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們究竟在想什麽？這是一場關于援交女孩的正經調研，可惜直到最后，女孩們的思想依舊像是蒙上了一層厚厚的迷霧，關鍵地方被剪輯了、被遮蓋了，或許未曾有人讀懂

“爲什麽你們能忍到20歲還沒有性行爲？”

“我真不明白，20多歲還用家里的錢，你們不覺得羞恥嗎？”

9月17日晚7時，客村地鐵站上蓋一家面朝馬路的快餐店里，人來人往，未滿18歲的援交女孩將正在調研援交女的在校大學生阿歡（化名）和斯文（化名）問得面紅耳熱。

“她們以爲，我們的世界和她們一樣，十來二十歲有性行爲很正常。”阿歡說這話時帶點兒顫抖的笑腔。

她們彼此難以理解。

這場不和諧的見面並非偶然，促成它的是一個正經的調研項目。

今年6月，廣東商學院的5名在校女生和1名剛剛畢業的師兄，提交的“援交女調研申請”正式通過。阿歡和斯文是調研小組的成員，主要負責與援交女孩接觸。

當初，她們在“調研目的”一欄寫下：我們希望，我們的調研能使走在分岔路口的女孩兒們選擇更加理性。

但直到9月17日的那個晚上，她們第一次在現實中見到了“需要幫助”的女孩，才突然發現，原來和想象中的太不一樣。

沒有豹紋、墨鏡、恨天高和披散的波浪卷兒，也沒有楚楚動人的清純外表和高挑火爆的身材，更沒有一個淒慘悲涼的故事。

眼前的援交女孩外表普通，身材嬌小，舒服地窩在椅子上，除了說話張揚外，幾乎毫無特點。對于援交，她們或許引以爲傲。

見面那天，調研者與被調研者分別坐在桌子兩邊，她們小聲交談，氣氛融洽，仿佛一場閨密聚會。事實卻是，70厘米寬的長桌，結結實實把她們隔在了兩個不同的“世界”，她們彼此都不太明白對方在想什麽。

幾個月后，一條關于援交女的新聞成了各大網站的頭條：上海20多名稚氣未脫的女中學生，因爲零花錢不夠，又不願意通過工作賺錢，走進連鎖酒店，成爲援交女，其中2人未滿14歲。這20多名援交女多數爲在校中學生，涉及上海市某職業學校和普通高中共9所學校。

阿歡和斯文一直在糾結：她們究竟在想什麽，是什麽力量讓援交女孩輕易跨越了她們心里不可逾越的道德鴻溝？

直到最后，援交女孩們的思想依舊像是蒙上了一層厚厚的迷霧，關鍵地方被剪輯了、被馬賽克覆蓋了，或許未曾有人讀懂。

那群和我們年紀相仿的姑娘，究竟在想什麽？

去年6月，大四忙于找工作的阿力（化名）在網上遇到了一個有過幾面之緣的女孩，起初只是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直到對話框彈出6個字：“有人想包養我。”

阿力瞬間瞪大了眼睛。雖然之前也聽說過“援交”，但從未想過會真實地發生在自己身邊。這個23歲的大男孩“很震驚”。

女孩也沒避諱，向阿力講述了入行的原因、客人的形色，甚至是自己的價碼。

那個晚上，阿力徹夜未眠。他想到了廣東人文學會廖冰兄人文專項基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廖冰兄基金”）所設的“大學生底層調研活動”，他想提交開題申請，專題調研援交女孩。但大四找工作的壓力讓這個想法最后不了了之。

今年初，已經畢業的阿力收到了小師妹斯文的“求救”：“師兄，我們打算利用假期做調研報告，初步選定調研同性戀人群了，你怎麽看？”師妹的問題，喚醒了阿力的回憶。

阿力馬上建議這個比自己小3歲的師妹，放棄“同性戀調研”，轉做“援交女調研”。

但后來阿力又后悔了，“她們才大二，一群小女生，我怕她們hold不住。”爲了打消師妹們的念頭，他拒絕提供“幫助”，也勸說師妹們，不要太著急。

但師妹們的反應十分熱烈，斯文說，“我很想知道，這群和我們年紀相仿的姑娘究竟在想什麽！”爲了讓阿力加入她們的調研團隊，斯文很執著，每天都要和阿力說上一遍，最終打動了他。

今年6月，廖冰兄基金組織的第三屆“大學生底層調研活動”開始向全省各大高校征集選題。廣東商學院的5個在校女生和剛剛畢業的師兄阿力提交了“援交女調研申請”。

和阿力的想法一樣，廖冰兄基金開始收到這樣一份開題申請時，也有所顧慮。

“開題答辯時，站在台上的5個姑娘都是一臉稚氣，尤其是組長斯文，看上去文靜、嬌小，做這樣的課題安全系數似乎不夠高。”廖冰兄基金工作人員黃準回憶，“起初我們也挺擔心的。”

“但考慮到社會對這個群體的關注不足，而同學們做了較充分的準備”，今年6月，廖冰兄基金通過了開題申請，爲期5個月。

廖冰兄基金也組織了一個“重量級”專家團給姑娘們上課，有中山大學人類學系、社會學系的專家、教授，有知名的媒體人。

這群涉世未深的女孩們聽得很用心，“不用‘幫助’這樣的詞”，“不用生硬的開場白，‘你好，我是’……”調研小組的組長21歲的斯文在筆記本上認真地寫下。

她們認爲，問卷答案是胡說八道

斯文是個典型的“乖乖女”，重點中學畢業，她身邊最“壞”的孩子都在干些什麽，還是“聽說”的。“聽朋友說過，一些非重點學校的孩子比較叛逆，會遲到、會早戀”，最嚴重的“還有翻牆”。

她第一次在搜索引擎中敲下“援交”二字時，心里嘣嘣直跳，既害怕彈出的網頁會太露骨，也害怕室友們誤會。常常開著網頁不到三分鍾，就要關閉一次，左顧右盼。

她說，這是一個適應過程，到最后，她已經可以大膽地在宿舍里翻閱任何和援交有關的資料了。

尋找援交女孩其實並不費勁，但如何約她們出來則十分困難。沒有經驗的女孩們被罵了很多回。

開過小會，總結經驗后，大家發現，應該先從援交女孩的QQ日志入手，從日志中的內容，尋找她們的興趣愛好，從而打開話題。

但援交女孩的日志總會讓斯文看得面紅耳赤，“她們很大膽，很多都記錄了和客人交易的過程。”說起這話時，她仍有點兒難爲情。

連續3個月，這個調研團隊四處碰壁，沒有成功約到一個援交女孩。

更讓大家灰心的是，父母不理解。

斯文不敢告訴父母，只告訴了來廣州玩的堂姐，誰知堂姐回家后就告訴了父母。當晚，斯文的媽媽打電話給女兒，一路叮囑，“和這些女生接觸時，一定要少說話”，“不要惹事，或者干脆不要接觸更好”。

阿歡的父母反應更大，不給生活費，這樣她就沒法回廣州。

一時之間，調研陷入困境。

其間，幸好她們自己設計的“對援交女孩的態度及認知度調查問卷”在網上漸漸累積人氣。

200多個在校大學生、200多個社會人士，共400多人回答了問卷，盡管這距離她們“收集1000份問卷”的目標還有距離，但在當時已是一個不小的鼓勵。

但問卷的另一部分進展則十分不順。問卷結果需要整理給援交女孩看，讓她們提出看法，但最終只有4名援交女孩願意看這樣一份問卷。“而且認同感不強，她們認爲一些答案很荒唐，甚至是胡說八道。”

罵了24頁，于是見面了

轉機出現在9月中旬，一份長達24頁的罵人聊天記錄給這個團隊帶來了曙光。

被罵的人是調研小組的指導人阿力。

某個快下班的午后，阿力在援交網站上，找到了一名自稱是研究生的援交女，這讓他眼前一亮。

這名研究生，也成爲此次調研中，學曆最高的援交女。

“要價多少、在哪個城市、年齡多大了……”阿力習慣先用客人的身份和援交女孩聯系，這樣能先確定女孩的身份。

這樣不會尴尬嗎？

阿力一臉坦然地說，“不會啊！我就當做買東西。”他拿起身邊的礦泉水，“就當買礦泉水，問問價錢還不行嗎？”旁邊的師妹偷偷地捂嘴笑。

但當阿力說出真實目的后，女孩連珠炮式的開罵，“×你媽”，“你他媽的”，除了惡毒的謾罵外，邏輯也很強，先質疑阿力的客人身份，再質疑學生身份。

整整30分鍾里，阿力不斷地道歉，在女孩再次敲來一個“滾”字時，阿力回過去一個“好”字，然后迅速關閉電腦逃離。

他把女生的QQ號碼給了阿歡，想著女孩的身份可能更好突破。但第二天，女孩把阿歡也臭罵一頓，然后拉黑。

三天后的一個晚上，女孩的頭像突然閃了，“在嗎？你們那個調研團隊究竟想干嘛？”這樣一句話，讓阿力在電腦前使勁拍掌，“有戲有戲！”果然如阿力所料，女孩願意出來和他見面。

事后，女孩告訴阿力，她願意見面的原因很簡單，她覺得阿力很老實，怎麽罵都不還口。

9月17日晚上7時，阿力和女孩約在一家上檔次的日本料理店見面。女孩長發披肩，乖巧斯文，“沒辦法想象這樣一個女孩會是做援交的。”

那一晚，女孩對阿力說了很多。

女孩家住北京郊區，家中還有一個弟弟、一個妹妹，做援交既爲賺錢完成碩士學業，也用來支持弟妹讀書。還有更現實的理由，身邊的同學出來工作了、賺錢了，自己希望見面時也能體面點。

爲了不讓北京的家人發現，女孩打算明年開始在廣州租個房子，每個月回來15天左右，專門做援交。

阿力還知道，女孩的脾氣很不好，經常被客人投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