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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njiunwang
威爾斯親王 | 2016-10-4 00:15:45

字畫爲介,建立友情

  楊鵬升,四川渠縣人,小陳獨秀21歲。青年時在渠縣街頭以賣字、刻章爲生,后因機緣巧合被四川軍閥楊森、李家钰等發現並資助他就讀北大,后留學海外。

  在北大就讀時,楊鵬升就喜歡蔡元培、李大钊、陳獨秀等人的文章,他積極參加新文化運動,與李大钊、胡適、高一涵也有交往。五四運動前夕,經時任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推薦,楊鵬升師從陳獨秀。陳獨秀非常賞識這個四川娃,兩人從此結下了深厚的師生情誼。

  陳獨秀艱難歲月里的忘年交五四運動以后,陳獨秀回到上海,楊鵬升則再度留學。楊鵬升留學歸國后,便投筆從戎,成了一名國民黨的軍官。一個是共産黨的總書記,一個是國民黨的軍官,雖然兩人走的道路不同,但生活情趣、愛好比較接近,彼此在心中都給對方留有一定的位置。

  “一·二八”淞滬會戰時,楊鵬升任國民革命軍第八十八師副師長,率部英勇抗擊日軍,愛國之心深得陳獨秀的贊許。再加上相似的愛好,兩人的關系有了很大的發展。

  楊鵬升對書法、國畫、金石及園藝皆有造詣。同時,他與齊白石、徐悲鴻、劉開渠、張大千、郭沫若等都有深厚情誼,謙稱是他們的“門下”。陳獨秀對他的精湛藝術很欣賞。楊鵬升曾爲陳獨秀精心刻陽文“獨秀山民”四字章,陳獨秀給朋友寫字或寫信,常常蓋上“獨秀山民”章。這枚章被陳獨秀視爲珍寶。他曾對楊鵬升贊賞地說:“鵬升,你刻的四字章,把我家鄉那座獨秀山的秀氣挺拔之勢,以及我對故鄉的思念之情,全部精雕細刻其中了。”

  楊鵬升的夫人包和平是滿族人,原爲楊家丫頭,楊因結發妻不育,后納其爲妾。楊夫人身材高大,稍胖,但不失文靜、賢淑,擅長國畫,爲女中一秀。陳獨秀常寫條幅,請她作畫,或者由包和平作畫,請陳獨秀題字。他們交往中,不談政治,只談字畫和友誼。

  八七會議后,陳獨秀便離開了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領導崗位,他心情郁悶,加之又要躲避國民黨特務的監視和騷擾,因此便把很大一部分時間和精力用在研究中國的文學藝術上。正是在字、畫等文學藝術的“撮合”下,陳獨秀與楊鵬升結下了深厚的友情。

  成爲忘年交

  1938年武漢淪陷,楊鵬升調往成都任川康綏靖公署少將參謀,陳獨秀也于這年秋隱居四川江津鶴山坪。兩人交往更加頻繁,他們相互交流,索要字畫、印章、拓片等。同時,楊鵬升在經濟上仗義救助窮困潦倒的陳獨秀,金錢少則三百元,多則上千元,物品則有銀耳等滋補品。

  1939年,陳獨秀身體不適,準備去重慶看病。他于12月30日寫信給楊鵬升;“告日內擬往重慶就醫,或住渝三星期,並寄《告少年》一篇。”1940年2月,陳獨秀再函楊鵬升,告知他“已于6日由江津起身來渝,住寬仁醫院”。楊閱后,即托章士钊從重慶轉給陳獨秀三百元彙票,讓陳獨秀作爲住院醫療費用。陳獨秀收到這三百元之后,于2月26日致信楊鵬升,說:“頃行嚴兄(章士钊)由渝轉來16日手書並彙票三百元一紙,不勝惶恐之至!此次弟留渝二星期,所費有限,自備差足,先生此時想必亦不甚寬裕,賜我之數,耗去先生一月薪金,是惡乎可……”

  陳獨秀與楊鵬升的互相體諒與關懷,著實讓人稱羨。那時,楊鵬升一家老小二十多口,全靠他一人供養,每月開銷至少五百元,經濟上也不算寬裕,多虧了他夫人包和平會當家理財,加上她通情達理,內心也崇拜陳獨秀,這才慷慨解囊,仗義救助隱居江津、處境極其困難的陳獨秀。

  有時,楊鵬升是從陳獨秀來信中知道他經濟困難,每當這時,楊鵬升就會隨時設法給他寄錢去。1940年后,大批難民避難江津。人口的猛增,引起彈丸之地的江津城物價尤其是糧價暴漲,鶴山坪的大米漲到每升三十余元,縣城的大米更要高出一兩倍,這使得貧病交加的陳獨秀生活更加窘迫,日子難熬。

  1941年11月22日,他在致楊鵬升的信中說,他家“每月生活費可達六百元,比上年增加一倍”,不得不靠“典當度日”。楊鵬升接信后,與夫人商量,先后寄給陳獨秀兩千多元。楊鵬升知道陳獨秀“無功不受祿”,有時就以向他索取字條、字聯、碑文、金石篆刻甚至要他爲自己的父親寫墓志等爲由,或者以某先生托轉之由,分期分批地給他寄錢,接濟陳獨秀,就連陳獨秀用的信箋、信封都是楊鵬升提供的。陳獨秀心中也有數,有時他以寫條幅,或贈其作品如《中國古史表》《韻表》和《告少年》詩作以相謝。他曾幾次寫信問楊鵬升,托轉寄兩千二百元錢的“某先生”是何人?楊鵬升一直避而不答,被迫問得緊,無奈只好作答“某先生”爲“晉公”,但“晉公”究竟是誰,在陳獨秀的心中一直是個無法解開的謎……

  就這樣,在互相尊重和彼此信賴下,陳獨秀與楊鵬升終成忘年交。

  “除卻文章無嗜好,世無朋友更淒涼”

  雖曾爲師且年齡較長,但陳獨秀每封信的開頭稱楊爲“老兄”“先生”,稱楊夫人爲“嫂夫人”,落款爲“弟獨秀”“手�”“叩”等,書信最長的有三頁,最短的幾十個字。在信中,兩人或作學術探討,或傾訴衷腸。其中一封複函楊鵬升的信中說:“弟前在金陵獄中,多承蒙蔡先生照拂,今乃先我而死,弟之心情上無數傷痕中又增一傷痕矣。”陳獨秀感傷自己每次入獄,蔡元培都發救援電文,今卻先自己而去。

  還有一封寫于1939年5月5日的信。陳獨秀的嗣母于此前兩個月去世,其悲傷之情在給楊鵬升的信中表露盡至:“弟遭喪以后,心緒不佳,血壓高漲,兩耳日夜轟鳴,幾于半聾,已五十日,未見減輕,倘長久如此,則百事俱廢矣!”1940年陳獨秀病情日益嚴重之時,他幾乎每月都給楊鵬升寫信,經常在信中說“兩耳轟鳴”“血壓又漲”“頭昏眼花”之類的話,知己情誼,溢于言表。

  1942年4月,楊鵬升收到陳獨秀的最后一封信。陳獨秀在信中表達了對楊鵬升多年來的資助“內心極度不安,卻之不恭而受之有愧”的心聲。陳獨秀病逝后,楊鵬升很悲痛,在信封的背后寫下“此爲陳獨秀先生最后之函,先生五月二十七日逝世于江津,四月五日書我也。哲人其萎,怆悼何極”。痛失摯友之悲,表露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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