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8月24日在日本橫濱召開了４年一度的“第１２次世界精神醫學會（ＷＰＡ）”，發表了當年各國的自殺率。日本以每10萬人中有25個多人自殺，名列第一。由此，日本不僅成爲世界第一長壽（男女平均壽命）的國家，也成爲自殺率世界第一的國家。前一個第一反映了日本的社會發展水平；而后一個第一則反映了日本人的生死觀。一邊是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健全的醫療衛生體制，一邊是衆多的人舍棄生命、慷慨赴死。這里邊隱含著什麽樣的原因，或者說日本人的生死觀是怎樣的。本文試圖探究個一二。


一、日本人的自殺因由探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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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后，日本雖然基于理性的複歸逐漸抛棄了武士道以及武士道崇尚的剖腹文化。但日本自殺率一直居高不下，特別是九十年代以來，每年都有3萬多人自殺，以至于日本人輕生成爲了國際社會不爭的事實。對自殺的報道幾乎成爲日本地方和全國媒體的日常作業，而且日本政府每年都公布日本人自殺的數字，在外國人看來日本人似乎視自殺爲“家常便飯”。近代以來，日本曆史上自殺者的因由除患病和精神障礙者外，有的是因爲因爲精神絕望，有的是爲團體負罪而死，也有相當一部分是因爲生活所迫。

　　因精神絕望而自殺表現爲日本文化的代表——作家的輕生。近代以來日本文學界知名作家自殺者有七八位之多。明治時代的著名詩人北村透谷自缢而死，白桦派文學的泰斗有島五郎與情人雙雙情死，另外芥川龍之介、牧野信一，田中光英、太宰治以及三島由紀夫等人都走向了自殺之路。最令人痛惜的是日本著名文學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川端康成在功成名就之后竟然也走向了自殺之路。三島由紀夫的死是源于日本文化的“表”——近代日本統治者所刻意制造的以天皇爲中心的“極端國家主義”文化走向窮途末路所至；而川端康成的自殺則展示了日本作家戰后面臨的共同矛盾，即日本文化的“里”——崇尚自然之美、義理之美和工業化時代物欲橫流以及極端國家主義之間存在的激烈且難以調和的矛盾沖突。

　　爲團體過失負責而自殺也是戰后自殺死的一個原因，並且爲數不少。50年代全日本航空公司因爲一場空難事故，公司的總經理謝罪自殺，80年代日本大阪某警察署的兩個負責人以爲下屬貪贓舞弊事件暴露而雙雙自殺身亡。按中國人的觀點來看，空難事故也好，貪贓事件也罷，自殺者都沒有直接責任，無非是教導不嚴或督導無方，輕則檢討一番，重則辭職不干就是了。但是，這三個日本人卻選擇了死亡——這一最嚴厲的自我懲罰方式。在他們看來，由于自己身爲航空公司和警察署的負責人，就要對這個團體盡職盡責，而發生這種嚴重危及團體利益和聲譽的事件，自己有不可原諒的失職責任，應以死謝罪。另外，在日本社會一些非法或極端勢力內部，經常以逼迫自殺來約束、恐嚇成員。如日本黑社會三合會以及極端政治組織日本赤軍等，都把迫令自殺甚至剖腹作爲對違反幫規、組織紀律的懲罰措施。

　　在日本衆多自殺者當中，大部分是不堪生活和工作的壓力，絕望中把死亡視爲唯一的解脫方式。90年代日本經濟發展遭遇坎坷，公司破産、裁員以及收入下降造成的壓力曾經把許多人推向絕望的邊緣。據日本警察廳統計，在1998、1999兩年，日本全國年自殺人數都超過30000人，爲近年來的最高紀錄；其中，40到50歲的中年男性選擇自殺者數量明顯增多，而這些人正是社會人群中生活、工作負擔最重的群落。在日本的人身保險中，自殺被列爲意外死亡，可以領取保險金，所以經營失敗的中小企業主，往往購買高額人身保險，然后選擇自殺，留下豐厚的保險金以償還債務。同時，因爲借高利貸被逼致死的人也在逐年增加。日本的銀行存款基本上是零利率，貸款的利率則高得嚇人。個人基本上不可能貸到自由支配的資金，這就催生了很多的高利貸者。盡管日本法律規定最高年利率不得高于30%，可一些和暴力集團勾結的地下錢莊卻往往放出10倍，甚至幾十倍的利率。因高利貸而家破人亡的事近來頻頻發生。據日本民間組織“地下金融受害者聯絡會”估計，全日本受高利貸盤剝的人，最少有40多萬，這些人隨時都可能成爲自殺者。

　　近年來，自殺行爲呈現出低齡化和集體化的特征。中小學的學生自殺人數增加很快，這被認爲是中小學中存在的嚴重集體欺辱現象的反映。最讓人扼腕的是，自殺者中有不少是風華正茂的年輕女子和花季少女，原因包括失戀、受人欺負、家長期望太高和老師管教失當等等。她們是無力自己解決問題的弱者，內心一直在發出求助的呼喊。當然，年輕人自身也有一定的問題。在日本，有很多青少年不上學，家長沒有一點兒辦法，管嚴了就離家出走，和社會上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塊兒。他們這些迷途的羔羊，很容易在別人的誘惑下走上邪路。

而隨著互聯網在日本的普及，在網頁上尋找志同道合的自殺者共赴黃泉路的現象也在增多。只要打開日本最大的搜索網站，輸入“自殺”，馬上就可以彈出近50萬條結果。其中不乏很多自殺者網頁，上面征集集體自殺志願者，探討最安樂的自殺方式，找尋最美麗的自殺地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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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造成日本自殺的文化因素

　　日本人自殺率高有其文化上的根源。同樣是經濟不景氣，美國的自殺率卻比日本少了一半，這與不同的文化背景有關。***文化認爲自殺是罪惡，而日本卻有一種贊美剖腹和殉情的傳統。日本武士道文化對于增強日本人的向心力和集團歸屬意識有很大作用，但也有“輕生死”的糟粕。

　　犧牲——武士道提倡的最高境界

　　武士道提倡“輕生死重然諾”。日本人甚至認爲“武士道既是死”。日本武士道的開山鼻祖山鹿素行吸收了中國儒教的孔孟思想，認爲武士道的最高準則是“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他的弟子大道寺友山則將這種尚死觀念進一步發揮，主張“武士臨戰場，決不當顧家室。出陣應有戰死之心，以生命付諸一擲，方得名譽。與敵騎決勝負，將被取首級之時，敵必正色問我姓名，即應朗報己名，莞爾授頸，不可有懊喪萎縮之態。”據本尼迪科特所著的《菊與刀》記述，出身于武士家庭的日本政要家勝海舟幼時曾被狗咬傷睾丸，當醫生爲他做手術時，身爲武士的父親用刀戳著他的鼻梁說：“一聲也不許哭，要是哭，我就叫你死，要不愧爲一個武士。”在日本曆史上流傳的赤穗四十七浪人（古代把失去主人的武士成爲浪人），在爲主人成功複仇后，也選擇了集體犧牲，並且是剖腹自殺的方式。二戰中，日本武士道異變爲促使日本侵略軍進行對外屠殺的精神武器。看電影《偷襲珍珠港》，一些年輕的士兵，念著忠于天皇的誓言，奮身不顧地鑽進轟炸機，以自我犧牲的方式，換取戰爭的勝利。

戰后，隨著日本政府被迫進行****和人民對侵略戰爭的反省，日本武士道文化一度成爲日本社會的禁忌，除了極少數右翼分子仍念念不忘外，大多數日本人對其嗤之以鼻，長期興盛的武士道最終走到了窮途末路。但是，作爲長期流行于日本社會的武士文化，尤其“輕生死，重然諾”的思想，對日本民族心理産生的影響是深遠的。

　　剖腹—— 一種日本人獨有的自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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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剖腹是日本人所獨有的自殺方式，日文漢字寫作“切腹”。剖腹不同于一般的自殺，有比較正規、嚴格的方法和程序。有條件的話，往往要先沐浴淨身，然后才開始切腹。按體位區別分別爲“立腹”、“坐腹”；按方法區別，分爲“一字型”、“二字型”、“三字型”切腹和高級的“十字型”切腹，而且一般要由“介錯人”“幫忙”從旁邊用武士刀斬下自殺者的頭顱以實現死亡。

　　曆史上的剖腹者中主要是武士和有地位的人。剖腹的原因有的是作爲或最后的懲罰和自己引咎自殺，如日本曆史上茶道的創始人千利休；有的則是爲了表示效忠或徇死，如日本曆史上流傳的赤穗四十七浪人。也有其他的原因，如日本文學家三島由紀夫戰后曾煽動日本自衛隊舉行叛亂，以複活軍國主義，失敗后剖腹自殺。當然剖腹是事關性命的大事，即使作爲武士也只在戰斗失敗、事關自己榮譽或責任的極端情況下選擇剖腹自殺。特別是在戰敗時，由于日本武士把被俘或被敵人殺死視爲一種某大德恥辱，往往選擇自殺，而剖腹則被看作最爲體面的自殺方式。這也是我們在抗戰題材的電影、電視上熟悉的場面。但隨著曆史向前延伸，日本的剖腹自殺數量在經曆了二戰曆史高峰后開始直線下降。由于日本國民對這一充滿血腥味的民族自殺習慣開始有所反思，這一行爲逐漸減少，最終也必定成爲日本文化的曆史化石。

剖腹，原本是一種血腥的殘忍的自殺方式，卻被日本人發展爲一種崇尚的死的儀式。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日本人在剖腹自殺這一行爲上看到的不是死的血腥、恐怖和殘忍，而是尊嚴、氣節和壯美。

　　徇情——日本人正面歌頌的情死

　　“殉情”是對日語“情死”的翻譯，而“情死”在日語中有一個專門的詞“心中”，這是日本大劇作家近松門左衛門將漢字“忠”字分解開，將其上下部首調換一下就成了“心中”，原意爲“相愛的男女向對方表露心迹的證據”，有切指甲、文身、斷發、斷指、情死等。后來，“情死”就成了真正的“心中”，進而“心中”成爲專指兩人或兩人以上的集體自殺。日本人一向對殉情有特殊的迷戀，日本許多電影和文學作品中都有“情死”和“心中”的情節，而不同文本對殉情往往均有正面的歌頌。近年最成功的例子無疑是渡邊淳一的小說《失樂園》。一對戀人把情死作爲獲取“來世”愛情幸福的途徑，夢想著借情死使他們的愛情永�化。他們懷著對生的留戀和對死亡的向往，爲情而死，雙雙自盡以實現最終的結合，這在日本文化傳統中是根深蒂固的。對于重人情、重人性的日本民族來說，沒有比死亡、比雙雙情死更能引起人們深切的感動和崇高的審美享受了，情死都在自盡的刹那，心中湧動著寂滅的哀傷，感情得到了升華和宣泄。

同樣是徇情，一部《梁祝》，讓中國人看到的不單是主人公對愛情的忠貞和執著，更多的是對那殺人不見血的封建禮教無聲的控拆，和對那些恃強淩弱的舊惡勢力帶血的抗爭。同樣，現代社會的徇情，中國人也往往在感歎徇情者之余，也會責怪徇情者對親情、友情的不負責任，對家庭、社會的不負責任和對生命對愛情的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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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影響是深刻的，日本許多著名文學家最終都選擇自殺，前邊提到了。如有島武郎、芥川龍之介、川端康成、太宰治和三島由紀夫等。日本的文學作品里也充斥著對殉情的描繪，常常美化這種多少有些病態的做法。

最后還應該提到，在日本各種各樣的宗教中，有不少屬于邪教，因爲它們宣揚世界末日論，無視人的生命的尊嚴，如奧姆真理教等。很多日本人笃信不移，甚至到了癡迷的程度，這樣，很容易在賤踏別人的生命的同時，輕視自已的生命。


三、日本人的生死觀

　　文化影響著人的觀念，而人的觀念又推動著文化的發展。那麽，尚死的文化又形成了日本人獨特的生死觀。而日本人獨特的生死觀又促成了日本人的自殺情節。

　　1、死是生的一部分，從生到死沒有絕對的距離。

　　這和日本人的自然觀相連。在日本人看來，人與自然之間並沒有絕對的距離，認識自然的一部分，一個人從生到死沒有絕對的距離，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一個人從生到死不過是自然的簡單輪回，就像是從一個房間走到另一個房間，生與死的界限並不像其他民族那樣泾渭分明。電影《入殓師（おくりびと）》中說：“死亡就是一扇門，它不意味著生命的結束，穿過后會到達生命的另一個階段”。《挪威的森林》中，木月，直子，初美的死對于他們來說並沒有中國人感覺中的不可理喻。他們覺得死亡是生活的一種選擇方式，是一種無法擺脫生活痛苦的最后選擇。是一種自我的解脫，是生存的另外一種形態。書中反複出現的：“死並非生的對立面，而作爲生的一部分永存。”就是對日本文化中的那種生死觀念的最好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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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死是對集體責任的承擔和忠誠。

　　這和日本人的集體觀念相連。日本人一向把個人的價值維系于其所存在的團體價值之上，爲了團體（甚至是國家）的利益，可以抛棄個人的一切，這樣爲團體而獻身就成爲一種至高無上的榮譽。在古代這種對團體的負責主要表現爲對封建藩主的忠心，而現在則表現爲對國家和對團體的忠誠，這種以自己的生命爲團體乃至國家殉節的精神非常強烈，時至今日雖然有所削弱，但仍頑強地保持著。

　　3、死是一種律己的行爲，應該被寬恕。

　　這和日本人的善惡觀念相連。日本人認爲死亡是道德的自我完善，是一種律己的行爲。所以不管生前犯過多少罪行，一旦死了他的罪孽也就消失了。無論他們生前做了什麽，死了的人都應該獲得平等的尊重和禮遇。所以，日本人認爲，一個人不論生前是善還是惡、是是還是非，死后都變成了佛，其牌位也理應放入神社，受后人供奉。在這方面，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是石川五右衛門，該人是日本 16 世紀有名的盜賊，按理說是個壞人，但在許多地方的神社中，都有該人的牌位。這也是盡管一再被全世界人民尤其是東亞人民的強烈反對，依然有一些日本政府要人屢次參拜供奉著東條英機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的原因。

　　日本人的這種生死觀，是一種不分善惡、不分是非的世界特有的生死觀。這和絕大多數國家有善惡、有是非的生死觀不同。也必定會繼續遭到全世界人民的抗議和唾棄。

　　4、自殺是維護個人尊嚴的一種行爲，是個人自由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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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把“自決的權利”看作“自由的權利”。日本憲法第13條就“尊重個人”規定“任何國民都應該被尊重。關于國民追求生命、自由、幸福的權利，只要不違反公共福祉，在立法和國政上都應該給以最大的尊重”。關于這一點，日本法學界以及日本民衆都解釋爲這是憲法賦予給人“自決的權利”，認爲自殺是基于個人自由的意志，是一種權利。時至今日，西方社會仍然把自殺作爲一種禁忌，而日本人卻還經常在津津樂道剖腹、徇情等自殺行爲。

總的來的說，日本人看輕生死、寬容生死、尊重生死。這是一種獨特的生死觀。


四、結語

　　日本在長壽世界第一的同時，自殺率高居世界之首。這和日本社會經濟狀況、人們生活壓力有很大關系。而另一方面要歸結于日本人的生死觀。在日本人的觀念中，自殺行爲並不是可恥而罪惡的，也不是失敗者無路可遁的懦弱選擇。相反，在日本的傳統觀念里，自殺是以對自身最極端的懲罰來洗去失敗的恥辱、贏得別人尊敬的最后方式，因而自殺行爲從來就不被日本社會所排斥。因爲這些原因，所以才會有世界第一的自殺率。

但是，居高不下的自殺死亡率給日本社會諸多方面帶來了巨大影響，日益成爲一個公衆關注的話題。爲了減少自殺現象，日本政府已經采取了不少措施，其中包括撥專款成立防止自殺的機構，建築設計師設計樓房時要讓想自殺的人找不到跳樓的地方，車站安裝防自殺鏡和障礙物，保險公司取消了自殺死亡保險。然而，這些措施恐怕治標不治本，因爲文化觀念的影響畢竟是根深蒂固的，需要從思想深處解決問題。倒是有些民間機構搞“心的關懷”、“笑的運動”，一些學校也教育學生尊重生命，這算是抓到了問題的實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