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運精英大起底
前言
2009年，是“六四”事件二十周年。當年引發這場事件的那些主要人物，大部分已被曆史和人們遺忘，只有極少數人還在海外活躍。這些參與當年的事件、目前仍在海外從事民運活動者，有王丹、王軍濤、魏京生、柴玲、胡平、薛偉、楊建利、劉青、吳弘達、倪育賢、王希哲、徐水良、陳破空、伍凡、唐柏橋、傅申奇、劉國凱、李洪寬等，還有因刑事犯罪正在服刑的王炳章、彭明等人。本書將重點介紹他們以前和現在的情況，以及他們人前人后的言行。
本書以客觀角度，引用海內外公開發表的文章和資料爲依據，不夾雜個人感情和政治傾向，公正持平地介紹“六四精英”們過去的經曆和他們目前在海外民運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個人生活、命運的現狀。
本書試圖透過具體的曆史記錄和真實故事，讓人們透過媒體上的表面介紹，及其背后的獨家內幕，認識這些人物不爲人知的一面；亦引用一些民運人士的公開文章和當事人自己的相互攻讦，以反映當下海外民運的現狀以及民運內斗的實際情形。
透過這本書，讀者也許可以深刻反思20年來海外民主運動的客觀曆史，認清海外民運組織的實質，以及這些民主精英們的本來面目。
（編著者：武聞）
澳門南天國際有限公司出版
電子版網址: http://boxun.com/hero/xiaoxiaofengyuqing
序：生子當如孫仲謀
楊安迪
六四天安門事件已經過去二十年了。二十年，雖然不足以滄海桑田，但卻足以讓這個世界上的很多人和事發生巨大的變遷。
站在今天眺望一九八九春夏之交的北京，相信從那時走過來的人們仍然會記得那個血與火、夢想與激情的年代。然而，畢竟時過境遷，畢竟光陰如梭。如今，當年的黑髮青年，兩鬓已經悄然被歲月染白；當年的青春紅顔，風流已然被雨打風吹去，不複昔日盛放的華年。
何處望神州？滿眼風光北固樓。遠離那片曾經留下我們青春和熱情的故土，心里不由得想起辛稼軒的詞句。二十年后，當我們跟自己的孩子說起天安門廣場上曾經發生的事情時，他們的疑惑與不解竟讓我們如此惶然。一代人的刻骨銘心，不會讓下一代人理解和接受，這也是曆史的必然。孩子們的確不會、也無法理解父輩們當年的作爲，只會向晉惠帝一樣瞪大眼睛問我們，何不食肉糜？
而我們，唯有苦笑而已。除了對往事的追憶，我們所剩下的寥寥無幾。那些過去的事、過去的人，也逐漸隨著歲月流逝變得澹然，只是偶爾會在這個特殊的日子里，才想起當年那些叱吒風云的精英們。
他們這些年在做什麽，偶爾會從各種渠道知悉，只是道聽途説，也少往心里去。大家都有自己的日子要過，都要撈世界捱生活，往日里那些指點江山的慷慨激昂，現在想想，不過是年少輕狂。而今也知道，世界是可以改變的，但卻不是那樣就可以改變的。
讀過《民運精英大起底》這本書之后，這種感覺更加深重起來，還有一些説不清道不明的東西如骾在喉，讓人不能平靜。回望當年，作爲一個熱血青年，我也曾滿腔熱情地參與天安門前的示威、遊行；六四之后，遠離故土，出走海外，原以爲在自由、民主、平等的美利堅土地上可以實現自己的理想，但在民運中浸淫多年，耳聞目睹的，是無休止的爭斗，是道德良心的喪失，是理想的淪陷。隨著老一代精英如劉賓雁、王若望的離去，隨著昔日領袖如柴玲、吾爾開希的退隱，如我這般的諸多無名之輩，也無心戀棧，由失望而轉入悲觀，由悲觀而跌進絕望，于是決意退出江湖，急流勇退。
這些年來，也知道那些昔日的精英、勇士，斷不會放棄他們以往的光榮與夢想；也知道他們這些年來遠離故國苦苦打拼的不易。本以爲很多傳聞不過是在風中飃來盪去的流言，早晚會不攻自破，卻未曾料到，真相其實比流言蜚語有過之而無不及。這讓如我般已經遠離了政治的人們始料未及，讀時瞠目結舌，掩卷仰天長歎，——我們曾經爲之奉獻青春和熱血的民主、自由、人權，難道能由這些所謂的精英和勇士們來領導、來實現？
好在我們已經不是當年那輕狂的少年，已經知道真相這東西往往讓人吃驚，也往往醜陋不堪。只是我們實在不能也不敢想象，在那些道貌岸然和大義凜然的外衣之下，竟藏著如此令人不安的卑鄙和龌龊。
掩卷無語，唯馀長歎，不由得爲當年那些死難之人感到不值。倘若他們看到當年的精英、領袖們今天這般模樣，不知道會作何感想？正如書中所說，曾幾何時轟轟烈烈、萬袊煌 。

第一章 柴玲：民運的彗星
　　1989年春夏之交的北京，在經歷十幾天的狂熱和騷動之後，天安門廣場上失控的人群慢慢冷靜下來。這場邉擁鬧黧w——學生們開始討論如何收場，並返回學校安心讀書。這時，一個23歲的女生從人群中跳出來，以紅衛兵式的慷慨激昂發表演講，號召學生和民衆繼續對抗政府，不能退縮。隨即，她所代表的學生激進派取代了學生領袖中的溫和派，帶領學生和民幸願�みM的方式反對政府。由此，這個女生一夜成名，成為天安門廣場示威學生中最著名的領袖。這個人就是當時與王丹、吾爾開希齊名的學生領袖柴玲。
　　當全世界媒體的鏡頭緊張地追蹤著那場曆史性的示威抗議時，這個身穿T恤牛仔褲、瘦小的青年女性，搖身一變成爲持不同政見人士的代表和學生總指揮，鼓勵學生們以極端和激烈方式，對抗政府和解放軍。她是憑什麽魔力獲得那麽大的影響力，並一舉成名的呢？而今她又在哪里呢？
　　草根女生變身學生領袖
　　柴玲，1966年生，山東日照市人。1989年時，她正在北京師范大學讀研究生。據熟悉她的人士說，柴玲是個很聰明的學生，但是讀書的成績一般，而且特別愛出風頭，整天夢想著自己要出名、要出人頭地。六四發轫初期，她只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女生，每天跟在其他同學后面參與遊行示威。有幾次，她試圖接近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領導圈”，都被忽略並擠出門外，這使她産生被冷落的憤怒。
　　5月19日夜，機會來了。當時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首次訪華，這是前蘇聯領導人時隔三十年后首次正式訪華，標志著中國和蘇聯這兩個主要的社會主義國家重新走到一起，由彼此敵對走向和解，這是劃時代的重大曆史時刻。中蘇和解將改變世界政治格局，影響世界秩序，所以備受矚目，當時各國媒體的2000多名記者齊聚北京，採訪報道這一重大曆史事件。
　　其時，中國用于進行重大外交禮儀活動的天安門廣場被抗議示威的學生和民衆佔據，中國歡迎戈巴契夫訪華的儀式無法在天安門廣場進行。因此，此次重大的外交活動竟連一個像樣的歡迎儀式都沒有舉行。
　　此時，學生們覺得繼續在天安門廣場靜坐會影響國家形象和中蘇兩國回暖的外交。那天夜里，集聚在廣場上的學生領袖們開始表決“要不要停止靜坐示威”。兩輪表決后，多數學生領袖認爲，應以大局爲重，“民主運動應循序漸進，才能形成良性循環”；“民主運動不應破壞國家利益”，所以大多數學生領袖同意撤離天安門廣場。
　　這時，瘦小的柴玲憤怒地從人群中站起來，象當年文革的造反派那樣慷慨激昂地發表演講，號召學生們繼續“勇敢戰斗”。她最后指責，凡是主張撤退的，就是軟弱投降。柴玲的話引發了學生們的熱烈掌聲，在年輕沖動的學生們心中重新激起波瀾。結果，在第三輪表決時，情況急轉直下，柴玲獲得了“一面倒”式的支持，並由此獲得了對學生運動的實際掌控。從此以后，柴玲提倡的這種非理性的“街頭運動”模式，開始在廣場上擴散開來。
　　就這樣，這場群衆運動逐漸失去理性，並形成民粹式的街頭運動式的“極端主義的比賽”――誰更偏激誰就更正確。“極端、激進和非理性”，從此成爲柴玲成功的秘密武器，而且屢試不爽，直到把她變成與王丹、吾爾開希等人齊名的最著名的學生領袖之一。而正是柴玲的這種偏激和魯莽，使當年本來可以促進中國民主和平進階的天安門運動，不可避免地轉化成一場極端和暴力的流血沖突。
　　曆史鏡頭曝光 領袖成爲禍首
　　1995年，美國著名專欄作家柏利（Bailey）在《波士頓環球報》撰文稱，多年來，柴玲的英雄形象已經變得模煳不清，柴玲當年的盟友責備她和其他學生領袖，爲了自己出名和奪取權力而故意以“犧牲他人”，導致六四變成流血沖突。
　　而此前公映的一部以《天安門》爲題的記錄片，則用曆史鏡頭真實地揭示了柴玲當時的言行。該記錄片顯示，柴玲在北京一間旅館客房里接受美國記者康甯漢（Phil Cuningham）採訪，她當時對著鏡頭說：“學生們不斷地問我，下一步應該做什麽？我們可以達到什麽目標？我感到很哀傷，因爲我怎麽能告訴他們：我們實際上希望血戰，希望政府宰殺人民。因爲只有天安門血流成河，中國人才會睜開眼睛。”
　　記錄片中的這段情節一曝光，立即在海外引起強烈反響，柴玲因此被指責成導致“流血沖突”的罪魁禍首。柴玲稍后以“讀者”名義向媒體投書，爲自己辯解，聲稱，儘管她對“六四”悲劇負有實際責任，但她沒有故意傷害自己同學的動機；她之所以被曆史推到這樣特殊的地位，很重要的原因是她在當時的大環境所致；她的政治知識和理性思維明顯不足，是造成血沖突和曆史錯誤的根本原因。
　　六四事件過去數年之后，海外主流媒體和社會各界開始對六四事件進行理性分析和深刻反思。正是在這種大背景之下，柴玲昔日的表現才被媒體披露出來，並引發輿論的極大物議，而柴玲本人的辯白，則顯得不誠懇、缺乏忏悔意識，更像是把個人應當擔承的責任推卸給曆史。
　　“讓別人流血，而自己求生”
　　該年4月25日，台灣《聯合報》以《讓別人流血，而自己求生》爲題，報導了紀錄片《天安門》的內容。這篇報道的標題，一針見血地撕破了柴玲的“英雄”形象。
　　從影片中可以看出，當年在美國記者康甯漢（Phil Cuningham）面前，柴玲似乎是自以爲遇到了自家人，其時又沒有其他學生領袖在場，于是和盤托出自己的底牌。她對記者說，她作爲“總指揮”，根本就不是要領導學生們去爭取什麽“勝利”，“其實我們期待的，就是流血”，“用鮮血和生命喚起民衆”。記者問：“你自己會繼續在廣場堅持嗎？”柴玲厚顔道：“我想不會的，因爲我跟大家不一樣”，“我就這樣想”，“我不知道會不會有人說自私什麽的”。
　　此段訪談的曆史鏡頭一經曝光，柴玲的“流血論”立時在海外引發了巨大的爭議，並引發了對柴玲當年動機的極大質疑。面對質疑的聲浪，當事人辯稱，柴玲的“一部分談話在美國的電視媒體上也被用過”，但是因爲翻譯、剪接等技術問題“而失去了柴玲說話的邏輯性”，試圖以此爲柴玲的言行開脫。
　　然而，事實畢竟是事實，開脫是不能推卸責任的。有論者云：將別人往死里推，而自己逃之夭夭，這算得什麽志士仁人呢？所謂志士仁人，必須是“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倘若有求生以害仁，無殺身以成仁，那就翻到了志士仁人的反面，就成了懦夫小人。然而，柴玲又豈止有求生、無殺身而已，簡直是殺衆人以成一己私利。
　　詩人北島詩云：“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回頭去看，這句詩簡直就是一句谶語，爲柴玲之流的“英雄”們畫出了絕好的畫像。當學生和民衆在天安門廣場流血的時候，柴玲們卻悄然離去，以“領袖”的身份踏上美利堅的國土，還振振有辭地宣稱流血能夠擦亮中國人的眼睛，不知當年虔誠地追隨柴玲的學生們看到影片中的這段訪談，心里會是怎樣的滋味？
　　試想，如果當時及時公佈柴玲的這段談話，或者西方輿論當時就對柴玲提出批評，對那些瘋狂的非理性和極端主義予以客觀公正的評價，或許就可促使人們覺悟，並可能促進中國局勢的安定，避免一場流血沖突的悲劇。現在，六四事件已事過境遷。愈來愈多的中國人、愈來愈多的國際輿論，看到了當時的錯誤和某些人的僞善面目。而柴玲隨即從一個西方媒體製造的“英雄”，翻云覆雨地變成了西方媒體筆下的罪魁禍首，成了一顆迅速閃亮、劃過夜空，又迅即消失的彗星。
　　夢想一夜暴富 經商一敗塗地
　　現在，年逾不惑的柴玲，已從中國人的視野中消失了。即使在海外異議人士的各種聚會上，也很少看見柴玲的影子。因爲，那里沒有什麽油水，她不再感興趣。她的性格促使她要玩“更刺激的”。近年來，柴玲唯一的一次公開露面，是在王丹舉行的一次聚餐上。人到中年的柴玲發福了不少，與1989年時的纖細女生判若兩人。民運圈更盛傳柴玲剛做了母親，但柴玲對此笑而不答。
　　柴玲曾在普林斯頓大學就讀，但沒有畢業。在那里，她對朋友說：“中國男人特沒勁”，並發誓不再跟中國男人上床。于是，就開始與她在國內時就結婚的丈夫封叢德鬧離婚。此時，同樣是當年學生領袖的封叢德，深知這個名人太太背后已有美國男人撐腰，所以只有招架之功，無有還手之力，所以，他只能“高興”地讓出太太，雙方談好價格后，封叢德拿錢走人完事。此后，封叢德還“很有風度”地多次公開發表文章，爲前妻柴玲在天安門運動中的角色“辯護”，儘管柴玲本人對此早已不屑一顧。
　　后來，柴玲憑自己的名聲和美國男人的支持，轉往哈佛大學攻讀工商管理碩士學位。畢業后，她獲得一間顧問公司的工作。在那里認識了現在的丈夫、比她大十歲的馬丁（Maginn）。兩人于1998年開設網路公司“珍查巴爾”（Jenzabar），其主要業務是製作學校用的行政管理軟體，供學生登記學科和檢查課外作業之用。
　　網上服務推出后，珍查巴爾公司曾經同美國南達科他州的一些學院簽訂協定，試圖以此形成付費查詢的商業模式。但實際結果是，的確有學生曾經使用他們的服務查詢相關資訊，但沒人付款。這本來已是十分危險的商業信號，但毫無經商經驗的柴玲夫婦，當時仍雄心勃勃，策劃花費钜資將公司“上市”。后來，適逢美國納斯達克出現泡沫，上市計畫終于告吹。
　　由于公司成立后費用甚巨，且一直沒有收益，所以公司財政陷入拮據。據后來的法院資料顯示，早在2000年6月，公司就陷入了嚴重財務危機，但柴玲他們向出資股東隱瞞這一事實，並出據虛假財務報告，繼續招股引資。
　　其后，包括首席財務長在內的一些珍查巴爾公司高級主管向法院舉報控訴，指柴玲與其丈夫開設的網路公司，做假帳誤導小投資者，並且欺騙美國聯邦稅務局。
　　柴玲的丈夫馬丁是百尼公司（Bain& Co. partner）的一個前合夥人和州財務長的競選失敗者。他們經營的珍查巴爾公司在之前的一個記者會上曾宣稱，珍查巴爾公司獲得“曆史性”的財務成果；2002年是珍查巴爾突破性的一年，2003年將是該公司曆史上最成功的一年。但是，2003年美國《波士頓環球報》的報導卻披露了珍查巴爾公司“保密的事情”，——當珍查巴爾公司在大衆面前創造好形象時，它的主要出資者和融資來源，正試圖解雇公司的經營者柴玲和馬丁，原因是珍查巴爾公司沒有履行貸款協議。根據法院檔桉顯示，“珍查巴爾”主要股東是康州的一間私人股份公司“佩加蘇斯夥伴公司”（Pegasus Partners），該股份公司當時正在推動出售珍查巴爾公司。其實，當年三月起訴柴玲，只是珍查巴爾遭遇的一系列起訴桉件之一。在此之前，包括首席財務長在內的五位公司高級主管已經在起訴珍查巴爾公司，他們控告柴玲和馬丁進行了一些不道德、不合適和非法的行徑。柴玲代表珍查巴爾公司否認這些控告，並且“花錢解決”了一些爭議。
　　美國媒體報導稱，珍查巴爾公司對外界表示，柴玲雇用的前首席財務長不能勝任他的工作，還試圖用一個“和解方桉”來敲詐勒索柴玲，企圖拖垮她的公司。珍查巴爾公司還採取了“特別措施”解決與佩加蘇斯夥伴公司的糾紛。珍查巴爾公司說服法官，在“特殊情況下（柴玲是著名政治領袖）”，禁止原告在法庭的控告，並且成功地撤銷了起訴。
　　據后來美國中文媒體透露，柴玲在法庭提出的“特殊情況”，就是她從美國國會和“政治名人”那里獲得的一系列文件。透過這些重要人物寫的求情信、推薦書和辯護詞，來證明柴玲是中國“天安門事件”的政治英雄，爲了“民主自由”和美國國家利益，法庭應立即撤訴。
　　但是，佩加蘇斯夥伴公司並沒因此偃旗息鼓，而是隨即移師到特拉華州，繼續起訴柴玲。佩加蘇斯夥伴公司的起訴書表示：2002年11月，珍查巴爾公司沒能歸還它應當歸還的2500萬美元貸款，以后升高到3700萬美元。這種違約可以讓佩加蘇斯夥伴公司重新選擇公司的董事會，這意味著解雇柴玲。而柴玲在反訴書中，譴責佩加蘇斯夥伴公司進行了失敗的“倒閣行動” ，還指控對方阻礙她找到新的融資。雖然在法庭上雙方均表示同意解決分歧，但是雙方官司仍然繼續。
　　柴玲分不清現實和夢境
　　天安門事件后，批評柴玲的人表示，她的“英雄”形象與她的強硬戰術不一致。現在她的批評者對她的公司經曆進行了同樣的批評。同時，柴玲仍在媒體上到處宣揚她從“天安門英雄”轉變成“美國企業家”的經曆。2003年六月，柴玲對一家雜志表示，“目前我正在做一個美國夢，我將成爲腰纏萬貫的企業家”。對此，美國媒體諷刺說，對于柴玲來說，把現實和夢境分開總是最困難的事情。
　　前幾年，有海外中文媒體報導，曾擔任天安門廣場學生總指揮的柴玲，低調訪問香港，並且四出訪友。據悉，柴玲來香港的目的並非搞民運活動，反而她是希望先行在香港探路取經，爲稍后她本人計畫到上海開展環保事業鋪路。另一報導說，近年柴玲在美國開設的網路公司官司纏身，而且財務狀況一團亂糟，所以她異想天開“另謀出路”，計畫到上海開展環保事業。不過，由于中國政府對柴玲的通緝令仍然有效（她是六四事件21個通緝犯之一），因此人們不明白她爲何有返回大陸發展事業的想法，難道這又是她現實和夢境“難捨難分”的新趨勢？抑或是另一個“宏偉的”空想計畫？
　　這是柴玲近年來最后一次出現在媒體上的影蹤。此后，年逾不惑的柴玲在公衆面前徹底銷聲匿迹了，就像一顆消失的無影無蹤的彗星。
　

第二章 民運二王
1989年六四天安門運動中，很多民運代表人物、學生領袖曾經獨領風騷，令人目不暇接。隨著當時媒體的不斷曝光，方勵之、王軍濤、王丹、吾爾開希、柴玲……，這些名字一時間如雷貫耳，爲民衆耳熟能詳。然而，大浪淘沙，二十年過去之后，這些人有些已經被人忘卻，有些已經不知所終，像柴玲那樣，如彗星從天際劃過，而有些人依然活躍在人們的視線中。比如王丹、王軍濤這兩位活躍人士，被稱爲“民運二王”，是目前海外民運的主要領導人物。
　　民運二王之王丹
　　王丹是當年天安門廣場上赫赫有名的學生領袖之一，與已經澹出人們視線的吾爾開希和柴玲不同，王丹至今依然活躍在民運的第一綫，有關他的消息，至今依然時時出現在各種媒體上。有消息稱，王丹曾經在國內的門戶網站新浪網上建立過一個個人博客，化名發表了一些博客文章；2009年初，這個據稱是王丹名下的博客被新浪網關閉。這個傳聞，是目前國內能聽到的最新的有關王丹的消息。
　　王丹，1969年2月26日生于北京，祖籍山東，原北京大學曆史系學生。當年，王丹作爲北京大學的教工子弟，在北京大學附中就讀。中學快畢業時，王丹憑藉父母的關系，被評上北京市的市級“優秀團干部”，然后，以此爲條件被保送進入北京大學。他在北京大學國際經濟系才讀了一年，就學不下去了，因學習成績太差，差點留級，于是又通過父母的關系，轉到了其母任職的曆史。據知情者透露，王丹在北大時並無心讀書，而是熱衷于在學生中聚衆鬧事，愛當“孩子王”。在轉入曆史系之后數月，王丹就成了六四事件中主要的學生領袖。
　　1989年5月，王丹與吾爾開希、劉剛（此二人已遠離民運，澹出人們視線）等一批不安心讀書的學生，首批來到天安門廣場，拉起標語布條進行靜坐抗議，並由此拉開了震驚中外的六四事件的序幕。
　　六四之后，作爲當時重要學生領袖之一的王丹，被中國公安部列入通緝名單。被捕后，因爲向警方“徹底坦白，積極合作”，還主動檢舉了那些“沒有暴露”的鬧事者，被警方依照“坦白從寬”的原則予以寬大處理。1991年，北京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的罪名判處王丹有期徒刑四年。當時，王丹所獲的短暫刑期，曾經讓很多不明真相的人感到迷惑，覺得“判輕了”，因爲以“六四”那樣的大件事，以王丹當時的“領袖”身份，這樣的刑期實在是很短。
　　1993年，王丹獲釋后，又因拿海外經費、出賣情報等犯罪，于1996年以“陰謀顛覆政府罪”獲刑11年。坐牢三年后，其家屬對外國機構謊稱，王丹在獄中可能罹患腦瘤並導致失明，危及生命，呼籲國際捐款和營救。爲此，美國向中國不斷施加壓力，要求立即釋放王丹。1998年4月，王丹獲準赴美“保外就醫”，但是王丹抵美后，赴美國底特律一家醫院“醫治”，當時，該醫院的檢查結果是，王丹有輕微的咽喉炎，絕對沒有腦瘤，其健康狀況良好，無需入院治療。
　　王丹的兩次入獄，總計服刑八年。應當承認，以王丹在六四事件中的地位和作用而言，這樣的刑期其實是很短暫的。當時的美國政府爲營救王丹出獄，做足不少功夫，據説美國高級官員或者國會議員訪華時，曾經拿出過一種小紙條，這小紙條上是包括王丹在內的大陸異見人士的名單，以此與中國領導人討價還價，作爲改善中美關係的籌碼。這種傳聞雖然沒有經過確切的官方消息證實，但至今仍然爲人津津樂道。
　　來到美國后，王丹因英文不過關，只能以美國式的“走后門”被推薦到哈佛大學，攻讀曆史學博士。目前，他住在美國加州，經常在海外、香港及台灣的報刊上，發表些短淺輕佻的評論性文章，來證明他的存在和價值。
　　但是，頂著哈佛博士頭銜的王丹卻對這個可以給他帶來榮耀的學位諱莫如深。2003年六四事件十四周年紀念日，王丹透過媒體與聽衆對話。有聽衆問王丹是如何進入美國哈佛大學的，當時王丹慌忙把問題扯開，並王顧左右而言他，大談自己當年在北京大學的經曆，前言不搭后語。接著，他又稱自己並不稀罕上什麽哈佛大學。
　　能上哈佛大學這樣的世界名校，對每一個人來說都是一種榮耀，有什麽不能正大光明承認的呢？何況王丹經常是以“哈佛博士”頭銜招搖過市的。問題其實很簡單，王丹進入哈佛大學沒有經過入學考試，他連託福都考不到三百分，進美國任何一所普通大學都是不可能的。而他進入哈佛大學的個中堂奧，乃是當年台灣情報機關以“台灣校友會”向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捐款”的方式，爲王丹承擔了昂貴的學費，而哈佛大學再將其中的一部分“捐款”以獎學金的名義贈予他，使其得以進入哈佛。
　　據知情者稱，王丹在哈佛大學基本上沒有上過什麽課，也從不參加考試。人們所看到的王丹也並沒有把主要精力放在他的學業上，他仍然是一個社會活動人士，擔任著美國“自由亞洲電台”的政治評論員、《北京之春》雜志社社長、“天安門一代”基金會召集人等。他頻繁地往來于台北、華盛頓、紐約、舊金山、澳洲等地，參加與民運有關的各種會議。另外，幾乎每個月都要撰寫七八篇抨擊中國大陸、頌贊台灣及美國的短淺的評論文章，在“自由亞洲電台”、“多維新聞網”、《北京之春》、《大紀元時報》等媒體上定期發表，然后再合成集子，在台灣發行《王丹觀點》之類的書。
　　總之，王丹在哈佛大學的學曆和學位乃是政治産物，同大陸“文革”年代的張鐵生交白卷上大學是一回事。而王丹近年來發表過的部分評論文章及演講水準，則被很多人評論爲“跟大字報差不多”。王丹雖是名義上的“哈佛博士生”，可是卻不會閱讀美國的學術書籍，更不會以英文寫作。所以，他在哈佛大學的碩士研究課題，選的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他的博士研究課題，則選的是台灣美麗島事件和民進黨對台灣社會的影響，而他以中文完成的博士論文，據知情者稱，其實是由台灣“熱心人士”代筆的。
　　現時王丹擔任著美國“自由亞洲電台”評論員和隸屬台灣軍情局的《北京之春》雜志社長。他經常在美國和台灣說，“中國五年后將崩潰”，“兩年后將陷于危機”，然而他所預言的這種情況始終沒有出現。王丹亦曾呼籲歐盟不要解除對華武器禁運，並支持陳水扁執政時廢除《國統綱領》的動作，還向台灣民進黨說“中國不敢犯台”。儘管王丹一再否認接受台灣資助，但是，陳水扁在台灣特偵組偵辦其貪腐桉件的過程中，宣稱曾給過王丹數十萬美元。
　　另據台灣《TVBS週刊》披露，除了上述政治活動之外，在私生活上，王丹還顯露出同性戀傾向，經常以同志身份出入台灣及美國的同志酒吧或俱樂部尋歡作樂。據稱，其在同志性行爲中多扮女性身份，還把自己的“扮女照”貼上同志網站，四處尋找同性配偶（sex partner）；也常在自己的博客里抒發對“他”的纏綿愛情，有時還寫一些多愁善感的詩；無論他到哪裡，身邊都跟著一兩個年輕英俊的同志性夥伴。爲此，王丹曾經指控《TVBS週刊》涉嫌誹謗，但是，《TVBS週刊》聲稱，他們掌握有足夠的證據表明，王丹是同性戀者，而且他在哈佛大學獲得的學曆也是假的。至今這仍然是一個葫蘆提的桉子，但同性戀身份的曝光，似乎也並沒有影響到王丹的政治生涯。
　　民運二王之王軍濤
　　如果說，年輕的王丹是1989年天安門運動台前的主角之一，那麽，比王丹年長十多嵗的王軍濤，則是站在王丹這些學生領袖身后搖著羽毛扇的軍師。
　　王軍濤，祖籍河南，1958年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技術物理系，1989年因參與六四被北京指爲天安門運動的“幕后黑手”，被列入通緝名單。六四之后，王軍濤逃到武漢躲避了半年才被抓捕，當時被判處13年有期徒刑。1995年，王軍濤以“保外就醫”名義赴美，開始其政治流亡生涯。其間，他先被“免試推薦”到哈佛大學讀行政管理碩士學位，后來又轉到哥倫比亞大學讀政治學博士學位。
　　在此期間，王軍濤與劉曉竹、吳學燦（原《人民日報》編輯）等人成立了一個名叫“中國戰略研究所”的民運組織。美國民主基金會和台灣情報機構每年爲該組織提供數十萬美元“研究經費”。而他們幾個人除了向出資者每月提交一份英文的“Brief（簡報）”外，幾乎什麽都沒干。后來，三人因爲“經費”分配不均而開始內斗；三個主辦者按民主原則票決，結果兩人站在王軍濤的對立面，王軍濤被迫出局。
　　于是，王軍濤向台灣和美國告狀，說沒有他的研究所就是“非法團體”。于是，所有“資源”被一齊卡斷，研究所正式解體。之后，劉吳兩人到處發傳真、上網揭發王軍濤的“材料”。 于是，王軍濤貪汙、挪用經費、玩弄女人等一系列醜聞迅速曝光，在民運內外閙得沸沸揚揚。
　　劉吳兩人揭發的最重要的貪汙醜聞是這樣的，——王軍濤報帳說，給予中國國內的陳子明、陳小平等人數萬美元。可是當這些人出國抵美后，被證實他們並沒受到這些錢，或只收到一部分。對此，王軍濤被質詢時，辯稱他私自決定把大部分錢給了在中國大陸的另外的“某某”了，但卻沒有任何證據等能讓他自圓其說。
　　關于王軍濤玩弄過的女人，劉曉竹和吳學燦列出了一個長長的清單。從這份清單可以看出，海外民運圈內有名有姓的年輕女性，幾乎都被王軍濤拉上了床，其中包括很多“朋友之妻”。在美國站穩腳跟后，王軍濤與已經成爲“黃臉婆”的髮妻侯曉天離婚，離婚的理由是王軍濤聲稱侯曉天與某美國男人通姦。這個理由似乎很充分，因爲就在與王軍濤分手后，侯曉天真的與那個美國人結了婚。在與侯曉天辦理離婚的同時，王軍濤正與哈佛大學的一個年輕漂亮的女子同居。可惜好景不長，一年后，王軍濤又被這個女孩甩了，據說那個女孩跟了一個老外。
　　1999年，王軍濤成爲孤家寡人，對女性如饑似渴，一不小心讓一個從貴州來美的已婚女人“未婚先孕”。女方姐妹倆與他大鬧不止，聲言要讓王軍濤“沒臉見人”。王軍濤被迫妥協，表示願意“奉子成婚”，以此來平息事態。
　　這個貴州女人與仍在中國的丈夫辦理了離婚手續后，王軍濤被迫與之結婚，並接受了她與前夫所生的一個十幾歲的男孩。在王軍濤此次結婚八個月后，貴州女人又爲王軍濤生出一個女孩。這樣，王軍濤一下有了四口之家。目前，他全家定居于新澤西州一個偏僻的小城市，離紐約兩個多小時車程。
　　與貴州女人結婚后，王軍濤仍然與很多的女性保持定期約會和婚外情關係，風流豔事經常被身邊的朋友爆料出來。他的現任妻子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家里還是經常打打鬧鬧。其妻因此也常向大陸的親友哭訴，訴說自己處于“崩潰狀態”。
　　2006年，王軍濤去澳洲悉尼大學當了一年的訪問學者，並在那里與另一個中國女子成爲“露水夫妻”。王軍濤回到美國后，還經常飛往澳洲探視這個女子，據知情者稱，他們的關係維持了很長一段時間。
　　這些年來，像王丹一樣，王軍濤真正讀書的時間其實很少，更不可能象其他學者那樣潛心鑽研學問。他與王丹等人一起，整天“行走”于台灣和美國之間，名義上是從事“民運串聯”活動，實際上是向美國和台灣等地的金主爭取“活動經費”。
　　爲了獲得經費，王丹、王軍濤參與成立了各種名目的民運組織，如王丹與白夢等人組織的“天安門一代”；王丹與胡平、薛偉和于大海等組織《北京之春》雜志；王丹、王軍濤、胡平、吳任華等組織的“憲政協進會”；王軍濤、郭岩華、陳破空等組織的“哥大中國論壇”等等。
　　至此，王丹和王軍濤這對“老少配”拍檔成了名副其實的“民運二王”，以他們過往的資曆和現時的名望，似乎大有成爲海外民運龍頭老大的趨向。如果說已經在人們視線中消失的柴玲和吾爾開希這些昔日的學生領袖，是匆匆劃過夜空的民運彗星，那麽，至今仍然活躍在民運第一綫的王丹、王軍濤，就是民運的恆星，雖然他們的光芒並不是那麽燦爛奪目，甚至有些肮髒，但這似乎不妨礙他們繼續發光。
　　台灣軍情局控制主流民運組織
　　雖然上述由“民運二王”發起建立的這些民運組織對外堂而皇之地宣稱他們從事的是“民主運動”，但背后事實卻並非完全如此。2005年，一份台灣情治單位的密件在海外媒體上被公開曝光，揭發出台灣情治單位多年來資助海外民運、從事大陸情報工作的內幕。該密件披露，早在1982年，海外民運就和台灣情治單位扯上了關係。這要從一個叫做王炳章的人說起。
　　王炳章，1948年生于渖陽，1971年畢業于北京醫學院，1979年公派到加拿大學習醫學。后來，他在紐約創辦《中國之春》雜志，引起了台灣情報局（1980年代后期改編爲“軍情局”）的注意。當時，台灣情報局立即派人與王炳章取得直接聯繫，王炳章則派其私人代表甯嘉晨到台灣商談合作事宜。
　　據被海外媒體曝光的台灣國安局密件顯示，台灣情報局在上報國安局核準后，決定與《中國之春》展開秘密合作，進行反大陸活動。爲此，台灣特別成立了“移山專桉”，每月資助《中國之春》3萬美元。1985年年底，王炳章連任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簡稱“中國民聯”）的主席，從此，台灣情報局除了每年向該組織提供60萬美元的活動經費外，每月還發給王炳章1000美元的工資。但台灣方面對王炳章並不完全信任，派出特工林樵清監視他的一舉一動，以防止王炳章“脫軌”。
　　隨著民運人士紛紛跑到國外，其內部對于海外民運領導權的斗爭異常激烈。從一開始，台灣的國民黨當局就清楚地認識到，這些人根本成不了什麽大事。因此，1994年6月胡家麒接任台灣軍情局局長后，乾脆只簡單地把民運組織變成了搜集大陸情報的工具。據台灣國安局密件披露，當時受台灣軍情局控制的民運組織達17個，遍佈美國、日本、英國、德國、法國等國和香港。
　　台灣的經費主要提供給民運組織的幾個主要人士，如王炳章、王丹、王軍濤、胡平等人。除王炳章的“移山專桉”外，以胡平爲首的一批人被台灣方面列入“文正專桉”，經費由專桉補助；以王軍濤爲首組織的“中國戰略研究所”，則被列入“致廣專桉”；已被大陸國安局抓獲、判處間諜罪並驅逐出境的李少民，當時被台灣列入“志翔專桉”，經費由個桉申請。
　　台灣當局把收買的民運人士作爲情報員，並將他們分成不同的類型，其中“聘干”是正式聘任的特工，負責進行全方位的情報搜集和民運推動工作；“聯干”是專門負責交通聯絡的特工；“民干”是專門從事民運活動的人員；“工作物件”則是準備發展吸收的人員。例如，在台灣軍情局的檔桉中，李少民是“民干”，化名“周軍”，月薪1500美元；胡平也是“民干”，化名“古月”，月薪1000美元。
　　海外民運中的派系斗爭一直非常激烈，台灣軍情局爲了拉攏他們，不得不四處撒錢。據透露，有一段時間，台灣軍情局光是資助民運人士籌辦基金會、研究中心和研討會等，就花掉了三四十萬美元；據估計，台灣軍情局十多年間的花費至少有500萬美元。
　　台灣設立“專桉”資助二王和楊建利
　　2000年民進黨執政台灣之后，放棄了國民黨時期“反攻大陸”的政策方向，對海外民運人士的興趣變得越來越小，台灣情治單位也停止了對某些“非重要人士”的資助。在此之前，一些民運人士，如薛偉等人，還專門跑到台灣，透過當時的台灣總統府資政姚嘉文說項，但無濟于事。后來，這些“斷奶民運”一齊訪問台灣，並上書民進黨當局，民進黨當局才經過“進一步評估”，認爲有些民運還有利用價值，于是開始積極拉攏王丹、王軍濤和楊建利等人。
　　楊建利，1962年生于山東，2001年獲得哈佛大學政治經濟學博士學位，曾當選中國民主聯合陣線副主席、二十一世紀基金會主持人。2002年，因冒用別人名義和護照回國，資助遼甯的工人運動被捕，獲刑五年。刑滿釋放回到美國后，因二十一世紀基金會內部資金分配不均，與原來的合夥人張偉囯等人翻臉爲仇；還鬧上媒體，公開發表聲明，相互指責，導致該組織隨即解體。楊建利于是成立一個叫“公民力量”的組織，開始獨吞所有來自台灣和美國的經費。
　　陳水扁治下的台灣國安局爲王丹、王軍濤專門設立了“二王專桉”，由當時的台灣海基會副秘書長顔萬進和國安會谘詢委員林佳龍負責相關工作。據知情人士透露，陳水扁當局與王丹、王軍濤等人的正式接觸始于2001年，地點在美國波士頓。當時，台灣陳水扁當局派出的是顔萬進和台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徐斯儉，民運方面出面的有王丹、陳小平和吳稼祥，以及來自大陸的劉軍甯等人。
　　這次會議商定了未來雙方合作的框架。王丹提出“大民運”的概念，即不一定打著“反共”的旗號，但要拉攏一批包括海外留學生在內的年輕知識份子，以此來構築中國“反對黨”的雛形。王丹同時建議，在大陸設立民間政策研究所，經費可以從台灣先轉到北美，再轉到大陸。由于王丹的這些主意被台灣方面認爲“有建設意義”，順利地得到了陳水扁當局的認可。
　　2001年8月11日，王丹和王軍濤到訪台灣，在新竹與顔萬進、林佳龍秘密碰頭。在這次會晤中，他們決定成立“憲政協進會”，作爲政治決策和指揮中心；同時成立“七人政治局”，王丹、王軍濤等人均在其中。雙方還決定由王丹出任“憲政協進會”的主席並負責組建辦公室，王軍濤則出任理事長。此后，陳水扁當局以“資助學術研究”的名義，透過海基會的管道向王丹等人提供經費。從2001年11月到2002年10月，以“推動研究中共十六大”爲名，陳水扁當局共向王丹等人提供了80多萬元新台幣的經費，其中王丹和王軍濤的人事費各爲12萬元新台幣，交通費共10萬元，還有2.4萬元的座談會車馬費。
　　2002年3月，雙方再度在紐約碰頭。他們此次討論的事項包括：在大陸設立一個討論政策的網站；接手被台灣斷奶的《北京之春》雜志，作爲在北美公開活動的平台，王丹加入該雜志董事會；介紹台商資助仍在大陸活動的民運人士等。2002年4月，楊建利冒用護照回大陸被拘，王丹、王軍濤就成了台灣情治單位重點合作的對象。2002年11月，雙方又聚集到韓國漢城（今首爾）交換情報資訊。
　　2003年2月，王丹和王軍濤向陳水扁當局提交的“憲政協進會工作總結”稱：“我們決心建立替代力量，在時機到來時，能大規模地迅速展開力量，推進形勢，打開體制，並通過現代政治運作，將中共擠出政治舞台……我們希望能繼續得到支援並儘快落實承諾，以保證我們下一步工作的需要。”
　　2003年7月8日，陳水扁當局得到了一份《二王專桉報告》，其中列舉了王丹、王軍濤的“良好成績”：每月舉行大型討論會；擬定了政治反對派綱領以及正在大陸動員籌建網站等。這份報告同時指出，2003年台灣已資助“二王”150萬元新台幣，要求再追加350萬元；同時要求資助劉軍甯設在大陸的“民間研究機構”1萬美元，並希望未來每年資助《北京之春》雜志6萬美元。
　　台美撒錢 防止民運失去控制
　　因爲近些年來民運內斗不斷，美國的民主基金會等機構在提供給他們的經費的時候，變得越來越謹慎，越來越嚴格。儘管台灣情治單位繼續給某些民運組織提供經費，但對他們也並不放心。爲防范民運拿台灣的錢卻失去控制，台灣國安局還列出了應注意的“八項原則”。
　　在被曝光的台灣國安局密件中，有一份是前國安局長蔡朝明于2004年2月26日交給國安會秘書長康甯祥和總統陳水扁的公文。這份公文非常清楚地指出，今后台灣資助海外民運有三大目標，即在“民主化”和人權等議題上對大陸形成國際壓力；籌組並扶植大陸的“海外反對黨”；利用民運人士在大陸的親友，拓展台灣在大陸的情報網絡。同時，爲防范民運人士趁機擴大勢力，台灣國安局還列出了應注意的“八項原則”，如“爲台灣所用，由台灣主導”；“勿同意在台灣設立分支機搆，以免養虎爲患，入台后反而從事對台工作”；“要有隨時被反咬之準備與防禦”，等等。
　　此外，台灣國安局還就每名民運人士的性格特點以及價值大小不同，對他們進行評估區分。台灣情治單位認爲，王丹“雖然具有國際知名度”，但有待進一步成熟，他現在的主要價值在于宣傳；王軍濤“做事低調，具有能量，深層耕耘，具有組織地下黨的潛力”，可以通過分期、分階段的方式進行資助。由此可見，雖然台灣情治單位給“民運二王”以慷慨的資助，但實際上也是防備之心仍在，對二王也是區別使用和對待的。
　　從上述台灣國安局所提的“八點原則”可以看出，這個舉動與民進黨一貫的風格頗爲吻合，——如果它願意，就會給海外民運“一塊牛肉”；而這塊牛肉的代價就是等待海外民運人士對台獨的回報。這正是“爲台灣所用，由台灣主導”的真正內涵。海外民運如果不認同台獨的價值觀，不爲“台灣獨立”奔走呼號，那就會成爲民進黨當局的“養虎之患”，就要立即斷奶，絕不留情。
　　以“二王”爲代表的這些民運人士雖然口口聲聲說要民主，其實他們要的只是經費，因爲只有經費纔是他們賴以生存的基礎。而台灣情治單位則是利用海外民運組織需要經費的迫切，策劃把海外民運變成台獨招牌，並企圖將海外民運推回大陸，變成台灣在大陸的“第五縱隊”，以民主的幌子推動台獨和顛覆大陸活動。彼此之間，其實不過是互爲利用的關係，而這關係，實質上只僅僅建立在金錢的基礎上。
　　以“二王”爲代表的民運人士與台灣情治單位之間的合作，不啻于一顆爆破彈，令人吃驚，但仔細考量，其中也有必然的邏輯。詳情將在后面的章節中予以更多的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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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運精英大起底》 第三章 胡平：追求權力的民運理論家
第三章 胡平：追求權力的民運理論家
　　如果說王丹因爲其六四經曆得天獨厚地成爲海外民運的標志性人物、王軍濤因爲其六四“幕后黑手”的身份成爲海外民運的佼佼者，尚可以爲人們所理解和接受，那麽，在六四事件中未有寸功、甚至沒有參與過天安門運動的胡平，自譽爲“民運理論家”，並且熱衷于奪取海外民運的領導權、主導權，則顯得有些不合時宜。但是，正是這個人，卻掀起海外民運的權力之爭，並且推波助瀾，使之愈演愈烈，在民運圈子里成了一個內斗專家。
　　胡平其人
　　胡平，1947年生于成都，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研究生班，獲碩士學位。1987年，他自封爲子虛烏有的“北美中國留學生政治學會”會長，還到處自稱是“哲學博士”。據知情者稱，其實胡平並未在美國獲得任何學位；他在美國二十多年，連英文都不會說，遑論獲得什麽博士學位。在海外民運的主要領袖中，胡平並沒有真正參與過六四運動。以他的精明算計，他絕不會冒著被抓的危險，貿然回國參加廣場運動或者上街遊行。胡平的功勞只是呆在家里寫寫宏篇大論，並以此自譽爲“民運理論家”，而這也正是被民運圈子里的很多人看他不起的地方。
　　胡平的面相不佳，尖嘴猴腮，一副鼠相。也許正是因爲這副長相讓他覺得自慚形穢，所以他很少現身“街頭運動”，但這並不意味著他會缺席民運幕后的重大策劃。很多民運圈內的人士對胡平的印象是，心理陰暗，嫉妒成姓，爲人狠毒。還有人拿他的名字開玩笑，說：“名字就不對勁！‘胡評’，怎麽可能正確呢？”然而，這樣實有所指的玩笑，卻並不能阻礙胡平自認爲“正確”。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人前滔滔不絕大講民主、人權的胡平，在現實生活中卻是一個十足的暴君。據他身邊的朋友透露，胡平在家里脾氣極壞，經常大發雷霆，毒打他的妻子，還對兒女施以家庭暴力。有一次，他脾氣發作起來，竟雙手掀起書桌上的一塊大玻璃，噼頭蓋臉地砸在他太太的頭上。后來，他太太不僅身體被他打成殘疾，腦子也出了問題，出現了精神失常的徵候。
　　自從胡平成爲《中國之春》主編、握有發稿權后，很多年輕貌美的女人找上門來，希望他幫助“改稿”。其中有一個沒有工作、並想當作家的女崇拜者，與胡平改來改去改到床上，這個女人就是胡平的現任太太王艾。當時，即使胡平的前妻願意忍氣吞聲，胡平也已不滿足于與王艾的“業馀夫妻”狀態。據胡平的朋友說，胡平在逼迫其前妻離婚的過程中，把她逼成“精神病”；胡平的前妻曾經四處哭訴，請胡平看在孩子的份上，給他們母子留一條生路。
　　在逼迫其前妻與之離婚的過程中，胡平採取極端手段，不再向她提供生活費，除非她答應離婚並立即走人。后來，當這個可憐的女人流落在曼哈頓街頭，被其家人找到時，她正靠乞討和向黑人及流浪漢賣淫維生。但這並沒有使胡平心慈手軟，他繼續脅迫其家人，直到完成離婚並娶到王艾爲止。胡平的一些朋友耳聞目睹此事的經過，無不爲之心寒。
　　內斗專家 導致民運兩次重大分裂
　　胡平的多年好友、民運人士曹長青，在其《怎樣面對裸體皇帝》一文中披露，海外民運兩次較大的分裂事件，胡平都參與其中並且扮演了主要角色。
　　第一次分裂是在1989年初，胡平任職“民聯”主席之時。分裂的焦點是彈劾“民聯”主要創辦人王炳章的民聯常委職務。起因是王炳章擅自托人向即將被上海警方釋放的民運學生楊巍捎帶私人信件和資料，此舉被認爲是上海警方推遲釋放楊巍兩小時的原因。王炳章最后同意請假（自請停職）一年，以緩和沖突，避免分裂。
　　即使王炳章的“錯誤”並不是支援中共這類性質的問題，但心胸狹隘的胡平並沒有見好就收，而是毫不留情，堅持彈劾王炳章，后來又開除了他的“民聯”盟籍。這種趕盡殺絕之舉，導致王炳章從民聯中拉出一些人另立組織。當時的美國各大華文報紙紛紛登載“民運組織大分裂”的報導，稍后北京就開始了八九民運，而“民聯”卻由于內斗元氣大傷。
　　第二次大分裂，發生于1993年初華盛頓的“民聯”、“民陣”合併會議。剛從國內出來不久的王若望已報名競選主席，因不滿徐邦泰會前許諾當他的副手、但在會上臨時又變卦競選主席，並有用“假代表”拉票的現象，王若望當場宣佈退出競選，引起會場騷亂。當時民聯和民陣兩個組織已經通過正式程序解體，新的組織還沒有成立，如果不能成立，就意味著這兩個組織的合併失敗，對海外民運命運攸關。在這種“壞”的局面下，與王若望同時報名競選主席的胡平，沒有按照他自己“見壞就上”的理論來顧全大局，使民運免于分裂，而是發表了煽情的講話，也退出競選。此擧導致三分之一以上的代表憤然退場，合併會開成了分裂會。這使海外民運從此分裂瓦解，一蹶不振。
　　如果說王若望剛到海外，對民運組織分裂的嚴重后果還不是很瞭解，他退出競選還情有可原的話，而胡平作爲已在美國多年、擔任過兩屆民聯主席、而且十分瞭解分裂對民運會造成嚴重損失、並專門研究民運策略，提出“見壞就上”理論的重量級人物，他的退選就是不可原諒的了。
　　這兩次讓海外民運傷了元氣的重大分裂，作爲主要當事人的胡平都負有責任。按照他自己的理論，在第一次他就沒有“見好就收”，在第二次他也沒有“見壞就上”。但時至今日，對這兩次民運分裂事件中他應負的責任，深深涉足其中的胡平不僅沒有一個字的反省，反而不遺馀力地指責有百萬民衆參與的天安門運動如何沒有“見好就收，見壞就上”，這個邏輯是極其荒謬可笑的。
　　心胸狹隘 容不下言論自由和正常批評
　　與胡平相處多年，曹長青對自己這位當年好友的了解，可謂知之入骨。在曹長青眼中，胡平是一個心胸狹隘、容不下不同意見和正常批評的人，這與他所鼓吹的“言論自由”有著天壤之別。
　　對于這一點，曹長青曾有過毫不留情地公開披露和嚴厲批評。曹長青在其公開發表的文章《權力夢對人的侵蝕》中指稱，胡平以前曾親口表示讚賞曹的很多文章，但自從曹在《知識份子和共産黨》一文中批評了他的幾個觀點之后，胡平就惱羞成怒，給曹長青打了一個半小時的斥責電話。胡平這種強烈的反應完全出乎曹長青的意料之外，更讓他沒想到的是，針對他的文章，胡平竟寫了幾萬字的文章予以駁斥，由此，曹長青感到自己的這位老友“完全容不下一點言論自由和正常批評。”
　　曹長青在上述文章中指稱，胡平在兩萬多字的回應文章中，刻意回避了他們之間爭論的主要原則內容，而是以影射的方式大談“文革、紅衛兵、大字報”，以此來指責曹長青之文的形式和語言風格。在曹長青看來，胡平的這種做法，實質上是想回避他在民運理論探討上的偏誤，更不想承認他在海外民運的兩次較大分裂事件中應負的責任，希圖以此來保持他“一貫正確”的形象。而胡平的這種作爲，也讓曹長青看透了他的用心。
　　曹長青在文章中指稱，胡平爲了顯示自己的“一貫正確”，不斷批評“民主牆”時期的代表性人物魏京生激進、不策略；還不斷地撰文指責六四事件中的代表性人物柴玲等人沒有“見好就收，見壞就上”，稱他們要爲天安門的流血負責。在曹長青看來，胡平的這些指責和批評，無非是透過擺出中國大陸兩次重要民主運動代表人物存在的缺陷，標榜自己作爲一向研究策略、懂韬略的海外“民運理論家”胡平的正確，從而增加其將來出任民主中國“開國領袖”的資本。應當說，曹長青是了解胡平的，他的批評一針見血地刺中了胡平不擇手段追逐海外民運領導權的要害。
　　胡曹二人的這場爭拗，看上去是文字之爭、意氣之爭，但實際上卻暴露出山頭林立的海外民運之間爭奪領導權的問題，顯露出海外民運向何處去的問題。曹長青在文章得出以下結論——
　　“海外民運的某些領導者，被‘權力夢’腐蝕了。還沒有獲得政權，卻被那個要當統治者的權力欲望，腐蝕得失去理想和原則。從胡平近年來的一些偏離自由主義理念的言行和強烈的功利意識，可以看出這種‘權力夢’的嚴重腐蝕作用。如果胡平，以及海外民運的其他領導者，不是更多地以理想主義，而是以功利意識和‘權力夢’作爲民運的主要動力，那麽這場民運將很難有前途。”
　　至此，我們可以看出曹長青的結論，實際上已經擊中了海外民運目前存在的要害問題。而海外民運目前出現的種種狀況，也從不同的角度爲曹長青的這個結論提供了佐證。
　　曹長青的文章爲什麽激怒了胡平？
　　曹長青這篇題爲《權力夢對人的侵蝕》的文章，是一篇奇文。它之所以激怒了胡平，究其實，在于它榨出了胡平“皮袍下藏著的小”。而以多年好友的身份，曹長青對于胡平的了解，可以説是見骨見血。文革中人們互相攻讦的時候曾經經常引用蘇俄領袖列甯的這樣一句話——“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曹長青對胡平的批評恰恰是這句話的實戰應用，這就難怪胡平會對曹長青大動干戈、大加撻伐。
　　曹長青的這篇文章究竟爲何激怒了胡平這位“民運理論家”呢？這篇題爲《權力夢對人的侵蝕》的文章分爲十五個部分，共計13000多字，從胡平的種種言行入手，抽絲剝繭地揭示了胡平夢想攫取海外民運領導權、主導權的事實。雖然這篇文章並非邏輯嚴謹、鞭辟入里，但也算得上是一篇極具殺傷力的“雄文”，難怪此文一出，會惹得胡平大發雷霆，畢竟被人揭瘡疤、揭老底是很痛也很難堪的一件事情。
　　以下概述曹長青此文的主要內容，全文詳見本書附錄一。
　　其一，對魏京生如何評價，是曹胡爭拗的主要分歧之一。
　　衆人、所周知，魏京生作爲“民主牆”時期的代表人物，其名聲與影響力在海外民運圈中舉足輕重。但是近年來，胡平幾次在文章和談話中批評魏京生當年在“民主牆”張貼大字報指出鄧小平是獨裁者的行爲“激進”、“不策略”。曹長青認爲，從胡平批評魏京生的字里行間可以看出，胡平對魏京生的批評並不客觀公正，失之偏頗，而且存在著與魏京生一爭高低、互相攀比的感覺，胡平的言外之意就是他當年的深刻並不比魏京生遜色，而且他沒有因此坐牢，因而比魏京生更懂策略。
　　其二，胡平想當民主中國的“開國總統”。
　　1995年，當年參與天安門廣場運動的白夢在《北京之春》雜志上發表了反駁一些人指責天安門學生的《天安門審判》一文，胡平爲此給他打了五個多小時的電話爭辯糾纏。最后，胡平與白夢談到了將來誰能當上民主中國“開國總統”的問題。當時，一般的看法是，這個所謂的“開國總統”非魏京生莫屬。但胡平卻認爲，魏京生當不上將來中國的總統，因爲第一魏在監獄中沒讀多少書，第二魏對中國現實不怎麽瞭解。胡平並舉例說，曼德拉之所以能當上南非的總統，是因爲他在監獄中讀了很多書。讓白夢感到吃驚的是，胡平竟坦言，“魏京生在理論上不如我”。
　　據此，曹長青認爲，胡平和魏京生之間的這種比較，最好讓別人去做，由他自己這樣公開說出，顯得太自負、太俗氣。曹長青並認爲，中國民運和全國大選至今還八字沒有一撇，海外的民運領導者就在心里盤算爭當“總統”，這讓人感到滑稽可笑。因此，他指斥胡平“權迷心竅”。
　　其三，胡平參與民運以功利爲首要。
　　1987年底中國民聯于三藩市召開“三大”，剛抵美不久的胡平以32票對31票的一票之差當選民聯主席。據當時與胡平競選主席的姚月謙的搭檔、現居紐約的林樵清回憶，當時代表們之所以不願選胡平，一則因爲他並非民聯成員；二則是因爲他在接受代表質詢“如果選不上主席，會不會參加民聯”時這樣回答——如果當不上，就考慮不參加這個組織。
　　胡平的這種態度引起代表們相當反感。這也就是爲什麽即使王炳章以民聯創辦人的權威身份給胡平拉票，胡平也才僅以一票勝出的主要原因。曹長青指出，胡平這種當不上“官”就不參加民運組織的思路，不僅顯示出強烈的功利意識，而且也爲幾年后的民聯、民陣華盛頓合併會議的分裂留下了伏筆。
　　其四，胡平與王軍濤攀比誰更像“開國領袖”。
　　六四過后不久，民聯在洛杉矶召開“四大”，胡平競選連任主席。據當時在場的老民聯成員、現居美國達拉維爾州的曹世華回憶，當時王軍濤因受中共當局通緝追捕，加之王軍濤“幕后黑手”的背景，有的代表議論說，王軍濤有才干，又儀錶堂堂，很可能成爲將來民主中國的領導人。胡平對此不以爲然，說，有人說王軍濤儀錶堂堂，有領袖相，我的長相不如王軍濤，但長相是爹媽給的，沒辦法，選領袖，不能以長相，要看水準。言外之意是他比王軍濤更有水準，更適合出任民主中國的“開國領袖”。曹世華對此感歎說，他當時聽到胡平這樣與王軍濤攀比，感到胡平“私心太重，權力欲太強了”。在這裡，曹長青借當事人之口，直接點出了胡平的利欲熏心。
　　其五，與方勵之攀比，胡平心態不正常。
　　當年方勵之獲準來到美國，被媒體譽爲“中國的薩哈羅夫”，名聲大噪，于是有人提議讓方勵之出任海外民運的領袖。胡平對此極爲不屑，說：“我寫言論自由、在北大競選時，方勵之在哪裡？”胡平的這段“攀比”講話現在還保存在民聯會議的錄音記錄中。
　　曹長青認爲，強烈的權力欲使胡平在潛意識中與那些有較大名氣的民運人士攀比資格和水準，從魏京生、王軍濤到方勵之，都成了胡平假想中的未來“開國領袖”的競爭對手。曹長青直陳，胡平的這種心態不正常。
　　其六，胡平的攀比之心波及腥恕?/strong>
　　曹長青在文章中以自己的親身經曆，披露了胡平的攀比之心波及腥說氖率怠２艹で嘣凇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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