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他算不算英雄，但我敬重他。





                    好人王三官



                              保長



    太陽從三官廟的窗外透進來，照在凹凸不平的磚地上、照在紅漆班駁的供桌上、照在人們木然的臉上。明晃晃的光線里，無數白色的小點子七上八下，撩得人心煩。用拂塵拍打一下，細小的灰塵卻更加熱鬧了，紛亂地飛舞著，直往人的眉毛和鼻孔上撲過來。

    王三官只好歎了口氣，不再理會這些惱人的塵埃。



    這是民國三十二年農曆七月十五，中元節，王三官忘不了這個日子。

    這一天，是“地官”清虛大帝的生日，也是俗稱的“鬼節”。每年的這個時候，四周的鄉民都會聚集到三官廟，超度亡靈、送鬼魂回陰間，今年就更是如此了。

    1943年，豫中的人命比蝼蟻還要賤，田野上布滿了新起的墳茔。大家一邊祭奠著逝去的親人，一邊望著飄動著的招魂幡，心頭都在想：今年的冤魂野鬼一定格外的多，再這樣下去，人間也快要變成鬼的世界了。

    這一天也是舞陽縣發布“鄉村選舉結果”的日子。中午的時候，縣里的告示貼到了大窪村三官廟的牆上，榜文上赫然寫著王三官的名字——他當選了“河南省舞陽縣保和鄉第十六保”的保長。

    這個消息使人們憂傷的面孔上浮起了一絲欣慰的笑容：“好了，好人王三官當上了地保，日子要太平一些了”。

    可是，王三官卻有點做夢的感覺。

    老王家祖宗三代沒有出過秀才，也不曾有人當過官。今天，自己忽然成了縣政府任命的“保長”，見到蓋著縣長手印的委任狀，王三官心里的惶恐遠遠大于愉快。



    說真的，要不是因爲亂世災年，王三官是不可能當上這個保長的。

    王三官本名王緣道，字慕仙。他是河南省舞陽縣大窪村人，家里有三十幾畝旱地、還雇著長工，算是個不大不小的地主。

    王三官的父母先前生過六個孩子，除了一個女孩，其他的都夭折了，到了王家老漢四十五歲那年的正月十五，才終于又得到一個寶貝兒子。算命先生看過相，說這孩子和“上元天官”紫微大帝同一天生日，必是天官賜福、與仙道有緣，需要多親近寺廟、多行善舉，而且還不能太早成家……如此這般，方可以安享天年、長命百歲。

    因爲這個，孩子起名叫“王緣道”。從小到大，事無巨細，他始終保持小心謹慎、與人爲善的態度，時刻躲避是非、保命養生，是個處處殷勤客氣的老實人。



    王緣道也曾經讀過幾年書。

    在學堂里，教書先生搖頭晃腦地念經：“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先生照例是不做任何講解的，學生也只好稀哩糊塗地跟著背誦，背不出來的時候就打手心。

    有的小孩被戒尺打了幾頓，忽然間明白這些莫名其妙的話是什麽意思了，于是就算“啓蒙”成功。而有的人，挨了打以后只會哭，越哭越不開竅，那就說明“沒被孔老夫子看上眼”、不賞他讀書做官的飯。王緣道就屬于后一種人。

    四書五經念了一遍，王緣道只記住了一句話——“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教書先生對王家父母說：孩子沒開化不要緊，只要記住這段話，就可以一輩子做好人了。

    于是，王緣道就回家做好人去。



    根據算命先生的指示，王緣道是命中注定要“親近寺廟”的。

    大窪村附近有個三官廟，廟宇不大，只有一院一殿，也沒有專門的廟祝。王緣道從十四歲就義務承擔起這座小廟的雜務，打掃衛生、整理香燭、印制木刻神像，過年的時候還挨家挨戶送一張“天官賜福”的年畫——雍容華貴的天官神仙穿著大紅袍、拿著玉如意、帶著五個吉祥童子，一副長壽多福的模樣。十分惹人喜愛。

    時間長了，人們也就習慣了王緣道在三官廟里的角色，干脆稱呼他爲“王三官”，他原本的名字反而漸漸被大家淡忘了。



    王三官二十七八歲也沒有成親，這倒也不能怪他。按算命先生的吩咐，他必須滿了二十五歲才可以談婚論娶，可到了二十五歲那年，豫中遇上了大災荒，先是洪災、然后是旱災、再接著又是蝗災。鄉村田野滿目創痍、餓殍四地，在這樣的情形下，規矩本分的人家也就沒有了娶親的興致。

    當時，隨處可見外出乞討的災民、經常有人餓死在路上。王三官心善，總是把荒野里的無名屍骸收回來，燒幾張黃裱、念幾路“度人飛仙”的名號，然后草草加以掩埋。廟后的空地填滿了，他又把自家的兩畝地捐出來當“義地”——王三官的父親去世了、姐姐出嫁了，家里只有一個成天燒香拜佛的老娘，這些事他自己就能夠做主。

    到后來，其他各村都流行起瘟疫，死了不少人，而大窪村卻得以幸免。大家都說這是王三官看管廟宇、收埋棄屍的功勞，“好人王三官”的名聲也從此傳了出去。



    43年6月，災害最嚴重的時候，河南省政府開展了“撤鎮設鄉”的政務改革。這項改革的初衷是爲了“精簡行政機構、減輕民衆負擔”，但這麽一來，先前掌管赈災款項的官員就借機紛紛跑掉，那些說了半天的赈災糧食也就統統沒了影子。

    老百姓上了這個大當，再也不肯相信政府的官員。

    既然是“撤鎮設鄉”另起爐竈，鄉民們雖然對縣里面的“薦任官”做不了主，卻拿定主意要選擇一個自己信得過的保長，在這種情況下，“好人王三官”也就從候選人中脫穎而出，當選了保和鄉第十六保的保長。

    保長是國民政府委任的最基層的官員（再底下的“甲長”是沒有委任狀的）。“保和鄉第十六保”管轄著大窪周邊的五個村子，共十個甲、近百戶人家、八百多人口。但其實到43年8月的時候，已經有四十多人餓死、二百多人外出逃荒，居民減少了許多，正常的生活和生産活動也基本停滯了。



    按理說，保長也是個有油水的差事。政府規定，保長的“工資”是每季薪谷一百升（一升小麥合11斤，一升谷子合8斤），這份薪谷來自“保捐”。“保捐”按每畝地一升（每年）的標準征收，原則上是在開支保甲費用之后多退少補，但其實收上來了就不會退，所以保長能從中占些便宜。除此之外，每當遇到婚喪嫁娶、買賣土地，或者節日慶典、賽會社戲、搭橋補路、辦學修廟……，保長甲長們也可以撈到不少好處。

    只是，王三官當選保長的時候正值荒年，大家都在挨餓，連保捐都收不上來，自然也沒有什麽“油水”可言了。



    不過，還是有人惦記著要撈點實惠。

    王保長上任的當天，“俞二算盤”和“羅小扁擔”就找上門來，商量著“收禮錢”的事。

   “俞二算盤”是十六保的文管事，官場上叫簿記、也叫做“地方”。俞家的老大是舞陽縣課稅局的頭號帳房，人稱“俞大算盤”，他這個當弟弟的本事比哥哥差了一截，所以被稱爲“二算盤”。

   “羅小扁擔”則是“羅大扁擔”的兒子、十六保的武管事，官場上叫“丁目”、老百姓喊做“叫花頭兒”，手底下有十來個“小叫花子”（每個甲一個保丁），實際上就是保丁的班頭。

    文管事和武管事名義上是保長的屬下，薪谷也只有保長的一半（每季薪谷六十升），但他們卻是“世襲”的職位，權威一點兒也不比保長小——“地方”的手上掌握著曆年的田賦記錄、契約存根，離開他，誰也弄不清各村的家底；“叫花頭兒”和手下的“小叫花”都是師兄師弟的關系，少了他，沒人敢替保長征稅抓差、跑腿辦事——所以，當保長的在別人的面前可以擺擺架子，但在兩位管事面前卻得客客氣氣的。



    照常規，遇到保長上任、保長生日、重要的節氣……以及其他什麽找得出來的理由，文武管事都可以到各村去收“禮錢”。辦法是寫幾張紅紙條，擺在盤子里，然后挨家挨戶地“送喜”。各家各戶見到“喜條”就按人頭“隨喜”，拿幾個錢可以、拿幾升糧食也可以，實在不行就拿花生桐油棉花土布之類的東西，反正不能空著手出來。這些“禮物”除了分給保長和甲長，還要分給文管事、武管事、保丁、木匠（維修學校和廟宇的）、石匠（維護水井和碾子磨盤的）……

    王三官知道，“收禮錢”是鄉村“公務人員”獲取生活補貼的重要途徑。可他想了好半天，最后還是說：“這份禮錢……不收了吧”

   “我早就知道你會這樣”，俞二算盤皮笑肉不笑的。

    羅小扁擔卻沒那麽斯文：“王保長，你當好人沒關系，可咱們兄弟卻不能跟著你餓死！”

    王三官也覺得有些尴尬：“今年的災情實在太蠍虎了，再收禮錢恐怕要逼死人的……兩位哥哥，大家活著都不易，鄉里鄉親的，還是以和爲貴吧”

    文武管事沒有再爭辯。鄉間的情況他倆比誰都清楚，村子里磨面的石磨子好長時間都沒有人動過了，各家各戶都是有一頓沒一頓的，別說保長不同意，即便是真的答應征收禮錢，恐怕也收不到什麽東西。

    不過，羅小扁擔還是有些不甘願：“這次的禮錢先欠著，等年景好一點，咱們再補收！”

   “那是當然，那是當然”，王三官趕緊遞上一根煙，感覺象是松了口氣。



    王保長沒有收禮錢，卻有人給他送禮物來。

    天擦黑的時候，王三官的姐姐回娘家來了。姐姐比他大著十多歲，早就嫁到了縣城里，姐夫也是保和鄉人，在縣政府做科長。鬧饑荒的年月，餓死了百姓也餓不著當官的，鄉下人家斷了頓，城里的縣長、主任和各位局長、科長們卻照樣有白米有白面，于是，他姐姐就時常帶些吃食回來。

    大窪村在縣城西北三十里地，王家姐姐上午得到弟弟“當官”的消息，傍晚就趕回了家。

    在舞陽這地方，出門走親戚都挎著個籃子，里面裝著禮品。所謂“親不親，籃里分”，對不同分量的親戚，籃子里的貨色不一樣，閨女回門看親娘，籃子里當然裝得是又滿又實在。那時候，最好的禮物就是大饅頭，所以俗話說：“閨女是娘的饅頭籃兒”，能干的女子回娘家，一年四季都挎著饅頭籃。

    姐姐來到家，就有饅頭吃了，可姐姐這次還帶了兩雙洋襪子和一根黑皮帶。王三官從小到大穿的都是土布襪子、系的是褲腰帶，這回可算是開了洋葷。

    對于王三官當保長的事，當姐姐的比弟弟還開心，娘家有人“出息”了，她在婆家也覺得趾高氣揚。整個晚上，姐姐都在說“場面上”的人應該怎麽打扮、怎麽行事，還把姐夫的那一套做官的理論拿出來開導弟弟。

    王三官笑嘻嘻地聽她講完，最后才說：“大家選我當保長，是因爲我待人和氣。反正別的我也不會，能客客氣氣的替大夥求個太平就是了”。

   “阿彌托佛，但願如此”，老娘對他的這個觀點很是贊同。



    第二天，保和鄉第十六保的新任保長王緣道正式上任了。

    村公所的一切都沒變，只在大門口貼了副新對聯，上聯是：事事讓三分，海闊天空；下聯是：心田培一點，子種孫收——這就是王保長的“執政方針”。



    說來也巧，就在這一天，大窪村迎來了一場大雨，這可是十幾個月來的頭一場透雨。鄉親們欣喜若狂，都說：“托王三官的福，好人當保長，老天爺也開眼了！”

    大雨中，王保長拱手作揖、謙虛地點頭微笑著。好象這場大雨真的和他有什麽關系似的。

糧食



    一場透雨之后，旱災結束了，但饑荒卻並沒有過去。

    十六保的夏糧基本絕收了。

    開春時種下的麥子，由于沒有雨水，長勢本來就不好，誰知四月的時候又遇到了蝗災。那麽多的蝗蟲，老輩人都沒見過。飛起來遮天蔽日，象是一片黃色的幔帳，黃云掠過的地方，綠色的莊稼全都沒了蹤影，老百姓連哭都哭不出來。

    蝗蟲們掃蕩一空之后就飛走了。農民們只好想盡辦法、籌措種子再進行補種。過了一個月，新苗長起來了，可蝗蟲的卵也長成了幼蝻，比先前的數量更多，爬滿了莊稼、爬滿了樹葉。

    有天早晨，王三官到廟里去，剛走到村口，就看見無數的蝗蝻排著隊伍向村里開來。路面上滿是翅膀還沒長好的蝻蟲，連個落腳的地方也沒有，一只挨著一只的蟲子，密密麻麻、重重疊疊、一眼望不到頭，看得人渾身直起雞皮疙瘩。

    村子里的人發瘋似地沖出來，哭呀、罵呀、踩呀、打呀、拍呀、掃呀……可是沒有用。

    前面的蝗蝻屍體堆積成山，后面的隊伍卻依然無窮無盡，一如既往地蹦過來、跳過來……人們的耳朵里滿是“沙沙沙、沙沙沙”的響聲、眼前全是暗綠色的蟲子。

    無奈的人們終于投降了，紛紛跪下來磕頭：“蟲神爺爺行行好，蟲神爺爺，行行好吧，給我們留口吃的”——那些小小的蝗蟲就從人們的身上和臉上跳過去，把村里的樹葉一掃而空。



    王三官一直認爲蝗蟲是神靈派來的兵將。它們來的時候毫無征兆，那麽猛烈、那麽凶狠，似乎怎麽殺也殺不過、怎麽攔也攔不住；可走的時候卻又是那麽突然，才兩天的工夫就一只也看不見了，只留下荒蕪的田野和破敗的村莊。

    王三官認爲“大日本皇軍”也是和蝗蟲一樣的動物。41年的時候，日本人也到舞陽縣來過一趟，先是突然地占領了縣城，氣勢洶洶地打槍開炮；可是幾天以后，又突然開走了，城鄉的一切又重新恢複了老樣子。

    所以，王三官覺得對付蝗蟲和應付“皇軍”的辦法是一樣的：盡量不要去招惹它們，祈望它們最好不要來；如果來了，也只好先忍著、求神靈佑護，讓它們趕快走掉就是。

    “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蝗災也好、兵災也罷，都是老百姓擺脫不了的劫難。等熬過了這些災難，鄉下人還得接著種地過日子。



    一場透雨之后，原本光禿禿的地里長出了綠草，饑餓的人們于是紛紛四處采摘野菜。王三官也松了口氣：有了這場雨，至少眼下不會餓死人了。

    可就在這時候，有人來報告說，曾老太婆和羅小扁擔鬧起來了。

    一大早，曾老太婆到地里摘野菜，摘著摘著，發現了一窩田鼠。老太婆的手腳不靈光，忙乎了半天一只也沒打著，反倒被路過的羅小扁擔揀了個便宜，抓了一只大的和一只小的。

    羅小扁擔拎著田鼠回家了，曾老太婆卻追上去、吵著鬧著要分一半。羅小扁擔不答應，老太婆就哭嚎著要在羅家牆上撞死。照規矩，地里的野物，誰揀著了就歸誰，曾老太婆這屬于無理取鬧。可是，災荒年間的田鼠肉是可以救命的東西，也難怪老太太要以性命相搏。

    王三官說了許多好話，兩邊的人都不肯讓步，他爲難了半天，走到羅小扁擔面前雙膝跪下：“羅大哥，退一步海闊天空，這年頭，大家活著都不易，你就讓著曾老太一點吧”，說著就磕了一個頭。

    當保長的，爲了田鼠給人家磕頭！圍觀的人全都愣住了。

    羅家老爺子從屋里跑出來，順手揍了自家兒子一扁擔，趕忙扶起王保長。

    “羅大扁擔”是十六保的前任武管事，雖然上了年紀，精神還不錯：“讓保長見笑，我這孩子不曉事，讓保長多費心了。一點兒耗子肉，放在往年誰能瞧得上眼？都是被這倒黴的年景給害的，害得人都不知仁義禮儀了……”

    羅老爺子一邊念叨著，一邊命令羅小扁擔把兩只田鼠都送到曾家去。



    王三官回到家里，他老娘正在屋里抹眼淚：“苦命的孩子，不當官還好，當了這破保長，卻要當衆給別人磕頭……”

    保長笑了笑：“磕頭算個啥，只要能保得村子里太平，叫我天天磕響頭都行！”。



    只是，有些事磕頭可以辦成，有些事，再磕頭也沒有用。

    八月底的時候，舞陽縣的“由單”（征收田賦的通知單）派下來了，送到十六保的單子上寫明了田賦數目、本期應交糧款數、繳納期限等等。

   “田賦數目”沒啥好研究的。每個村、每個保的田賦數目都是沿襲雍正年間“攤丁入畝”的基數，派糧攤捐的基本單位也仍然是銀兩的“兩”，各縣、鄉、保規定繳納的“兩”數是固定的。

    只是，每“兩”應該合多少正稅、多少附加稅，每年都有變化。43年以后，通貨膨脹，民國政府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發行的鈔票了，省政府就規定“正稅”中的棉花和麥子必須征收實物。

    參照今年的“應交糧款數”。王三官核算了一下，僅“軍麥”一項，保和鄉第十六保的每畝土地需要上交麥子三十二斤——這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河南俗話說：“夏望五，秋望七，好地不過一百一”，在好年景，麥收畝産能達到五十斤（那時候是每斤十六兩的“老秤”）都是不容易的事，何況現在是大災之年。並且，今年的田賦比去年還多了七斤。



    “這是怎麽回事？”王三官覺得納悶：“上面不是有話說要減免田賦的麽，怎麽反而倒增加了？”

    “別提了”，俞二算盤的消息比較靈通：“本來是準備減免的，可一戰區和省政府鬧起了矛盾，結果是軍糧一點也不能少，有誰膽敢拖欠，軍法從事！”

     “和爲貴，和爲貴呀。爲什麽就不能和爲貴呢……”，王保長恨不得到洛陽去給那些大官們講一講“海闊天空”的道理。



    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

    四月份的時候，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鑒于河南的蝗災嚴重，發了個電報給中央政府，提出“減免河南省賦稅和軍麥”的請求。結果，電報被駁了回來，說是“減免賦稅及赈災事宜是政府的事情，與軍隊無關”，蔣鼎文碰了個釘子，憋了一肚子氣。

    到了四三年八月十三日，國民政府終于下令減免河南省的部分田賦。《河南民國日報》立刻刊登了這個消息，可是，在報紙上卻沒有說明這個“善舉”是由蔣鼎文長官率先提出的，蔣司令頓時火大，覺得沒有面子。他連夜叫來河南省省長李培基，聲明“賦稅和赈災是政府的事，與我無關。限期四十天結清一戰區的軍麥，否則以贻誤軍機論處”，還當場扣押了河南省糧管局的局長，下令“逾期不能完成任務，軍法從事”。

    催繳軍麥的命令下達之后，上行下效，各地的田管處長和糧站站長都被國軍看管起來，正規軍、警備區、遊擊司令部、保安團紛紛直接插手征糧事務。一時間，各鄉各村都來了許多扛槍的人，拍桌子摔椅子地嚷嚷：“快把麥子交出來！”



    王三官當然不曉得這其中的內情，他只知道各級官員都象是發了瘋，專員催縣長、縣長逼區長，區長鄉長就帶著保長們到處亂竄、挨家挨戶地搜查糧食。

    糧食、糧食。河南剛剛經曆兩年的大災荒，舞陽又是重災縣（全省111個縣，除15個縣以外，其余的分爲最重災縣、特別重災縣、重災縣、次重災縣和輕災縣），餓死了那麽多人，哪里還會有什麽糧食呢？

    萬般無奈之下，王三官只好和其他十幾個保長一起到縣城里請願，向縣長大人磕頭求情。縣長禹升聯擡手賞給每人一個大嘴巴：“沒得商量，沒得商量！繳不上軍麥，我和你們都一樣，統統殺頭！”

    在縣里督察軍糧的是湯恩伯部十三軍的隊伍，領頭的軍官說：“別以爲你們是老百姓，耽誤了軍機照樣軍法從事！”

    王三官從縣政府里出來，跑到姐夫家里嚎啕大哭。姐姐說：“饑荒日久，善門難開。這個年月只能顧著自己，好人是做不成了。上面叫你怎麽辦你就怎麽辦吧”。

    姐夫也說：“咱們自家的軍麥，我可以想辦法通融一下。好在政府的赈災糧立刻就要到了，你先把軍隊的事情應付了再說吧”

    赈災糧就要到了？！這可是個絕處逢生的好消息。



    羅小扁擔的三個兒子在村公所里啃燒餅。

    七歲的金豆慢慢地嚼著，吃得很仔細，好象回味無窮的樣子；五歲的銅豆一邊哭一邊吃，他的門牙快掉了，碰著燒餅就疼得慌，可他又忍不住美食的誘惑，只好拼命咬一口、囫囵咽下去，咧開嘴哭嚎幾聲，然后再繼續啃……最小的鐵豆才兩歲多，一會兒舔舔燒餅、一會兒吮吮自己的小手，好象對燒餅和手指頭哪個味道更好頗有點拿不定主意。

    燒餅是王三官從縣城里帶回來的，他看著三個孩子的吃相，覺得挺好玩：“金豆，銅豆，鐵豆……有問題呀，羅大哥，你家孩子的名字怎麽一個不如一個？”

    “沒問題，這倒黴日子本來就是一天不如一天麽！要是再生一個，就得叫土豆了”

    羅小扁擔的話雖這麽說，臉上卻是蠻高興的。王三官從縣城回到村里，把政府馬上就要“赈災”的喜訊告訴了大家，這使得困境中的人們覺得有了盼頭。



    當然，王保長也把“征收軍糧，沒得商量”、“耽誤軍機，軍法從事”的話也重複了一遍。俞二算盤、羅小扁擔就到各家各戶去搜集麥子，翻箱倒櫃地湊了一兩千斤，雖然距離上面的要求還差得很遠，但好歹可以意思一下，希望能夠應付過去。

    那些天，王三官真是忙得很，一邊要爲軍糧的事情提心吊膽，一邊要催促各村把進城乞討的人喊回來，還要眼巴巴地等著領取救濟糧。

    政府赈災是有條件的，明令各鄉必須“阻止災民外出生事，以免制造恐慌，破壞抗戰局面”，一戰區和省政府所在的洛陽市已經發布“整頓市容令”，禁止流民入境乞討，同時要求各縣待災民返回鄉里之后再發放赈災物資。

    于是，外出逃荒的人們陸續回來了。大雨過后，十六保的各村都忙著補種谷子、荞麥、蘿卜之類的晚秋作物。王三官心想：雖然現在沒有吃的，但如果赈災糧能夠發下來，幫大家渡過這個青黃不接的難關、熬到秋后，那就什麽也不怕了。



    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盼來了赈災糧的消息。

    一大早，王三官就趕到縣城，先是開會、然后是抓阄抽號。他抽中了“丁字七十三”，到糧庫一問，才知道是五個大麻袋，里面裝著一千斤用花生殼磨成的粉。這是什麽赈災糧？而且，這麽些東西，攤到十六保的老百姓頭上，一個人還分不到二斤。

    王三官只好跑到姐姐家里哭鼻子，希望姐夫能幫他把這倒黴的號碼調換一下。姐夫說：“換什麽？有花生殼就不錯了。換成別的也無非是谷糠或者麥麸，數量還沒有這麽多呢”。

   “報上不是說，政府給了兩億元買糧食麽？”

   “兩億元？七折八扣，到平粜委員會手上就不過八千萬”

   “八千萬也能買不少糧食呀！”

   “糧食當然有，過兩天你就可以看見了”，姐夫冷笑起來。



    過了兩天，市場上果然有麥子出售了，三十八元一斤。

    這些麥子在陝西的平粜價是每斤十元，從“河南省平粜委員會”手里倒騰出來就成了每斤二十元，再轉到市場上，又翻了一番。

    老百姓哪里吃得起這個高價糧，只得繼續餓肚子。



    餓肚子也不行，國軍來催收軍麥了。

    人人都說湯恩伯不服蔣鼎文的調遣，可這次收軍糧，第31集團軍（湯系部隊，總司令是王仲廉）卻最積極了。駐舞陽的13軍89師荷槍實彈、帶著民團下鄉催糧，不肯要豆子也不肯要紅薯，非要麥子不可。國軍來到保和鄉，王三官磕頭作揖、討饒求情，講了一大堆“海闊天空”的好話，沒有用，帶隊的官長說：“軍令如山，麥子數額短缺一斤也不行。有誰不交足軍糧，以漢奸罪論處”。

    當天，十六保就被抓走了三十多人，全是各家各戶的頂梁柱。這下子，遠近五個村子全都炸了窩，哭天喊地的亂成了一團。



    大窪村的羅小扁擔也被抓走了。第二天一早，羅大扁擔就來請王三官當中人，他要賣地了，賣了地再去買麥子、贖回兒子。

    買方是小窪村的“楊黑驢”。

    楊黑驢原本是個苦出身，早先在南山（今舞鋼市）燒炭，憑著一頭小毛驢和自己的吃苦耐勞掙下了一份家業。雖然成了地主，可楊黑驢的日子過得比窮人還節儉，人家當長工的一年還吃兩回餃子呢，而楊家每天除了“紅薯糊塗”（用紅薯和大麥熬的湯面）就是南瓜餅子。他家里好象從來不做新衣服、也不點油燈，白天衣衫褴褛、晚上黑燈瞎火，用楊黑驢的話說，“是飯充饑，是衣擋寒”、“燈頭亮、屋里明，照來照去能照窮”，總之是“賺的不如省的穩”。

    就這麽著，大災之年，別人傾家蕩産，楊家卻還能置業買地。今年鬧蝗災的時候，家家戶戶的麥子都被蝗蟲毀得精光，可楊家的地里種的全是紅薯和花生，蝗蟲不吃這些東西，倒讓他穩穩地收獲了一場。因此，現如今，十六保有能力買地的也只有“楊黑驢”一家了。



    買賣土地，離不開中人的說合。因爲對出賣方而言，賣地是“破産”，一方面急需要用錢，另一方面也覺得自己守不住家業，丟臉、開不了口。所以要請旁人來幫忙討價還價。

    擔任中人的經常是保長，除了爭論地價外，還要爭論土地所帶的錢糧數。

    “楊黑驢”買地精得很，情願多拿兩百塊錢地價也要把田賦降下來，人家“羅大扁擔”家的明明是上等的好地，可他卻只肯帶下等的田賦（土地分五等：上等、中等、下等、下下等和“等外作田”，所帶的錢糧各不相同）。王三官和俞二算盤拿著田賦清冊和他講了好半天，不管用——楊黑驢的主意很明白：地價是一次性的，而錢糧卻是后代永遠的負擔，“錢糧一分，壓煞子孫”，非要降下來不可！

    “羅大扁擔”救兒子的心切，一咬牙，只好答應了。



    買賣成交，照例是由買主辦宴席，請賣主、中人和該地四鄰土地的主人吃飯，公開證明買賣事宜。當保長的王三官和當“地方”的俞二算盤需要事先寫好地契，注明土地的坐落、面積、四至、所帶錢糧，還要辦理契稅登記手續。

    按常理，“置業”請客是件挺隆重的事情，不擺個“八八”（八盤八碗）也要擺個“四四”，可楊黑驢小氣，連白面烙馍也沒有，上的是包皮馍（在雜糧窩頭的外面裹一層白面）配蘿卜絲。大家都知道他的性格，也就沒說什麽。



    正吃著，劉寡婦帶著十歲的兒子來了，一進門就坐在地上、又哭又嚎，楊家人使勁攆她也攆不走。

    劉寡婦原本也是有田地的，可年初的時候，這女人和孩子餓得頂不住，才四十斤雜糧就把僅有的兩畝地賣給了楊黑驢。通常，鄉下人買地，一不買“寡”（孤寡戶的地）、二不願買“絕”（人家最后的土地），因爲這種買賣等于是斷了別人的生路，不僅顯得不仁義、而且還容易惹麻煩。可楊黑驢子貪便宜，硬是把寡婦家的絕地買來了。結果，劉寡婦和孩子吃完了幾十斤雜糧就只好去要飯，現在聽說楊家又在買地請客，于是就上門乞討來了。

    劉寡婦母子在旁邊一哭一嚎的，勾起了羅大扁擔的傷心事，“守不住家業，沒臉去見祖宗啊……”，他也抹起眼淚來。王三官看得心里難過，連忙將手里的“包皮馍”遞給孤兒寡母，說聲抱歉就先走了。楊黑驢眼看著自家的一場“置業宴席”被鬧得怪沒意思，惱羞成怒，擡腿就踢了劉寡婦兩腳。

    沒想到，這一下，惹出麻煩來了。



   

承辦修工事的羅小扁擔捎話回來，說他那里的人手不夠，請保長多派些人去。王三官也希望保丁們能早點完工、早些回家，眼看著就要打仗了，讓誰把性命丟在戰場上都不好，于是就親自帶著十幾個壯勞力去幫忙。

    國軍的工事在大窪村東北四十里，主陣地是一座小土山，上面修建了碉堡、戰壕和防炮洞，分派給十六保的差事是在陣地的前沿挖一條二里長、一丈五深、一丈寬的大溝。

    新1師的一個團負責守衛陣地，幾十個官兵拎著軍棍來回監工，一會兒量量這里、一會兒踩踩那里，發現不滿意的就罵、看見不順眼的就打。民工們怨聲載道，干起活來也是有一鏟子沒一鏟子的，王三官連忙開導大家：“夥計們別偷懶，加緊干，干完了才好回家呀”，說著就帶頭挖土、挑擔子。民工們看見平時不大干農活的王保長如此賣力，也都跟著干了起來。

    工程的進展很快，四五天后就差不多完工了，王三官一心盼著上頭能趕快放他們回家去。



    這天下午，陣地上來了一群當官的，走在前面的人身披黑色斗篷、手里拿著根亮晃晃的小棍，氣派很大。國軍團長報告說：“我團擺成梯形防禦，最前邊是複哨，依次是班、排、連、營陣地，各相距二里，敵人從複哨打起需得三個小時才能打到山前，我軍能夠確保主陣地堅持一晝夜以上”。

    黑斗篷拿起望遠鏡看了看：“這里是要害陣地，加強工事很重要。日軍的工事修得好，我們要比他們的還好”。

    舞陽縣的聯保主任劉馨吾連忙湊上去：“這里的工事，正是敝縣聯保會協助建設的”。

    黑斗篷點點頭：“很好很好，軍政協作，十分重要”

    劉馨吾得了表揚，高興極了，挺著胸脯說：“長官明鑒，戰事一開，敝縣民團保證隨時修固工事，誓死與國軍共進退，絕不擅離火線”

    ……

    在陣地上轉了一圈，黑斗篷帶著劉馨吾一幫人走了，王三官他們可就倒了黴，被扣在陣地上回不了家，說是要等開仗以后“隨時修固工事”。

王保長又氣又急，打聽那位黑斗篷是什麽人物。當兵的回答：“是我們新一師的師長黃永贊”（黃永贊，浙江諸暨人，黃埔三期工兵科畢業，47年9月在河南被他的校友陳赓俘虜）。



    民工們接著修工事，王三官因爲是保長，被打發到夥房燒開水。

    五月四日上午十點多鍾，王三官先是聽見一陣槍聲，然后就聽見有人喊“日軍打來了！”，他只看見陣地上的人亂跑，卻弄不清鬼子在哪里。這時候，有個長官嚷嚷著：“不許亂！都回到自己崗位上去”，王保長一想，自己的崗位在夥房啊，于是就去守在爐子邊上，開始燒開水。

    水還沒燒開，夥房里鑽進來一個當兵的，探頭探腦。王三官問：“長官們要喝開水麽？”

   “喝什麽開水，人都跑光了，你也快走吧”，那士兵順手把幾個饅頭揣進兜里，轉身就不見了。

    鑽出去一看，陣地上空蕩蕩的，不時有子彈“日—日—”地從頭頂飛過，也不知道是從哪里打來的。王三官心說：這幫國軍，吹牛“能夠堅持一晝夜以上”，結果一鍋水還沒燒開就跑光了。

    山坡下是營房，一間大屋子里關著修工事的民工。國軍逃走了，民工們卻還鎖在“大牢”里，急得直喊救命。幸虧王三官聽見喊聲、趕過去把鎖砸開，這才把大家放了出來。

    干了半個月的苦力，整天挨打受罵蹲大牢，一文錢沒得到還差點送了命，民工們個個衣衫褴褛、遍體鱗傷，又哭又罵。羅小扁擔更是咬牙切齒、兩眼通紅，雖然王三官並沒有說小銅豆的事，可已經有別人告訴他了。



    大家離開陣地向南走，沒過多久，日本騎兵就追來了。

    曠野里，老百姓和國民黨敗兵被攆得四處亂跑。王三官他們躲在青紗帳里，眼看著小鬼子把好多國軍俘虜押到河灘上，機關槍一陣掃射，通通打死了。民工們看得心驚肉跳，都說這些人死得窩囊，還不如先前在陣地上干一場呢。

   “修了半個月的工事，一點也沒派上用處。國軍原以爲日本會從東北面進攻，結果卻是從西北面打過來，那個什麽梯形陣地就不管用了”。

   “前幾天，一聽說許昌城被鬼子占領，當官的就說頂不住頂不住，把行李都收拾好了，隨時準備逃跑”

   “這幫龜孫，只會禍害老百姓，死了也是活該”……



    大路上有鬼子，民工們只得在青紗帳里穿行，好在大家都是本地人，熟悉回家的路。

    走著走著，突然聽見前面喊：“保長快來，保長快來！”

    原來，高粱地藏著五個國軍，他們聽見高粱稈子悉悉索索地響，還以爲是來了日本兵，等發現原來是一群農民，頓時神氣起來、破口大罵。羅小扁擔回了句嘴，立刻挨了一槍托，他再也按捺不住，奪過步槍就把打人的家夥給刺死了。

    王三官趕到跟前，羅小扁擔已經殺紅了眼，地上擺著三具血淋淋的屍體，一個士兵跪在地下喊“大爺饒命”，還說他家里有八十歲老母什麽的。羅小扁擔冷冷地說：“我不是你大爺，我也不認識你父母”，一刺刀就捅到他脖子上，嚇得王三官閉上眼睛不敢看。

   

    再睜開眼睛，面前只剩下一個活著的國軍了，這是個瘦瘦小小的軍官，蹲在地上用手捂著臉、不停地發抖。

    在場的人都勸羅小扁擔住手算了：“這個軍官剛才也沒惹我們，就放過他吧”。

    王三官也說：“這個人看上去年紀挺小的，饒他一條命吧”。

    羅小扁擔的嗓子嘶啞了：“他沒惹我，我兒子又招誰惹誰了？他年紀小，難道比我家銅豆還小嗎？！”說著就踢了那人一腳，刺刀又要往下扎。

    那個軍官被蹬了一個跟頭，知道自己躲不過了，絕望地擡起頭，喊了一聲：“媽媽……”

    “殺不得！”王三官撲上去抱住羅小扁擔：“作孽呀……是個女的”



    真是個女的。

    小軍官的帽子掉了，露出一頭齊耳的短發。蒼白秀氣的臉上，一雙大眼睛撲漱漱地淌著眼淚，真是被嚇著了。

    隔了好一會，這女孩才輕輕地說了句：“中國人不殺中國人……”，那語氣既象是勸說、又象是在求饒，讓人覺得怪可憐的。

    這句話使羅小扁擔徹底泄了氣，他跺了跺腳，走了。

    其他人也跟著往外走，誰也不願意在這死屍遍地的修羅場里多停留一會。



    王三官走了幾步，回頭看見那女軍官還坐血泊中間發呆。他想，一個女孩子留在這里，不被殺死也會被嚇死，于是又轉了回來。

   “姑娘，你準備去哪兒？”

   女孩搖搖頭。

   “我們把死人埋起來，好不好？”

   女孩點點頭。

   掩埋屍首，說著容易做起來難，什麽工具也沒有，只好用手捧著泥土往死人的身上蓋。其他人看見王三官不走，就唧唧咕咕地瞎議論：“王保長怎麽了？又在當濫好人”

   “王三官打光棍久了，八成是看上了人家大姑娘”

    大家一邊說著，一邊過來幫忙。到底是人多好辦事，不一會的工夫就壘起了一座小墳包。



    “姑娘，跟我們走吧。你留在這里不是個辦法呀”

    “我不要投降日本人！”

    王三官知道，剛才殺人的舉動使這女孩子産生誤會了，連忙解釋說：“你別怕，我們和日本人沒關系，不是漢奸、也不是土匪，我們就住在前面的大窪村，天地良心，我們絕對不會害你的”

   “是真的，我們都是農民，本分人。這位王大哥還是保長呢，有名的大好人！”，旁邊的人也七嘴八舌地幫腔。

    大概，那女孩也覺得自己一個人留在野地里有些害怕，猶豫了一陣，終于起身跟著大家走了。



    天黑以后，一群人回到了村里。

    擔驚受怕好多天的村民們湧到村口迎接親人，大家都對那位穿軍裝的大姑娘覺得好奇，紛紛打聽著：“這是誰呀？”

   “是王三官的老婆”，有人笑著宣布。

    于是，小孩子們就跟在他和她后面喊：“王三官，討婆娘！新媳婦，進洞房！”

    聽見這話，原本跟在身后的姑娘站住腳不肯走了，王三官也呆立在家門口，不知道該不該請她進屋。

    看見他倆尴尬的樣子，一幫小孩更加哄鬧起來：“天上下雨雷對雷，兩口子打架錘對錘；瞎子尋個算命的，一輩子誰也不看誰！”。

    王三官的老娘雖然弄不清是咋回事，但對這秀氣的姑娘也十分喜愛，趕緊拉著她進了家。



    剛進屋，女孩兒就眼淚汪汪地冒出一句：“我不做你的老婆！”

   “誰要你做老婆了？”王三官呵呵直樂：“大妹子，我還不知道你叫啥名字呢”

    不當老婆當妹子，姑娘立刻不哭了，笑著說：“謝謝你，我叫蔡志蘭”。

亡國奴



    44年5月，鬼子進了舞陽縣。

    一直到6月份，日本人都忙著在平漢鐵路南邊打仗，沒有到鄉下來。倒是時不時能見到掉隊的國軍官兵到村里面討吃的，這些敗兵早已沒有了先前的威風，被老百姓又打又罵，弄得灰頭土臉、狼狽不堪。

   （豫中戰役期間，隨著國民黨軍一敗塗地，豫中和豫西連續發生民衆圍攻、劫殺國軍敗兵的事件——史稱“河南民變”）



    蔡志蘭在大窪村住了好些天，王三官的母親認她做了干女兒。雖然大家對這個死里逃生的女孩兒很客氣，但她還是急著要走，她堅持認爲日本人一定會到鄉下來、堅決要在鬼子到來之前就離開這里，王家人說了許多挽留的話也沒有用。

    蔡志蘭的家鄉在西南大后方的貴州，而這時候南邊還在打仗（豫湘桂會戰），想要回家就只有向西北走——經豫西到山西、陝西，再轉道四川和貴州——這一路可不容易，即使一切順利也要走上大半年。

    于是，王家忙著給她準備上路的東西，除了吃的用的，還要做幾件衣服。王三官是開染坊的，布料不用愁，可蔡志蘭卻不會針線活，只好請姐姐幫忙。



    王三官的姐夫死了，姐姐這時正帶著孩子在娘家避難。

    五月二號那天，日軍轟炸了舞陽縣城。飛機來的時候，好多人都跑出去看稀奇，王三官的姐夫說：“荒唐，有什麽好看的”，就躺在床上睡大覺。

    天上總共來了兩架飛機，個頭都不大。有人說：“不怕不怕，這飛機是公的”，意思是小飛機不會丟炸彈。可沒想到鬼子的“公飛機”也能下蛋，轉了一圈就扔下幾個黑乎乎的東西，轟隆隆的爆炸了。

    有顆炸彈落到王三官姐姐的家里，沒響，可那個鐵疙瘩穿透屋頂直砸下來，正掉在他姐夫的肚皮上……姐夫在世的時候發了筆橫財，姐姐怕婆家的人分財産，剛辦理完后事就收拾細軟跑回娘家來了。



    這會兒，姐姐一邊做衣服、一邊和蔡志蘭閑聊天。

   “妹子，你在軍隊里，手下管的是女兵呀？還是有男的？”

   “我是醫助，不帶兵的”，蔡志蘭笑了。

   “啊呀，沒有兵還算是什麽官。你一個姑娘家，大老遠的跑出來，圖的是個啥呀？”

   “爲了民族救亡，爲了我們國家”

   “哎喲，又是民族、國家，縣長才愛講這樣的話”，姐姐撇了撇嘴：“你姐夫說過，禹縣長一講民族啊、國家啊，不是騙人錢財就是要人送命”

    “可是，我們的國家正處在危難關頭，要靠大家來救亡啊！”蔡志蘭認真地爭辯著。

    “傻瓜，別信這個。騙人的時候才說‘我們國家’呢，等交完錢送了命，我們還是我們、國家還是國家”，姐姐一副很有經驗的樣子。

    “怎麽能這樣想？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不起來挽救我們的國家，大家要亡國的呀”

    “瞧你說的，亡國不亡國，不過是換一撥當官的。莊稼還在地里長，老百姓還是老百姓”

    “你……你願意做亡國奴，我可不願意！”蔡志蘭急得臉通紅：“憑你怎麽說，我不當亡國奴，憑你怎麽樣，就是不能當亡國奴！”說著就哭了起來。

    姐姐原本是閑聊，卻沒想到卻把干妹子惹哭了，不禁覺得好笑：“好吧好吧，你不願當亡國奴，我也不當了。過來試試衣服，穿上新衣裳、趕緊挽救我們的國家去吧！”

    蔡志蘭這才破涕爲笑。



    兩個女人的談話，王三官一直在旁邊聽著。

    以經驗而言，他比較同意姐姐的觀點。因爲現實的事例就在面前擺著：平時成天把“民族大業”、“抗日救國”挂在嘴上的舞陽縣長禹升聯，遇到日本飛機扔炸彈，立刻就跑不見了，臨走時還帶走了政府的公款，搞得公務員的薪水和死難者的撫恤金都沒有辦法支付（48年，禹升聯曾經再度擔任舞陽縣長）；同樣，成天標榜“救國”、動不動就威脅要“處置漢奸”的民團團總關震亞、尚振華，一見到日本人立馬就投降了，當上“綏靖一師”的正副師長，自己先做了漢奸。

    蔡志蘭的話雖然很誠懇，但政府和軍隊的所作所爲卻使她的說法很難具有說服力。她之所以急得哭起來，也是因爲實在找不到什麽證據能夠贏得老百姓的信任，愛國的初衷和現實的后果竟然如此矛盾，連她自己也感到困惑難堪、無法解釋。

    但是，她的話仍然對王三官有所觸動。

    王三官是個中庸的人，天性不願傷害任何人。他希望每個人都能恪守本分、每個人都能平安快樂，甚至希望這世界可以永遠一成不變，可事實上卻難以做到。這半年多的保長生涯使他如履薄冰，而即將面對的現實就更讓他惶恐不安——日本人來了，他們會做什麽？真的如蔡志蘭所說，要當亡國奴了？那麽，亡國奴的生活和原先有什麽不同、到底有多可怕？這一切，他不知道。他很想知道、卻又很怕知道。

    王三官的膽量不大，卻也並不比別人膽小，只是在他的人生哲學中，“天命性道”的成分遠勝過“舍生取義”。他不願意去冒險，但蔡志蘭剛才提到的“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仍然給了他極大的震動，雖然他不能象這女孩子一樣的背井離鄉、奔赴國難，但他知道，“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是一個正派人應該奉行的原則。

    可是，該怎樣救國救民呢？是象禹升聯縣長那樣？是象披著黑斗篷的師長那樣？是象那幾個被羅小扁擔殺掉的國軍士兵一樣？還是象眼前這位哭哭涕涕的女軍官一樣……這都不是辦法啊。

    或者，忍氣吞聲、逆來順受，也是一種求得平安的選擇？

    “管他呢，事事讓三分、海闊天空，以前一直是這麽做的，今后還是這麽辦吧”。王三官心想，也許，亡國奴的滋味並沒有別人說的那麽可怕。



    蔡志蘭離開大窪村的第二天，日本鬼子來了。

    中午的時候，東面的山坡上出現一大堆人，不象是逃難的群衆，但分辨不出是在做什麽，這讓大家有些摸不著頭腦。接著，從南面也來了隊伍，前面的騎著馬，后面跟著一串步槍和機槍，穿的是米黃色衣服——日本人！

    老百姓驚慌起來。六月份，地里的玉米剛拔節，只有村東的一片“草高粱”（當飼料用的大高粱）可以藏人，于是大窪村的男女老少都拼命往這一小塊青紗帳里鑽。男人們牽著牲口、女人們拿著行李，蹲在地上連大氣都不敢出。

    過了不一會，高粱地外有人嚷：“都出來吧，早看見你們了，還躲什麽呢”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沒人敢動。外面又喊了：“保長出來！王三官先出來！不然就開槍了”

    “這是誰啊？怎麽知道我的名字？”，王三官猶豫著站起來。

     姐姐一手抱著個座鍾、一手扯著他的褲腿，不讓他出去。可不出去又怎麽行？，人家要開槍了。



    地頭上站著幾個穿綢緞衣服的人，領頭的拎著把盒子炮，原來是先前的土匪頭子、外號“山連山”的崔巍。他對王三官笑了笑，算是打了個招呼。

    王三官跟著他向東面的山坡走。到了這里才看見，坡上站著一群青壯年，都被繩子捆著、拴成一串，日本兵把幾個人推到一個大坑旁邊，用刺刀一捅、人就栽進去，然后再押一撥人上來……有幾個“機靈的”沒等鬼子刺刀扎上就往坑里跳，鬼子就向坑里填土，生生把他們活埋了。

    俞二算盤的哥哥“俞大算盤”也和鬼子在一起，看見王三官來了就問：“村子里藏著有支那兵沒有？”

    王三官知道他問的是國軍，連忙搖頭。

    又問：“有槍沒有？趕緊交出來”

    槍支倒是有。保丁配備了幾杆“土壓五”、前些天還搶了兩枝漢陽造，因爲怕惹禍，都丟到井里去了，王三官答應“馬上撈出來，全部上繳”。

    這時候來了個日本官，指著高粱地“咿哩哇啦”一通吼叫，意思是要那里面的人趕緊出來。俞大算盤也催著王三官去喊人，不過還是悄悄交待了一句：“女人藏著，別出來”。



    回到大窪村，村子已經被糟蹋得不成樣子，雞毛、豬頭和牲畜的毛皮身子隨處可見。小鬼子吃雞只吃腿、撕下雞腿烤著吃，殺豬只要肉，用鍘刀把豬砍死、割下幾塊肉挑在槍上，別的就不要了。

    王三官家的耕牛也被殺了、牛屁股上的肉被切去了兩塊。院子里滿是破碗爛瓷，糧食、被褥、衣服弄的亂七八糟，牆上還寫著幾個字：“大日本皇軍在此路過，昭和十九年”。

    這幫鬼子，有柴草不用，把各家的紡車、桌椅板凳拿來燒水做飯，吃飽喝足之后就在面缸里、竈台上拉屎撒尿，真是可惡至極。看見老百姓回村，一幫鬼子又興奮起來，跑到路口比劃下流動作，嘴里嚷著：“花姑娘的，塞古塞古”，等發現回來的人不是大老爺們就是老太太，頓時氣急敗壞：“哭啦，八格牙路”。

    一個大胡子日本兵拿著根硬木秤杆，見人就打。那時候，豫中的男人大都剃著光頭，秤杆敲在腦袋上“噼啪噼啪”的響，逗得其他鬼子哈哈大笑。打到羅大扁擔頭上，秤杆斷了，鬼子兵就端著刺刀在他頭頂上來回猛挫，老頭的頭皮刺爛了，鮮血順著脖子往下流。人們又氣又怕，可是誰也不敢反抗。

    王三官的心里一陣陣的痛，他明白：從今以后，要當亡國奴了。



    接下來的幾個月里，王三官娶親了，新娘子姓謝，是保和鄉卸甲店人，比他小十歲。

    他依然是十六保的保長，羅小扁擔也還是他的副手，只有俞二算盤到縣里做事去了，他哥哥“俞大算盤”在日本人開辦的“大信公司”里當總辦，捎帶著把一家人都弄到縣城里“做官享福”。

    王三官沒有享福的運氣。日本人在縣城東南的望城崗建造飛機場，同時還加固城牆、維修公路、壘築碉堡、開挖壕溝，征用大量民夫。保長的任務是召集青壯勞力替鬼子干活，這讓王三官每天都過得提心吊膽。



    農曆十月十五，是下元水官“洞陰大帝”的生日。

    水官是主管“解厄”的，往年這時候，人們都要到三官廟來祈求消災，可今年卻辦不成了，大窪村的三官廟已經被日本人拆掉，磚頭和木料都拿去修了炮樓。“洞陰大帝”連自己的災禍都不能免，當然也就更幫不上凡人的忙了。

    這天，羅小扁擔倒是挺高興的，一大清早就滿世界嚷嚷：“屎殼郎掉進面缸里，又是個白胖小子！”——他老婆的本事大，還真的給他生了個“土豆”。

    王三官打發新媳婦到羅家幫忙，順便通知羅小扁擔今天不用干活，他自己帶民夫出工就行了。



    民夫出工一定要有人帶隊，不然的話，鬼子看見四五個人走在一起就會開槍。

    向據點行進的路上，王三官走在前頭，胳膊上戴著寫有“保和鄉十六保”的袖箍，手里舉著膏藥小旗——這是白天的道具。晚上回來的時候就得打著燈籠、手敲小鑼，一路走一路喊：“平安喽，沒事喽……”

    自從修起了炮樓，稀哩糊塗被打死的人太多了。王三官的嶽父是個裁縫，每天夾著布包袱、走村竄戶的招攬生意，有次經過據點的時候腳步快了點，炮樓頂上的日本人起了疑心、沖著他一陣喊叫，裁縫聽不明白，就想從包袱里把“良民證”掏出來，鬼子見他的手往掖下摸，立刻開槍，當場把他給打死了。從那以后，王三官每次出門都要提醒大家：“手直點、頭低點，遇見鬼子走慢點”。



    民夫的集合地點在尹集，據點前的哨卡是個要命的關口。

    王三官遠遠就把手舉得高高的，一手揮舞膏藥旗、一手拿著香煙，走到跟前鞠個躬，先說：“太君，我們是苦力”，然后遞上煙卷，算是“心交心交的”——這是規矩，每次都要給鬼子送點東西，如果不“心交”、他就發脾氣打人。

    進了據點就排隊，等日本人來派工。

    管工的軍曹個子很矮、樣子很醜，不象個當兵的。也許正是怕別人蔑視他，他就用更加凶惡、更加殘暴的行爲來表現自己的勇猛，幾個月里，各鄉的“苦力”被這個名叫勾口右京的矮鬼子打死了十多個，打傷打殘的更是不計其數（抗戰勝利后，好多人都想找勾口右京報仇，可惜讓他跑掉了）。

    勾口右京指揮民工就象帶兵一樣。先點驗人數，然后喊口令：“列子開”(立正)！——“西塔里母開西塔里”！(向左轉)——“馬野撕賣”（開步走)……大隊人馬就出發，一路上還不停地催促：“合牙苦、合牙苦”（快點），稍不留神，大棒子就打過來了。



    按規矩，民夫干活，保長也要跟著監工。可這一天王三官卻沒去，他要去縣城辦事。

王三官去縣城，是想把十六保的幾個村民保出來。

    舞陽縣維持會成立以后，保和鄉一帶被劃爲“模范治安區”，是最先被要求辦理“良民證”的地方。這良民證是兩面對折起來的小紙片，一邊寫著姓名、年齡、住址、職業，另一邊貼照片、摁手指印。鬼子的要求是每個村民都必須照相辦證，可問題就出在這照片上了。

    那時候的河南農村，大多數人一輩子也沒照過相。且不論忌諱照相“丟了魂”，就是這每張照片十元錢（儲備券）的“照相費”就叫人開銷不起。所以，好多人都采取了一家只辦一張證、幾兄弟合用一個證的辦法，誰出門誰就揣著良民證。

    這辦法平時胡亂應付還將就，可遇到大檢查就沒戲了。前兩天，遊擊隊打死了鬼子兵，日軍立即攔住路口盤查過往行人，結果，十六保有三個村民的良民證露了餡，被抓到縣城關了起來。



    王三官進縣城，先去求俞二算盤幫忙。

    俞家兄弟如今在日本人手下當差，說起話來也是拿腔拿調的：“雖說是鄉里鄉親，可也難保是不是遊擊隊的探子，真讓我做難呢”

    王保長趕緊陪笑臉：“哪里會是探子，無非是相片對不上、證件不合規矩，這都是因爲窮嘛。別說他們了，就連我也是頭一次照相”

    俞二算盤樂了：“真是的，要不是爲了辦良民證，我也沒開過這洋葷”

    王三官趁他高興，連忙把簍子里的二十斤豬油拿出來：“俞先生在城里生活也不易，一點小意思，瓜子不大是個心。麻煩你好歹把事情給熄滅了”

    俞二算盤這才說：“不是外人，別害怕。我去便衣隊聽個信，你就放心吧”



    下午，俞二算盤回來說：“成了，帶上手印，跟我去領人”

    舞陽縣的看守所在西大街（現在的舞陽文化站），院子中間蹲著大狼狗。關在牢里的人遍體鱗傷、奄奄一息，樣子淒慘極了。十六保的三個村民看見保長就咧著嘴巴哭，牢里的其他人有的哀求“把我也保出去吧”，有的說自己是什麽地方的人、“請好心人給家里捎個口信”……

    辦完手續，領著人出來，在大門口正遇上“山連山”崔巍。這家夥先是愣了愣，接著就笑起來：“巧了，我還想抓你呢，你倒送上門了”，王三官這時也看見五花大綁的羅小扁擔被拖進了看守所，頓時就懵了。



    原來，這天上午，一夥日僞軍從大窪村外路過，別人都往東南方向走了，卻有個鬼子兵脫離隊伍、跑到村里來“發癫”。他先是把“王翹鼻子”的媳婦追得滿村跑，后來實在攆不上了，一扭頭就鑽進了羅家。

    羅小扁擔的老婆剛生了孩子，好些女人都在那里幫忙。鬼子突然間沖進去，屋里頓時炸了鍋，老婆媳婦東躲西藏、日本鬼子上竄下跳，折騰得鬼哭狼嚎、亂七八糟。外面的羅小扁擔再也忍不住了，喊一聲：“這畜生，不讓咱活了！”，拎起院子里的鐵鍬沖進去，摟頭就打。

    可是，屋里的人太多、鐵鍬施展不開。才打了幾下，小鬼子就帶著傷跑了出去，守住院子向屋里開槍，子彈穿過窗子飛進來，把縮在炕上的羅小扁擔老婆和王三官的新娘子都打死了。

    沒過多久，鬼子兵和便衣隊也聞聲趕來，一把火燒了羅家的房子。金豆、鐵豆和剛出生的小土豆都被關在屋里燒死了，羅小扁擔被打得皮開肉綻、押到縣城等候處決。



    按“保甲連坐”的規定，管事犯事，保長要負連帶責任，羅小扁擔活不成，王三官也被關進了死牢。俞二算盤嚇得面無人色，他要不是到城里當差，這回也得跟著送命。

    羅小扁擔的腿斷了，露出白森森的骨頭岔子，神智也有些不清楚了，一會兒哭一會兒罵。清醒的時候，要麽說：“保長啊對不起，我把你老婆害死了，把你也害了”，要麽就罵：“王三官，你這個笨蛋，爲什麽把我的槍收繳了？要不然，我今天非打死幾個小鬼子不可……”

    王三官欲哭無淚。



    天黑的時候，死牢里的人被押到“五二部隊”的營地，這里原先是個書院（解放后的舞陽縣中心糧店），院子外邊的操場就是行刑的地方。

    那時候，舞陽縣城里的日本駐軍很多，除了“五二部隊”，還有“四七部隊”、“五八部隊”、“紅部隊”，弄不清是什麽編制，反正都屬于第37師團。日軍中有老兵，也有沒打過仗的新兵，鬼子就用中國人“練手”，讓新兵拿刺刀捅人來提升膽量。

    操場上立著四根柱子，相互間隔五米左右，羅小扁擔和另外三個人被蒙著眼睛、綁在柱子上。操場邊有一群日本兵，四個人一組、站成好多排，都端步槍、插著明晃晃的刺刀。當官的把小旗一揮，當兵的就一撥接一撥地往上撲，這個捅完了那個捅，把柱子上的人扎得不成樣子。每次殺人之前，日本教官都要先比劃一下，殺過之后還要點評一番，鬼子們哄笑著，完全不把柱子上的生命當回事。

    面臨死亡，王三官並不害怕，他只是感覺到幾分沮喪——這樣的任人宰殺，就是亡國奴的滋味啊——想起蔡志蘭臨走時說的話，“我不當亡國奴，憑你怎麽樣，就是不能當亡國奴！”，心里不由得好一陣懊惱：大老爺們的見識還不如一個女孩兒，事到如今，又能怪誰呢。



    接連殺了兩批人，王三官估摸著快輪到自己了。

    就在這時，外面跑來一個日本娘們，嘴里喊著：“喬都嗎代（等一等），王保長的有？”

    和這女人一起的還有個名叫柳賴的日本浪人，這家夥不是什麽好鳥，在縣城開辦“警察訓練班”，是便衣隊的頭子。可是，柳賴跟日本軍官叽里咕噜一番，鬼子居然就把王三官給放了，那日本娘們還過來鞠躬，請王保長去“敷啦敷啦”。

    王三官莫名其妙揀回了一條命，雖然不懂這“敷啦敷啦”是啥意思，但比起“死啦死啦”肯定要舒服一些。他弄不明白，這日本女人爲什麽要救他？



    舞陽城北大街有個日本“慰安所”，平時，王三官從沒想過要看那里一眼。可現在，這女人帶著他走了進去，還準備好“熱湯”、要幫他洗澡，原來所謂“敷啦敷啦”，是這麽個玩意。

    王三官既害羞又害怕，死活不肯在這日本女人面前脫衣服，那女人急了，悄聲說：“王先生，您別擔心，我也是中國人”。

    事情是這樣的。

    吃晚飯的時候，“大信公司”在慰安所旁邊的飯店里宴請貴賓。“大信公司”是日本人借商貿名義開辦的特務機構，隸屬于鄭州的12軍軍部，今天的客人是總經理重本儀一的親戚、日軍騎兵第四旅團的吉田大佐。

    席間，吉田大佐說到41年日軍從舞陽縣撤退的時候，他的戰馬和幾個部下的屍體沒來得及運走，可這次去大窪村附近重遊，發現士兵和馬匹早已被掩埋好了，還立上了墳標，不知是哪位“義士”所爲……

    陪坐的“俞大算盤”正好知道這件事，立刻報告這是王三官干的，還說他現在已經被便衣隊抓起來、馬上就要沒命了。當時，便衣隊的柳賴也在酒桌上，重本儀一當即派他去刑場看看，如果人還活著，先送去“敷啦”一下、再帶到飯館里來見面。

    柳賴知道，在死囚牢里呆過的人，即使沒死也一定很埋汰，所以他直接叫了個慰安婦跟著去刑場。舞陽縣“慰安所”里有四五十個慰安婦，大多是從北平、保定抓來的女青年，日軍強迫她們穿和服、說日語，所以外人還以爲她們是日本女子。給王三官洗澡的這位，以前是保定女子中學的學生，兩年前就被鬼子“征用”了，最近才隨軍到了舞陽。



    便衣隊的人給王三官準備了一套新行頭，硬底鞋子、瓜皮帽，斜紋洋布的衣服褲子、上下一身青。質量不錯，可王保長卻覺得穿起來渾身的別扭。

    來到飯店包間，俞大算盤大呼小叫：“恭喜兄弟了，大難不死、還享受了豔福，真是好人有好報啊。快來謝謝各位太君！”。

    王三官挨個給鬼子們敬酒，終于忍不住大哭起來。酒桌上的人都以爲他是喜極而泣，紛紛開懷狂笑，可是，只有王三官自己清楚，他是爲了亡國奴而哭。



    他哭被打死在炕頭的新婚妻子是亡國奴，哭被燒死在家里的金豆鐵豆土豆是亡國奴，哭被刺刀捅死的羅小扁擔是亡國奴，哭在慰安所里受侮辱的說日本話的女學生是亡國奴，哭這個沒羞沒臊的俞大算盤是亡國奴，更哭自己也成了個亡國奴。
他哭，是因爲不知道這亡國奴還要當多久，不知道怎樣才能不再當亡國奴？

變紅了





    舞陽縣的地形，總的說來是北低南高，從北邊的北舞渡到縣城是平原，再向南就逐漸進入山區，過了南山（今舞鋼市）就是查岈山了。

   （注：查岈山的“查”應該還有個“山”字旁，不知怎麽搞的，我的字庫里沒這個字。反正這個“查岈山”就是58年的“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



    44年11月的一天，王三官聽說查岈山來了共産黨的軍隊。

    那天下午，他從鄉公所辦事回來。正走在路上，前面一個人的包袱皮散開了，一摞紙掉下來，隨即被風吹得到處亂飛。王三官也是好心，東奔西跑地幫他把散落的紙張揀回來，一低頭就看見了紙上寫的字：抗日宣言……

    那人先是說了聲謝謝，然后又說：“對不住了，要請你陪我走段路”。王保長看見人家的衣服底下露出的半截槍管，還有啥辦法，只得乖乖地跟著走。

    那人一路走、一路講抗戰的大好形勢，還說：新四軍的“挺進兵團”已經開辟了查岈山抗日根據地、馬上就能和北邊的八路軍聯起手來，舞陽境內的日本鬼子眼看就要被消滅、帝國主義是兔子尾巴長不了啦……說得王三官滿心歡喜。

    接連過了幾個路口，已經能望見山區了，那個共産黨才說：“就送到這里，嗯？你不會轉身就去報告吧”

    王三官連忙保證：“您放一萬個心，山不會碰頭、人總要碰面的。我叫王緣道，都叫我王三官，家住大窪村，今天若是遇到了什麽閃失，情管喊人找我算帳”

    那人笑一笑，走了。



    其實，王三官對共産黨並不陌生。在這之前，他雖然沒見過共産黨的軍隊，卻見過共産黨的人。

    抗戰爆發的時候，舞陽縣就有不少共産黨，領頭的是剛從監獄里放出來的小青年鄒屏（舞陽人，時任縣委書記，建國后曾任冶金部礦山設計院院長），跟他一起的也都是些學生，他們成天搞演講、貼標語、辦報紙，還成立了“救國會”，有時也到鄉下來做動員。

    救國會的成員都是知識分子，村民們對他們講的大道理半懂不懂。再加上這幫學生大多是官宦人家的子弟——王方明（北大學生）、劉丹岑（清華學生）、張茨山（北大學生）、效信趁（北大學生）、苗寶泰（清華學生）、史聘侯（河南師范學生）……家里都是舞陽縣的名門士紳——所以，老百姓一直就沒太弄明白這些共産黨和國民黨有多大區別。

    不明白也不要緊，反正國共合作了嘛。可沒想到，國民黨又突然翻了臉、連抓帶殺的搞了大半年，于是舞陽縣就再沒見到共産黨了（40年，舞陽縣黨組織被迫轉入地下，皖南事變后全部撤往根據地）。



    其實，王三官對共産黨並沒有特別的好感。在他的印象中，國民黨愛打人，共産黨愛訓人，成天不是說這個“成問題”、就是說那個“沒覺悟”，好象別人都不如他們；國民黨不講道理，共産黨卻太喜歡講話，八字沒一撇的事也能說得天花亂墜，手里沒槍沒炮、開口就是“勝過百萬雄兵”，雖然口號喊得響，老百姓的心里卻沒底。

    王三官曾經和共産黨人鬧過一點矛盾。38年的時候，剛從北平回來的王方明到大窪村做抗日動員，村民們聽到一半就沒了興趣、跑到三官廟里燒香拜佛，王方明頓時急了、鬧著要拆了三官廟，還說這是封建迷信，“供上全豬全羊也消滅不了日本鬼子”。王三官反駁說：“你不迷信自然有人信，等你打走了日本人再來拆廟也不遲”。

    事到如今，王方明沒能打走日本人，王三官的廟也被鬼子拆掉了，迷信不迷信都沒用。



    聽說共産黨到了查岈山，王三官當時高興了一陣，但隨即又沮喪起來：國軍的那麽多隊伍都擋不住日本人，八路軍新四軍又能有什麽辦法，那個人講述的美好前景，不過是吹牛罷了。

    年底的時候，有消息說“效信趁支隊”打垮了史聘侯的保安大隊，新任縣長劉馨吾請八十九軍的“突擊團”來幫忙，國軍和新四軍在南山打起來了——效信趁原本就是共産黨，他當新四軍的支隊長是理所當然的。可史聘侯和劉馨吾原先都是他的好朋友，現在怎麽就不能“以和爲貴”、合起來打日本，偏偏要自己先干一仗呢？——王三官真是想不通。

    沒過幾天，又聽說國軍打輸了、劉馨吾縣長也差點被抓住，新四軍占領了南山九頭崖，在尚店鄉一帶站住了腳。王三官心想：這共産黨真是比以前厲害多了，前幾年，政府說趕走就趕走，現在回來了，連國軍都擋不住。



    有天晚上，小窪村的一戶人家生孩子，托王三官去請接生婆。

    “三姑六婆”里分“藥婆”和“穩婆”，其實，看婦女病的藥婆子和接生孩子的穩婆子通常是一個人，有時候她們還兼著媒婆、神婆，反正是什麽能賺錢就干什麽。按道理，村民生孩子不關保長的事，可現在不同了，鬼子一到天黑就戒嚴、發現路面上有人走動就開槍，所以，半夜里去請接生婆就必須勞動保長出面——打著“平安燈籠”、喊著“沒事喽”過道溝過路口。要不然，小孩沒生下來，大人反倒先送了命。

    這類事情，王三官當然不能推辭，忙碌一番回到家里已是半夜三更了。

    一進屋，看見地下鋪著草，十多個當兵的坐在麥稭上休息，有的擦槍，有的補衣服，見到他就滿面笑容地打招呼：“主人家回來啦”。

王三官頓時有些迷糊，哪里來的兵，這麽和藹客氣，真是從沒遇到過的事。他連忙對姐姐說：“怎麽不請老總們上炕休息呢？還不趕緊去做飯？”

    “他們都不願意上炕，也不要我做飯，說是不能打擾老百姓……”

    “老王，不必客氣，我們身上盡是血汙泥垢，在地上靠一靠就行了”，說話的正是前些日子在路上遇見的那個人。

     原來，這人是舞陽縣新來的縣委書記，名叫苗寶泰。前幾天，他帶著“葉舞支隊”的一個排到北邊去辦事，途中和鬼子遇上了，一夥人邊打邊跑、死傷了好些個，走到大窪村附近實在沒力氣過道溝了，就想起王三官的姓名地址，于是一路摸到他家來、打算休息一陣再走。

（注：

    葉舞支隊：由“效信趁支隊”改編的地方部隊，在葉縣和舞陽縣活動、受新四軍五師“河南挺進兵團”指揮；

    效信趁：舞陽人，北大法律系畢業，39年入黨，曾任北舞渡區區長、葉舞支隊支隊長，河南軍區政治部主任秘書，46年在中原突圍中犧牲；

    苗寶泰：舞陽人，38年入黨，曾任清華大學“民先”委員、中共舞陽縣委書記、縣長，建國后任遼甯省委黨校校長、遼甯省政協副主席。他代理遼甯大學革委會主任的時候收了個挺有名的學生，名叫張鐵生）



    王三官聽說過苗寶泰的名聲，他想把“縣太爺”拉到炕上休息，可苗書記不願意，只是問能不能趕緊找個醫生來。

    大窪村附近沒有醫生，只有羅大扁擔因爲練武術的原因、懂一些跌打損傷的醫術。羅小扁擔死了以后，老頭一直住在村公所里，王三官就去把他叫來了。

    見了傷員，羅老頭覺得很爲難：“我只接過骨頭，沒治過槍傷，不知道行不行”

    新四軍都說：“一定行的，你就大膽動手吧”

    有位姓陳的排長，肩膀上吊著布條子，用塊小木板將手臂托著：“我胳膊上的傷已經四天了，好象是一顆匣槍子彈打進去了沒出來，你拿我先開刀，有事決不賴你”

    “傷口治過了沒有？”

    “哪里有人治，先受傷的找塊膏藥貼上，后受傷的連膏藥都沒有呢”



    既然如此，那就治吧，可受傷的戰士有五個，而羅大扁擔卻沒有傷藥。王三官想了想：“我知道哪里有藥”，說著就跑到生孩子的那一家，拎起穩婆的藥簍子就走，老婆子追出來問：“保長，誰家又生孩子了嗎？”，王保長哪里敢告訴她。

    把藥拿回家，羅大扁擔朝簍子里看了看，眉頭皺成一團：“你這是從哪兒弄來的藥？”

    王三官說：“從接生婆那里”。

    一屋子的人全樂了。



    解開陳排長胳膊上纏著的布條，立刻就聞到一股腥臭的味道，撕開最里面一層的大膏藥，發現由于先前裹得太緊不透氣，傷口已經黑了、肌肉也開始腐爛。又看看傷口背面，果然沒有穿透，子彈還在里面。

    羅大扁擔說：“必須把子彈取出來，不然的話，周圍的好肉還得爛、這支胳膊也要廢了。不過，你可要忍耐些才行啊”

    “不怕的，你情管動手吧！”

    先兌了兩碗鹽水給傷口消毒，然后就用一根銅針探進去找彈頭。陳排長痛得渾身直哆嗦，卻還是說：“不怕，不怕的”

    銅針通進去兩寸深，終于探到了子彈頭，陳排長的臉上全是汗、衣服濕透了、牙齒咬得咯咯直響。王三官幫著撥開傷口，羅老頭用鑷子夾住彈頭、使勁往外拔，隨著一股膿血向外噴出、子彈終于出來了。

    陳排長疼得滿臉鼻涕眼淚，卻始終沒有哼一聲，在沒有麻藥的情況下忍受這個手術，可真夠剛強的。

    羅大扁擔揀出歸尾、紅花、兒茶……配成敷劑糊在傷口上，笑著說：“沒辦法，藥婆的簍子里只有這些東西將就能用。不過，你遭的這份罪也和生個孩子差不多，算是一場大難了”

    陳排長也笑：“子彈取出來就輕松了，馬上就能打鬼子，讓他們也遭回大難！”



    那天晚上，幾位傷員都得到了救治。

    休息的時候，苗寶泰仔細詢問大窪村周圍的環境和縣城里鬼子的情況，王三官一一做了解答。他也向苗書記提出了自己的疑惑：“你們和史聘侯、劉馨吾原先在一起共過事，現在怎麽不能好好商量，一定要打架呢？”

   “我和劉丹岑是同學、王方明的哥哥也在國民黨，彼此間並沒有私仇。可是，我們要抗日，而國民黨卻甯願把舞陽留給日本人也不讓共産黨進來、還調集部隊圍剿我們，這就犯了衆怒！南山是查岈山進舞陽和葉縣的路口，新四軍商談了多次，劉馨吾和史聘侯就是不肯借道，你說該打不該打？”

    王三官就再沒說什麽。

（注：

    劉丹岑：舞陽人，劉馨吾的弟弟，曾任中共舞陽“救國會”宣傳股長，后脫黨，時任國民黨縣保安團政訓處主任；

    王方明：舞陽人，大哥是國民黨縣長、二哥是舞陽縣黨部干事長。他本人38年加入共産黨，時任舞陽縣委副書記。后擔任河南省軍區干部科長，河南省體委副主任、黨組書記；

    史聘侯：舞陽人，曾任中共舞陽“救國會”干事，后脫黨，時任國民黨縣保安大隊長，被葉舞支隊擊斃）

  結局



    從尹集回來之后，王三官遇到的煩心事接二連三。

    交通員牽來一頭牛，這是因爲王三官提供情報有功，抗日政府給他的獎勵。可不知怎的，卻有人說“大黃牛是擔架隊的工錢，被王保長獨吞了”。風言風語一傳開，擡過擔架的村民都有了想法，三三兩兩在王家的牲口棚外探頭探腦，有的表情古怪不吱聲，有的干脆說：“王三官，這牛牽去給我犁幾畝地，可中？”

    過了兩天，新四軍需要十六保提供幾輛大車，王三官去找有車馬的人家商量，車戶開口就問：“給多少腳力錢？”，一聽說不給錢，轉身就把車轱辘拆了，說：“哎呀，我這車軸壞了，正沒處修理呢……”。結果是跑了好多家，一輛大車也沒征到。

    耕牛關在棚子里，總是有人指指點點，王三官說的話也不如以前管用。他一咬牙就把牛賣了，換回三千塊錢、分給參加擡擔架的每人一百。可是，自己吃了虧、別人還不領情，村民們一邊數錢一邊嘀咕：“就只有一頭牛麽？大家吃苦賣命的，你可別虧心喲……”，王三官鬧了個里外不是人，真是委屈極了。



    大窪村住著十幾個新四軍傷員，抗日政府預先支付了口糧。本來說好了是秘密養傷、不能對外張揚，可羅大扁擔卻自作主張，借保長的名義吩咐每戶人家出一只雞，給傷員同志滋補身體。

    在當時的河南農村，當家人把牛賣了沒關系，因爲地里的活計是男子的事，男人自己可以做主。但是，雞屁股是女人的“銀行”、羊是小孩子喂養的，所以抓雞宰羊就非得跟老婆孩子商量不可。羅大扁擔整的這出戲，惹得老婆媳婦們直跳腳：“王三官！你要當紅人我們不攔著，憑什麽抓我家的雞？”

    羅老頭脾氣大，拎著扁擔把幾個潑辣婆娘揍得鬼哭狼嚎，可這麽一來，卻搞得家家戶戶都知道村里住著新四軍。交通員看看情況不對，趕緊把傷員全都轉移走了。



    四月底的時候，小窪村的王宗漢跑到縣城去報告，說王三官私通新四軍共産黨，請鬼子便衣隊來抓人。

    這個王宗漢以前是小學校的雜役，家里很窮，后來靠出賣壯丁發了點小財。他賣壯丁的方法很特別——把頂替兵役的賣身錢藏一半在家中，另一半縫在“筒褲”里（“筒褲”是窮人穿的套褲，沒有褲裆、只有兩個褲腿），到了兵營就用筒褲里的錢賄賂長官，這樣，他逃跑的時候別人就睜只眼閉只眼、容易多了。

   “王宗漢當兵就象走親戚，逛一圈就能回來”，村民們都很佩服這家夥。王三官也覺得他頭腦靈活見識廣，所以羅小扁擔死了以后，就由他接替了十六保的武管事。

    開春的時候，王宗漢娶媳婦，王三官還送了頭一份大禮，可沒想到這位新郎官一轉身就把保長給賣了。

    便衣隊的柳賴看到告密材料，想起王三官就是自己從刑場上救下來的那個人，不禁有些疑惑，于是找來俞家兄弟核實情報的可信程度。俞二算盤生怕王三官出了事把自己也牽涉進來，連忙說：“不可能、不可能，王三官是有家業的人，怎麽會和共産黨混在一起。這是王宗漢惦記著保長的職位，故意陷害人家呢！”

    俞大算盤也認爲王三官不會和新四軍有關系。柳賴聽了這話，回去就把正等著領賞錢的王宗漢揍了個半死、一腳踢了出去。



    在朋友的庇護下，王三官躲過一劫。但其實俞二算盤說的話也有道理，到這時候，王三官並沒有和共産黨真的心貼心。

    王三官雖然爲新四軍采購物資、提供后勤支援，但他對共産黨的主張並不太熱心，始終和抗日民主政府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系。在他的思想里，共産黨干的是改朝換代的事，沾得太多恐怕會惹上麻煩，並且，共産黨不敬神佛也不在乎祖上的老規矩，這與王三官的性情有著很大的沖突。

    王三官對“天官賜福”的那一套是十分相信的。前面幾個哥哥夭折了、自己卻活了下來；這幾年死了那麽多人、自己卻沒事；被拉到刑場上眼看要被殺了、卻又揀回了性命……這一切，他都認爲是靠了菩薩的佑護。三官廟被拆毀以后，他惦記著要重建廟宇、再塑金身，可是，當初鬧著要拆廟的王方明現在是抗日政府的副縣長，還成天教大家唱歌：“從來就沒有什麽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王三官覺得他是故意讓自己難堪，心里很不痛快。



    尹集戰斗之后，新四軍挺進二團、四團合編爲“豫中兵團”，連續進攻舞陽縣的日僞據點。五月中旬又攻克了八台鎮和大寒莊，這樣，根據地距離大窪村不到二十里、距縣城也只有四十里地了。

    可就在這時候，不知怎的，新四軍的大部隊突然撤走了，僞綏靖一師隨即進行反攻，不僅重新占領了先前的據點，還把南山也控制住了。

   （45年6月20日，豫中兵團和葉舞支隊護送新四軍五師參謀長劉少卿前往豫西，沒等他們回來，日寇就宣布投降了。國民黨軍主力隨即進入舞陽、擋住了豫中通道，原“豫中兵團”和“葉舞支隊”只得在豫西編入陳先瑞的三支隊。

    以馬甲個人的淺見，6月份的這次部隊調動很不恰當。且不論劉少卿過路是否需要三四千人護送，僅從結果來看，三個團同時離開舞陽，直接造成南山、查岈山的兵力不足，致使新四軍輕易失去了豫中的有利屏障，以至于抗戰勝利后，豫中部隊不但無法向平原移動、反而不得不在國民黨軍的追擊下退往豫南的桐柏山區，這也給日后的“中原突圍”埋下了隱患……當然了，那時候誰也沒想到日本人會投降、也沒想到敵人很快就撲了過來，這也怪不了誰）



    7月16號，綏靖一師在縣城開“慶功會”，十六保也接到了請貼。

    那天，俞二算盤正巧回大窪村收租子，看見王三官在帖子上寫了個“知”字，連忙搶過來，改成“謝”字。

   “去不得，這是鴻門宴”，俞二算盤說：“尚店鄉的幾個保長幫新四軍辦過事，全被尚振華殺了，你帶人擡擔架的事他也知道，正想除掉你呢”

    王三官也聽說這段時間尚振華殺了不少人，頓時就慌了：“這可怎麽辦？”

   “兩條路。一是投新四軍，二是求日本人當靠山”

    王三官當然不願意投靠日本人，可他也不想投共産黨，苗寶泰縣長調走了（到軍分區當宣傳部長），他和王副縣長說不上話。琢磨來琢磨去，只得先跑出去、躲過這個風頭再說。

    于是，從這天起，“十六保保長”的職位算是干到頭了。



    離家出逃之后，王三官在“壘山寺”當幫工。這座唐代古廟是用大石頭壘築建成的（70年代初被拆掉，石塊拿去修水渠了），當時已經十分破敗、少有人來，王三官是從小就在廟里打雜慣了的，所以並不覺得清苦。

    8月下旬，他聽說日本鬼子投降了，于是出去打探一番。

    街面上十分平靜。鄉公所的門前挂著兩面“青天白日”旗，一面鑲著黃色的三角邊（汪僞政府的旗幟）、另一面卻沒有，叫人弄不清以哪面國旗爲準。土牆上原先用白灰寫著“建設東亞新秩序”，現在貼上了新標語——“公理戰勝”。

    “公理戰勝”的旁邊有張布告，簽署人是“華北宣撫使”熊斌中將，內容是命令僞軍各部原地駐防、等候國軍點驗，另外還有個附表，注明舞陽縣的點驗官來自五戰區，是一個名叫“盧望興”的人。

    王三官這才相信，鬼子投降了，他可以回家了。

    路過縣城，城頭上鬼子的膏藥旗和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並排挂著，城門口貼著日軍的告示：“中日戰爭已經妥協，皇軍按照指令維持地方安全，中國軍民如不執行，大日本皇軍仍以武力對待……”，落款是昭和二十年八月二十日。

    王三官又糊塗了：這日本鬼子到底是投降了沒有？



    9月初，國軍41軍104師（楊顯明部）進駐舞陽。9月20日，日本人排著隊鞠了個躬、坐上卡車到漯河去了。

    老百姓舉著報仇伸冤的情願書，要求懲辦血債累累的日本指導官勾口右京和便衣隊顧問柳賴等人，可點驗組的組長盧望興卻說：“要執行投降條款，不要企圖報複，不可對敵人加以汙辱。只有對他們表示憐憫，才能使他們自拔于錯誤與罪惡。如果以暴行答複暴行，則是冤冤相報，決不是仁義之師的目的……”，王三官覺得這位點驗組長真是個以德報怨的善心人。

    盧望興接下來又宣布，當前的重要任務是清除漢奸、清理僞産。

    曾經擔任過“僞職”的人都在清查之列，王三官心想，這還用查麽？僞軍的正副師長關震亞和尚振華、維持會的正副會長周承文和胡燦宇都在舞陽縣城里，抓起來就是了。



    可是，王三官想得太簡單了。

    關震亞和十九集團軍司令陳大慶的副官周愚是好朋友，又經周愚的關系聯系上了五戰區司令劉峙的副官李雅仙，再通過李副官的介紹認識了劉峙的三姨太（姓黃）。

    日本投降后，得知舞陽縣的接收事宜由五戰區負責，關震亞立刻帶著自己的小老婆去找黃三姨太，光是衣料、皮毛和各類滋補品就裝了二十口箱子。劉峙到漯河以后（五戰區的受降儀式在漯河舉行），尚振華又在漯河包了飯館，每天開流水席、宴請劉峙司令部的長官。這樣一來，關、尚二人不但免除了漢奸的罪名，反倒成了曲線救國的英雄，當上了新編75師的正副師長。

    關震亞、尚振華“曲線救國”成功，其他漢奸頭目也紛紛向點驗組的長官送禮求情，等到接收大員收取的禮品堆滿了“大信公司”的庫房（今舞陽縣財政局），僞維持會的會長和干事們也就搖身一變、都成了抗日的功臣。

    只是，送出去的財物總要想辦法再撈回來、“清除漢奸”的名單上也需要找人來當替罪羊。于是，原十六保保長王三官的名字就被寫上了縣政府通緝捉拿的漢奸名冊。



    王三官事前對此毫無所知。

    45年10月12日下午，縣里來了三個人，一個干事兩個兵，進到大窪村就把王家的房子貼上了“僞産”的封條，然后就要捆人。

    王三官一邊拼命掙扎、一邊大喊“冤枉！”，村里人誰也不相信王保長會干壞事，都聚攏過來表示反對。可就在這時，有個人卻跳出來證明王三官是漢奸。

    這人就是十六保的武管事王宗漢，王三官不當保長之后，他就成了附近幾個村子的最高領導。現在看見縣衙門來抓人，他不僅主動上前幫忙，還揭發說：“王三官勾結日本便衣隊殘害忠良、王三官是個漢奸”。

    王宗漢向便衣隊告密並被柳賴毒打的事，王三官出于息事甯人的考慮，從沒有向外透露過，現在聽見王宗漢倒打一耙，王三官的母親頓時氣壞了，撲上去要撕他的臉、並且又哭又罵地把事情的原委全都嚷了出來。武管事惱羞成怒、一耳光把老太太扇翻在地，王三官見狀再也忍耐不住了，一頭向王宗漢撞過去，倆人撕打在一起。



    好人王三官打人了！這可是自他出生以來從沒有過的舉動。

    大窪村的村民也激動起來，紛紛圍上前去幫忙。事情很快就演變成了一場騷亂——王宗漢的肋骨被人踩斷了、縣衙門干事的頭被砸破了，士兵的槍被搶了下來、當場打死了一個。



    事情鬧大了，王三官只得離家出走。他拿定了主意：投奔共産黨。

    南邊正在打仗，“雙十協定”后，國民黨的四個整編師以方城、舞陽、遂平爲中心向南推進，壓迫著新四軍豫中部隊朝桐柏山區轉移。羅大扁擔告訴王三官：舞陽支隊編進了陳先瑞的三支隊，羅老頭的幾個徒弟也在那里，找不到新四軍就去找八路軍。

    王三官連夜離開了大窪村，他沒找到三支隊卻遇上了突圍途中的冀魯豫軍區八團（45年10月，“水西八團”的北返道路被敵人截斷，奉中央軍委的命令，向新四軍五師靠攏）。

    于是，46年，桐柏山區的被服廠出現了一位“創造染布新記錄”的勞動模范；47年，大別山根據地出現了一位“累死也不丟下一個傷員”的模范管理員。同志們給他起了個綽號，叫做“王干勁”……





    貴州的鎮遠古城，是個風景優美的旅遊勝地，城東一公里外的“中和山”是道教名山，山南的青龍洞號稱“黔東第一洞天”，山中還建有數座道觀，其中有座“三元宮”。

    天氣晴好的時候，時常會有一位年愈九旬的老者到道觀里走走看看，祭拜天官、地官和水官（三元）。附近的人們都知道這位慈眉善目的老人是離休干部，卻不知道他曾經有個名字和神龛里的三官有聯系。

    鎮遠是座水城，橫貫小城的美麗的河流名叫舞陽河。三十年前，舞陽河還可以通航，王主任就負責管理這條河的航運，后來水電站多了、航運中斷了，老王也就退了休。可他並沒有回到河南老家去，而是留在這條和他家鄉同名的河水邊，安度晚年。

    他每天虔誠地燃香祭拜，沒有去“三元宮”的時候，就在家里念叨著太上秘旨、導引法訣。他家的堂屋里擺設著天地水三官的神位，在神龛的旁邊，還挂著蔡志蘭女士的遺像。和太上老君交涉完畢之后，王老總要在妻子的跟前停留一會，撣一撣鏡框上並不存在的塵埃。



    那一天，我問他：“你覺得，真的有靈魂麽？”（這問題好象祥林嫂也問過）。

    王老略帶羞澀地笑了：“我知道不該相信這個，這是迷信……可是，靈魂這東西，說有也有的，它不在死人那里，在活人的心里呢”。

    停了一會，老人十分認真地問我：“你說，要是把戶口遷到少數民族地區，可不可以不搞火葬……”

    我笑了。

    我知道，這一刻，我面前的這位老者，不是離休干部王主任，而是那個豫中的朴實的農民——好人王三官。

其實不到2萬字。 你要算中篇太勉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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