在東京稻荷神社爲繆斌樹立“顯彰碑”，封繆斌爲“和平神”。日本人認爲應該感謝繆斌冒險到日本謀求和平的行動，繆斌最終因此而死，故樹碑表示紀念。

蔣介石政府雖然取得了抗戰的勝利，但是由於腐敗，卻失去了中國民衆的民心。在抗戰時的艱苦環境下，不僅底層的老百姓在水火中煎熬，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公務員、教師和學生也掙扎在饑餓線上，承擔著戰爭帶來的犧牲。可是他們周圍的有權有勢之人，卻明目張膽地在戰爭中聚斂財富，發戰爭橫財，這自然引起了人們的強烈不滿和憤恨。很多知識份子並非親共產黨，也不贊成共産主義，但他們更痛恨國民黨政權的腐敗，然而中國卻沒有第三條道路讓知識份子們選擇。

一些歷史學家著書說二戰後美國積極支援蔣介石反共，爲蔣介石出錢出槍打內戰，這是有違於歷史史實的。美國固然反共，但美國並不贊成蔣介石用武力消滅共產黨的暴力方法，而是希望蔣介石把共產黨作爲一個合法的民主政黨對待，用民主的方式解決共產黨問題。蔣介石則堅持用暴力方法消滅共產黨，這是美國與蔣介石政府的最大分歧點。

1943年開羅會議後，蔣介石多次向羅斯福索要10億美元貸款，並聲稱如果美國不給貸款中國就要停止對日作戰。蔣介石的作法激怒了包括羅斯福在內的很多美國人，他們說：現在美國就像欠了中國的債一樣，中國軍隊根本沒有想到自己有解放被佔領國土的義務，好像中國軍隊是美國的僱傭軍，對日軍作戰純粹是爲了幫助美國打仗，不給錢就不打。
更爲重要的是，中國並非真的沒有錢。據美國方面調查，當時中國富人在美國銀行的存款約有33億美元，如把這些富人的存款拿出來充作軍用，足夠再抗戰5年。支援重慶國府的富裕階層自己不肯出錢打仗，卻利用戰爭向美國伸手要錢，這讓美國人十分反感。美國國會自1942年2月批准向中國無條件貸款5億美元後，再也沒有批准向中國貸款一美元。

最初美國並沒有考慮向中國貸款，而是準備無償向中國提供武器裝備，讓中國軍隊承擔對日作戰的主要任務，就像美國無償提供蘇聯武器，讓蘇聯承擔對德作戰的主要任務一樣。而蔣介石政府卻提出要美國提供美金形式的經濟援助，對美元的熱情遠遠大於對武器裝備的熱情。美國人開始明白蔣介石的用心：試圖用美元來維持國民黨政府的獨裁統治。蔣介石把維持自己的統治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不願在對日作戰中消耗他的嫡系部隊，因爲在中國誰有更多的槍，誰就有更大的發言權。

1942年6月美國與中國簽訂《租借協定》，向中國提供價值爲35億美元的軍用物資。但這些援助物資，被腐敗的國民黨政府官員們視爲“唐僧肉”，大家都試圖從這�撈一把。裝滿戰略物資的卡車從印緬公路開進中國後，有很大一部份便下落不明瞭。不久這些戰略物資就出現在黑市上，不少軍用物資還通過走私的方式賣給了日本人。美國駐中國戰區最高參謀史迪威也向羅斯福密報很多美援物質都流到了日本人手中，把國民黨政府對軍用物資的走私貪污稱爲“二戰中最大的醜聞”。

另外掌握國民黨政府經濟運營大權的宋氏家族，更是藉機大發國難財。50年後的1983年，美國公開了聯邦調查局1943年的調查報告，其中這樣寫道：“宋氏家族對中國經濟具有極大的影響力，他們對金錢的慾望更超過對政治的慾望，美國5億美元貸款相當一部份已經裝入了宋氏家族的腰包。”美國財政部甚至還有人把宋氏家族戲稱爲“宋氏賊團”。

國民黨軍官也乘戰爭之機搜刮民財。管轄河南戰區的湯恩伯將軍，借戰爭之名向農民徵收 “特別稅”，把農民的最後一點存糧也強行奪走。湯恩伯的苛稅加上天候不好，造成了1942 年到1943年的河南大饑荒。當時河南農民有這樣的口頭禪：河南兩大害，黃河和湯恩伯。美國《時代週刊》的記者，到河南採訪報導了那�餓殍遍地，人吃人的慘狀。河南大饑荒的報導在《時代週刊》刊登後，在美國引起很大反響，美國人很反感中國政府不顧民衆的需求，強徵老百姓口糧的作法。宋美齡看到《時代週刊》的報導後大怒，認爲有損於中國政府的形象，要求《時代週刊》解僱寫該報導的記者，但被《時代週刊》拒絕。

1943年的開羅會議上，羅斯福向蔣介石問起河南大饑荒的情況，蔣介石卻對此話題表現的十分冷漠。羅斯福在開羅會議後說：“對於中國民衆的悲慘狀況，中國政府明顯缺乏應有的同情心”。另外蔣介石在1943年寫成了《中國之命運》一書，把中國貧窮落後的原因歸因於外國人的侵略掠奪，推卸中國政府的責任，讓美國人讀後非常不快。當時美國輿論界對蔣介石的評價是：“頭腦頑固的冷酷獨裁者”。

1942年2月美國向中國提供5億美元貸款後，要求中國匯報資金的使用情況，但重慶政府卻在美元匯率上做文章。當時法幣和美元兌換的官價是20元法幣兌換1美元，而黑市價格卻是3000多元法幣兌換1美元。在重慶一包香煙按照官價兌換的價格爲5美元，而在黑市上1美元就可以買到160包香煙。重慶政府則按照官方兌換價向美方匯報美元的使用情況，自然是數位水增，在重慶國府的報帳中，修建一個公共廁所的造價都要1萬美元，在美國傳爲笑談。

重慶國府由於經濟狀況惡化，不得不靠增發貨幣的方式來維持財政。據重慶國府公佈的貨幣發行額：1938年23億元、1939年43億元、1940年79億元、1941年151億元、1942 年底344億元、1943年753億元、1944年1894億元、1945年10319億元，抗戰8年期間貨幣的發行量居然增加了738倍。大量增發貨幣的結果造成了嚴重的通貨膨脹，物價暴漲。在重慶，不僅一般民衆食不飽腹，連中流知識份子家庭的生活都陷入苦境，而政府的各級官員卻乘機大發國難財，導致民怨載道。人們對蔣介石政府失去了信任，轉向支援共產黨的人越來越多，國民黨政權的傾覆已顯露端倪。

按照開羅會議的商議，中國軍隊將在1944年春季向緬甸日軍發動進攻，可是屆時中國軍隊卻遲遲不動。羅斯福多次催促蔣介石出兵，蔣介石以美國不給10億美元貸款爲由，要把第二次緬甸戰役推遲到1944年雨季以後。羅斯福被蔣介石的態度激怒，放出狠話：“如果閣下再不出兵，美國將斷絕一切經濟軍事援助。”在羅斯福的強壓下，蔣介石被迫出兵， 1944年4月，何應欽率新軍進入緬甸，開始了第二次緬甸戰役。

1944年春季開始，日軍又在中國大陸重新發起了攻勢。由於日軍在太平洋戰場上連連敗退，海上運輸線被美軍切斷，爲此日軍設想在中國大陸打通一條從滿洲到越南的陸上通道，攻佔美軍在中國大陸的軍用機場。日軍打通中國陸上通道的“一號作戰”開始後，結集50 多萬軍隊向豫湘桂地區大舉進攻。駐河南的湯恩伯守軍40餘萬，面對5萬多日軍的進攻，竟然全線潰敗，前後不過38天，河南全省就被日軍佔領。守軍司令湯恩伯首先脫離戰線逃走，而且還命令他部隊中800輛卡車中的600輛，爲他和他的妻妾親戚們搬運財寶傢俬。

面對日軍的進攻，中國守軍無心抵抗，軍官們則忙著把自己的親屬財産轉移到安全的內地，在戰場上甚至出現幾百人的日軍敗走上萬人中國軍隊的狀況。在歷時八個月的“一號作戰” 中，中國軍隊損失兵力五、六十萬，喪失河南、湖南、廣東、廣西等省大部和貴州一部，丟失大小城市146座及美軍空軍基地7個，飛機場36個。在已成爲強弩之末的日軍面前，中國軍隊居然連連潰敗，很多情況下甚至是望風而逃。

羅斯福對中國軍隊的表現非常不滿，爲甚麽中國軍隊一再敗退？羅斯福派副總統華萊士到中國視察，看看問題到底出在哪�。這時延安的中共乘機發動宣傳攻勢，聲稱他們想對日軍發起反攻，但國民黨政府不讓他們對日作戰，希望美國直接向延安提供軍事援助，50萬共產黨軍隊就會立即向日軍發起反攻。中共同時利用美國人喜歡民主的心理，大打民主牌，指責蔣介石政權不講民主。駐紮重慶的共產黨代表周恩來、林祖函等人，也頻繁出入美國在重慶的大使館，抱怨蔣介石政府壓制中共和其他民主黨派。

與蔣介石政府的避戰保存實力相比，中共的積極對日作戰姿態，以及尊重民主自由的宣傳，使不少美國人耳目一新，對延安大有好感。不少美國記者到延安採訪，也稱讚延安政府清廉，人民抗戰熱情高漲。羅斯福派副總統華萊士到中國時，特別提出要派一個觀察小組到延安視察。蔣介石最初不同意美國人訪問延安，但在華萊士的再三堅持下，被迫同意美國觀察小組訪問延安。

1944年6且18日華萊士到達重慶，蔣介石爲了給華萊士一個好印象，把重慶的乞丐全部關進了收容所，但華萊士對重慶政府的印象仍然很糟，華對蔣介石政府的評價是：“一個由地主、軍閥和銀行家支援的落後無知的政府。”華萊士到達第二個訪問地昆明後，向羅斯福發了如下的電報：“我們對蔣介石的支援恐怕是一項短期投資，他實在沒有治理戰後中國的智慧和政治力量，戰後中國的領袖大概將會通過政治變革或革命的方式産生出來。從現在的狀況來看，戰後中國的領袖出自後者的可能性更大。”

美國駐中國戰區最高參謀史迪威多次向羅斯福建議改革中國軍隊，這時羅斯福也開始感到史迪威的建議是必要的，考慮讓史迪威接替蔣介石擔任中國戰區的最高指揮官。1944年7 月7日，羅斯福發電給蔣介石：“鑒於中國戰局危急，我感到有必要讓史迪威指揮在中國的全部中國軍隊和美國軍隊，包括共產黨軍隊在內，，，。我理解閣下對史迪威將軍的感情，但是我找不出另外的人選，具有史迪威那樣的能力和決心，能夠實現我們打敗日本的遠大計劃。爲此我把史迪威晉升爲四星上將，請閣下把中國戰區的軍隊指揮權移交給史迪威將軍。”

由於中國軍隊在日軍“一號作戰”攻勢下連連慘敗，蔣介石也不好公開拒絕移交軍權。但作爲政壇老手的蔣介石，巧妙地使用拖延戰術，蔣介石給羅斯福回電說，原則上同意把中國軍隊的指揮權移交給史迪威，但請羅斯福給他一些時間，仔細考慮讓史迪威擔任全權指揮的具體辦法。同時蔣介石立即派宋子文到美國活動，拉攏美國政界要人爲他說情。

8月23日，蔣介石又接到羅斯福發來的電報，催促他把中國軍隊的指揮權移交給史迪威，這是羅斯福的第四封催促電報。因此蔣介石不得不作出一些表面的讓步，請羅斯福派一個特使來華協調移交軍權的工作。羅斯福便派赫爾利爲特使，於9月6日到達重慶。9月12 日，蔣介石與赫爾利特使的會談達成以下結果：一、史迪威的職務名稱定爲“中華民國陸、空軍前敵總司令”；二、史迪威親自指揮中國陸、空軍對日作戰，但作戰計劃須經軍事委員會審議；三、史迪威對其管轄部隊，可依據中華民國法律實施獎懲任免之權。

9月13日，史迪威會見了中共代表，中共代表轉交了八路軍總司令朱德致史迪威的電報，表示願意把中共軍隊的指揮權交給史迪威，史迪威大喜，答應給中共裝備五個美式機械化師。

雖然名義上史迪威已是中國軍隊的最高指揮官，但蔣介石仍然沒有把實權交給史迪威，羅斯福對此分外惱火。這時羅斯福又接到史迪威的來信，史在信中說蔣介石準備抽調緬甸遠征軍回國，意在坐等美國打敗日本的勝利成果。羅斯福的憤怒到達了極點，於9月18日發電給史迪威，並請史迪威轉交一封他給蔣介石的電報。羅斯福在電報中，用向部下發佈命令的方式說：“請立即把指揮權交給史迪威，一刻也不要再猶豫。”發完電報後羅斯福感歎說：“如果對方是歐洲國家政府的話，恐怕就不需要這樣的電報了。”

9月19日，史迪威持羅斯福的電報面見蔣介石，此時蔣介石正在重慶郊外召開高級軍事會議，赫爾利特使也在場。史迪威本想讓翻譯當衆宣讀該電報，但赫爾利阻止了史迪威，把電報譯文交給蔣介石，說：“閣下自己看吧。”蔣介石看了電文後，沉默片刻說：“知道了，立即散會。”等其他人離開會場後，房間�只留下蔣介石和宋子文，這時宋子文看到58歲的蔣介石，競像幼兒一樣抱頭嚎啕痛哭。羅斯福竟然不顧蔣介石國家元首的身份，用下命令的口吻讓蔣介石交出軍權，極大損傷了蔣介石的自尊心，以至於到失聲痛哭的地步。蔣介石在9月19日的日記中寫道：“實爲余平生最大之恥辱也。”

面對羅斯福的“最後通牒”，蔣介石已無法再拖延，於是轉用圍魏救趙戰術。蔣介石的戰術是：並不直接拒絕交出軍隊指揮權，而是說史迪威得不到中國人的信任，所以不能把指揮權交給史迪威，請羅斯福另派一個中國人可以信任的人選，他就同意交權。9月20日，蔣介石對赫爾利說：“中國軍民恐不能長此忍受史迪威的侮辱，此殊爲中美兩國合作之障礙物也。”另外，蔣介石把國家的名譽和蔣自己的名譽聯繫在一起，聲稱中美合作必須是友好、和善的，絕不能有一絲強制性，絕不容許損害“中國國家與個人的人格”。

9月24日，蔣介石和宋子文致電羅斯福，答應由美國人任中國軍隊總司令，但永遠不同意由史迪威擔任。9月26日，蔣又經宋美齡向羅斯福轉達了如下電文：“余對羅總統平時的主張與意見無不尊重，但關於中國之三民主義與中國之主權，以及中國國家與個人之人格，如稍有損喪，則餘必不惜任何犧牲，決不能因循遷就，否則即使聯盟國作戰完全勝利，則雖勝猶敗。餘決不能使中國赤化與主權動搖，並望友邦間能互相尊重人格也，，，。但無論美國如何變化，余自信抗戰根據地與軍隊，決不致崩潰。吾人如再恢復獨立抗戰之態勢，則對內政與軍事情勢，決不能比現在更壞，，，。惟事實證明，史將軍非旦無意與餘合作，且以爲受任新職後，餘將反爲彼所指揮，故此事因而終止。如羅總統指派之任何美國將領，而賦予友誼合作精神，以接替史將軍，余必竭誠歡迎，且將盡力之所及，支援其作戰，加強其許可權也。”

蔣介石表明了他的底線：“中國國家與個人之人格，如稍有損喪，則餘必不惜任何犧牲，決不能因循遷就，否則即使聯盟國作戰完全勝利，則雖勝猶敗。”這也就是說蔣介石把國家與個人的人格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而抗戰勝敗倒在其次。蔣介石不惜決裂的態度讓羅斯福感到爲難，9月25日以後，羅斯福一直苦苦思考，猶豫不絕。美國雖然不喜歡蔣介石，但也沒有其他解決辦法，華萊士說：“除支援蔣介石外，好像沒有別的辦法。現今中國的任何領導人或集團顯然都沒有足夠力量去接管這個政府。我們而所能作到的，只能是影響蔣氏採納中國進步人士的建議，對政府注入新的活力。”

10月6日，羅斯福給蔣介石致電說：可以考慮更換史迪威中國軍隊前敵總司令的職務，但建議保留史迪威對緬甸遠征軍的指揮權。蔣介石拒絕了羅斯福的建議。赫爾利則頻頻勸羅斯福讓步，更換史迪威以換取蔣介石的合作。10月12日，赫爾利給羅斯福去電說：“如總統支援史迪威將軍，則要失去蔣主席，甚至還可能失去中國，，，。請總統另派一位能夠與蔣主席協力合作的年輕將領。”10月18日羅斯福最後決定讓步，調回史迪威，派魏德邁出任蔣介石的參謀長和在華美軍司令。同時，把緬印戰區和中國戰區分離，中國戰區由魏德邁指揮，緬印戰區由索爾登指揮。

史迪威被召回國，蔣介石甚爲高興。10月21日，蔣介石在日記反省錄上這樣寫道：“對此事之隱痛，亦可謂極人生之所未有也，，，。中美已誤之國交，抗戰已頹之形勢，皆得由此啓起機鑰。此後軍事、外交與內政，乃可按計劃實施矣。”10月20日蔣介石在史迪威辭行時對史說：“我們性格各有所長，不如分地工作，各展其長。”蔣介石授予史迪威青天百日勳章，被史迪威拒絕，但史迪威在啓程前，卻向八路軍總司令朱德致電道別。

史迪威的繼任者魏德邁於10月31日到達重慶，魏德邁比較尊重蔣介石，不像史迪威那樣經常不留情面地批評蔣介石，因此蔣介石對魏德邁很滿意。蔣介石在11月16日的日記中對魏德邁作了一個評價：“此人直諒勤敏，可說毫無城府，與史迪威之性格，適屬相反。而其辦事精神之積極緊張，我國軍人應傚法之也。”

表面上看，蔣介石在與史迪威的抗爭中贏得了勝利，但蔣介石卻是事實上的輸家，因爲蔣介石搞糟了國民政府在美國人心中的形象，使美國不再積極支援蔣介石政府，所以蔣史之爭也爲日後蔣介石政府的垮臺埋下了伏筆。史迪威被招回後，曾在《紐約時報》上發表過多篇批評蔣介石政府的文章，進一步損壞了蔣介石政府在美國輿論界的形象。史迪威離任後，羅斯福對中國軍隊的抗戰徹底喪失了信心，連向中國軍隊提供武器的熱情也冷卻了。魏德邁上任後，向羅斯福提議用美式武器爲中國軍隊裝備三十六個師，併進行美式訓練，但被羅斯福擱置不理。

更爲嚴重的是，蔣史之爭降低了中國在美國人心中的地位。美國預計發動對日本的總攻要犧牲100萬以上的軍人，因此羅斯福希望中國共同出兵分擔美國的犧牲，可是中國的現狀使羅斯福對美中聯軍共同反擊日軍的設想完全破滅，不得不請蘇聯出兵分擔美國的犧牲。當然不給蘇聯好處，史達林是不肯出兵的，所以1945年美英蘇三國首腦的雅爾達會議上，羅斯福以出賣中國領土主權的方式，來換取史達林對日作戰，也可以說是蔣史之爭造成的間接後果。

蔣介石得知“雅爾達密約”後非常氣憤，曾一度派繆斌到日本，密談與日本單獨講和之事，但最後蔣介石還是被迫於1945年8月承認了“雅爾達密約”。蔣經國到蘇聯簽約時，向史達林解釋中國不能讓外蒙古獨立的理由：“我們抗戰的目的，就是收復失地。今天日本還沒有趕走，東北、臺灣還沒有收回，反而把這樣大一塊土地割讓出去，豈不失卻了抗戰的本意？我們的國民一定不會原諒我們，會說我們『出賣了國土』。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國民一定會反對政府，那我們就無法堅持抗戰。所以，我們不能同意外蒙古獨立。”史達林回答說：“你說的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但你也應該知道，今天並不是我求你來幫忙，而是你求我來幫忙。如果你本國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會提出要求。今天，你沒有這個力量，還要講這些話，就等於廢話！”

雖然史達林答應羅斯福向日本開戰，但史達林並沒有準備立即開戰。據最近俄國解密的秘密文件，當時史達林準備等美日中三國打得筋疲力盡後，再出兵佔領中國長江以北的北方，建立蒙古和滿洲國兩個國家作爲蘇聯的衛星國，把中國北部交給中囯共產黨，只把中國南部讓給美國。但美國發明了原子彈使史達林不得不改變計劃，蘇軍在美國投下原子彈後急忙出兵滿洲，但史達林瓜分中國的計劃已經落空。如果美國沒有發明原子彈，蘇軍出兵中國的結果就有可能使中國出現南北朝鮮那樣的國土分斷結局。

史迪威本人態度的確比較傲慢，對中國政府和軍隊的領導人缺乏應有的尊重，蔣介石要求撤換史迪威也是情理之中。中國的角度來看，羅斯福強要美國人指揮中國軍隊，無疑是對中國主權的粗暴侵犯。但當時的蔣介石國民政府過於腐敗，國際形象很差，還要依賴美國的軍事支援和經濟援助，所以無法無畏無懼地向美國抗爭。蔣介石試圖對羅斯福說“不”，結果導致羅斯福向蘇聯出賣中國利益、割讓中國領土的結局。總而言之，落後就要挨打受氣，這是近代中國無法擺脫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