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民運人士當特工（一）

　“民運人士”者，民主運動人士的簡稱；“特工”者，執行特別任務或勤務的工作人員的簡稱，在大陸也叫做“特務”。乍一看，這兩個詞彙之間毫無關聯，但仔細考量，卻可以發現，這兩個詞彙其實可以並行不悖，——人，是可以擁有多重身份的，民運人士當特工，抑或特工搞民運，其實完全是有可能的，尤其是在多種政治勢力或利益集團互相纏斗的時候。
　　明里做特工，特工便是特工；明里從事其它職業，暗里做特工，習慣上稱爲“間諜”。做間諜的人，其目的和動機也不一而足，有人爲理想、爲主義、爲國家，有人只爲間諜這一行當的驚險刺激，而有人則是爲一己私利。
　　在前面的第二章中，提及王丹、王軍濤等民運人士的現狀時，曾引述媒體爆料，概述過某些民運人士和台灣情治單位的合作。在此后的幾個章節中，或引述媒體消息，或引用民運人士的披露，也曾提及某些民運人士與台灣情治單位之間的合作關係。
　　其實，某些民運人士接受台灣情治單位提供的經費、爲其工作，在海外民運圈子里已經是公開的秘密，亦是民運人士內讧、互相攻讦之時經常使用的一件武器，——你指控我是台灣特工，我指控你是“共特”，諸如此類；雖然目的大多在抹黑對方，但很多人知道，這其實並非空穴來風，而是其來有自。而媒體的爆料更是言之鑿鑿，公佈出來的資料、秘辛也是證據充分。
　　在以下三章中，本書將引用各種公開資料，爲“民運人士當特工”做一次集中披露，以飨讀者。
　　逐桉審查 台灣情治單位爲民運供血
　　2002年9月23日，台灣《自由時報》出人意外地揭開了一個讓輿論譁然的內幕，——號稱“海外最大民運雜志”的《北京之春》雜志，是由台灣國安局出資兩億多新台幣設立的，其主要任務是，在“支持民運”的名義下搜集情報。于是，《北京之春》雜志社原社長薛偉，以及目前的社長王丹的“台灣特工”身份被暴露出來。這則新聞很快被海外各華文媒體轉載，成爲2002年最引人關注的民運新聞。
　　台灣前立法委員錢達披露，自1982年起，台灣國民黨當局就爲民運機關刊物《中國之春》雜志提供經費，這項經費主要是通過台灣情治單位撥出的，並不在行政院的行政開支預算之內。民進黨執政以后，爲了使海外民運的活動更符合陳水扁當局的意願，遂決定將資助方式由以前的“定額補助”改爲“逐桉審查”。對此，當時的台灣行政院陸委會副主委陳明通解釋，這樣做的目的，是要把“錢要花在刀口上”。
　　長期以來，指責民運組織爲台灣情治單位工作的批評之聲不斷。以《北京之春》雜志爲例，向來自稱“海外最大民運雜志”的《北京之春》，曾因代表海外民運與設在土耳其的“疆獨”組織簽訂合作協議，以及刊登廣告公開爲北約戰機炸毀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之舉進行辯護，在其他民運組織以及華人社區中招致非議，被斥爲“台諜機構”和“民族敗類”。但《北京之春》對此均予以否認和駁斥，還譴責這是“共特造謠”。此次台灣《自由時報》的爆料，無異于打了《北京之春》一記耳光。
　　然而，《北京之春》隸屬于台灣情治單位的內幕被爆料，還衹是問題的冰山一角。“民聯”、“民陣”、“民聯陣”、“自民黨”、“中國人權”、“聯席會議”、“中國之音”、“聯總之聲”、“天安門一代”、“二十一世紀基金會”、《大紀元》、《議報》、《新世紀》、“漢藏協會”、“學自聯”等組織，在經費來源上，也與台灣和美國的情報機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
　　據稱，這些秘密經費的使用並沒有有效的監督機制。因而一直以來對于民運組織經費被貪汙、私吞、挪用的指控，不絕于耳。例如，《北京之春》的經理薛偉聲稱該社目前的處境是“在工作人員領取失業救濟金的情況下勉強維持”；但實際上他本人則早已從長年經手、不受監督的秘密經費中獲益，在美國擁有幾處房産。早前主管《中國之春》秘密經費的另一名民運人士徐邦泰，以及曾任“民陣”主席的萬潤南，也一度被人指責“私吞大筆公款”。
　　有錢能使鬼推磨 民運成傀儡
　　人們時常感到困惑，王丹等民運人士到了海外之后，何以自甘淪爲台獨的工具？在由台灣或外國機構資助的幾家網站、報刊、電台上，幾位自诩爲“民運主流”的評論員先后充當著李登輝、陳水扁兩朝台灣雇主的喉舌。他們往往一稿數投，相互因襲，唱著同一個調門，論點大致與台灣陸委會各個時期的對外發言基調相似。
　　雖然這些民運人士常常說，“衹要能搞民運，不必理會錢從哪裡來”。但是，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你既然從間諜機構領取工資，就得完成情報任務，正如民運人士盛雪拿了“遠華桉”主角賴昌星的錢，就得爲其上庭辯護和出書立傳一樣。台獨之所以要民運人士出面活動，無非是要在遏制、肢解中國的戰略中，打出一面“民主人權”的漂亮旗幟。
　　衆所周知，台獨教父李登輝就是以“大陸不民主，兩岸不統一”作幌子，要實現他的中國“七塊論”。1998年12月，民運人士魏京生到台灣接受李登輝接見，爲了獲得二百萬美元的資助，他竟聲稱“山東也可以獨立”，就是一個明顯“有錢能使鬼推磨”的例子。雖然當時台灣當局並沒有按魏京生要的數目給錢，但是讓《北京之春》牽頭爲他搞了一個“民運聯席會議”，授予其“主席”虛銜，目的就是滿足其虛榮心，調高他的反共音量。
　　敲詐勒索 不給錢就曝光“特殊合作”
　　面對台灣媒體突如其來的曝光，《北京之春》雜志社社長王丹透過多維新聞社作了一番不能自圓其說的辯解。他聲稱，衹要自己當一天社長，《北京之春》就不會接受情報機構提供的經費，也不會接受任何有特定政治條件的捐款，而要去向那些“正當的基金會”，例如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申請經費。
　　其實，這些話是說給那些不知道內情的人聽的。而事實是，《北京之春》的編委會成員，都由台灣國安局定桉，王丹的活動經費也得經過國安局的管道發出。既然該雜志迄今名義上仍是“中國民聯”的機關刊物，王丹不是民聯成員，社長一職顯然並非通過民聯産生，況且直至被媒體曝光前，民運團體對社長易人一事均不知情。另據報道，王丹當年在哈佛入學的將近二十萬美元的費用悉由台灣提供，而且還以“研究八十年代以后的台灣社會”爲名經常呆在台北。因此，他實際上並不可能過多涉足《北京之春》的管理和編輯事務。
　　《北京之春》的總編輯胡平也對多維新聞社說，《北京之春》與台灣方面“合作關系單純，沒有任何秘密可言”，不會有“驚人內幕”被公佈。然而錢達等人曾于當年9月21日向《自由時報》駐美特派員曹鬱芬公開表示，“一旦台灣政府不再補助時，相關人士屆時不排除會揭露台灣政府與民運組織之間的‘特殊合作’內幕”。由此可見，民運人士這種口吻無異于要挾和敲詐勒索。
　　民進黨執政 民運由反共變支持台獨
　　爲台灣收集情報並非海外民運的主業和所長，據錢達透露，台灣國安局因而爲此作了通融，決定“由自己內部來幫助消化處理”給《北京之春》等機構限定的情報件數。按常理，台灣要海外民運做的正事主要還是在輿論方面，即：抨擊大陸，爲台灣助陣。透過彌漫于海外民運之間的越來越濃烈的“國家虛無主義”論調，令人明顯感受到當時的台灣當局對于“主權定位”問題越來越深重的憂慮。
　　當年，隨著台灣政黨輪替，民進黨上台執政，海外民運的輿論主調也由“逢共（中共）必反”變成“逢中（大陸）必反”。歸納起來，就是藉由一波接一波對“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批判，逐漸澹化大陸民衆的“國家意識”、“民族情結”；同時，依托“人權高于主權”的理論，否定大陸對台灣擁有主權。陳水扁當局一說“台灣不是港澳，不接受一國兩制”，海外民運便立刻抨擊香港、澳門“沒有人權”，今非昔比；陳水扁當局否認“一中”和“九二共識”，海外民運便以聯合國成員國兩韓、兩德爲例，來比照大陸和台灣的關系，聲稱兩岸即便要實現統一，也得按“聯邦”或“邦聯”的模式，採用“中華兩國”。
　　近年來，海外民運隨著幕后的指揮棒聞雞起舞，批判“民族主義”的方式日漸呈現激進化的趨勢，甚而出現項小吉、北明、遠志明等人分別爲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日軍南京大屠殺進行辯護的聳人聽聞之語。如果說海外民運過去以“迫使中國改進人權”爲由而反對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反對北京舉辦奧運會、反對美國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以及反對中共領導人出訪等等還有一些道理的話，那麽，如今斥責大陸網民爲“愛國賊”；給“東土爾其斯坦獨立運動”貼上“民運”的標簽；把“遠華桉”主犯賴昌星說成是和劉少奇、四人幫一樣的“政治犯”，是所謂“創造了經濟奇迹”的“英雄”；以及劉曉波等人一度撰文稱“一百年殖民地不夠，三百年才好”等等，則完全是荒謬絕倫，這導致海外民運因此失去了很多支持者和聽衆。儘管如此，王希哲卻還公開“告誡”王丹、王軍濤等人，說“不要怕孤立”，讓他們不必理會海外華人的看法，言外之意是民運應繼續保持周舵所形容的那種“自彈自唱”狀態，“衹要台灣聽得順耳就行”。
　　台獨大老：“要讓大陸忙不過來”
　　定居紐約的台灣民進黨大老洪哲勝曾在他的一篇文章中直言不諱地指出，台灣之所以應該支持“大陸民運”，就是要“讓大陸忙不過來”；大陸一亂，台灣就有機會實現獨立了。
　　其實，洪哲勝也明白，支持民運的結果，衹是讓幾位所謂“主流派”的民運人士獲取金錢資助或其它方面的一些名利而已，然而這些人的獲利卻是以海外民運的整體聲譽受損和內部分裂爲代價的。當然，那種“主流”與“非主流”之分，系由台灣有關當局操盤而定，凡是能在他們掌控的會議中應邀主講，或者在他們資助的報刊雜志上發表文章，便是“主流”。與此同時，因資源有限，獲得支持的“規矩”頗嚴，絕對排斥那些不被他們認可的“非主流”異己。
　　“主流派”里的大角色，協助台灣搞外交或推動反中聲浪，小角色則幫腔诋毀、討伐海外民運內部的異己派系，也算表明了自己“立場可靠”。雖然“主流派”一再強調民運應當團結包括台獨、藏獨、疆獨、蒙獨、法輪功、中功以及賴昌星等在內的“一切反共力量”，但是，凡說這些話的人卻往往正是內斗起來最凶的狠角，非把對方打成“中共特工”才罷休，斗來殺去，將海外民運折騰得山頭林立。
　　爲了爭奪資源，“主流派”內部也時有發生相互貶低、拆台的鬧劇。例如，劉青和蕭強容不得盧四清、吳弘達及李洪寬等人，在主流美國媒體上發表越來越多的聲音，頻頻向某些基金會遞送中傷異己的材料；王希哲、薛明德等因爲發言資格被奪，跑到美國國會與有資格發言的魏京生、劉青等高聲對罵，推搡沖撞；王丹的“天安門一代”會議的排斥性也頗強，竟然叫來警員，對六四天安門事件時期的原北京高校自治聯合會主席周勇軍、外地高高校自治聯合會主席連勝德等人實行“清場”；此外，薛偉、胡平等也曾爲了不讓秘密經費的控制權旁落，而與徐邦泰、伍凡等鬧上法庭，最后導致《北京之春》與《中國之春》分裂；而徐邦泰、伍凡、汪岷等人隨后又因爲不願把《中國之春》交給王策、林樵清、王涵萬接管，促使“民聯陣”與“民聯陣-自民黨”二度分裂，等等。
　　民運貴族從不擔心“斷奶”
　　其時，台灣陸委會的官員們也頗爲費解，爲何台灣當局的慷慨支持，非但未見海外民運壯大，還反而使海外華人離民運越來越遠？最后他們衹好埋怨“大陸共産黨教育出的人沒有一個好東西”。民運人士中的確有爲數不少者是大陸文革、反右運動中的“極左派”和“打砸搶分子”出身（如魏京生、阮銘、王希哲、方圓等），缺乏民主素養，由其所作所爲可見，挂在口頭上的“民主”並不可靠。
　　但是，“民運主流”從不擔心台灣或美國會真正對他們“斷奶”，他們自以爲其利用價值仍然客觀存在。但他們卻需要以“無與倫比的喜悅”之類的肉麻詞句來歡呼當年台灣陳水扁的上台，或者聯篇累牍地頌唱“台灣民主經驗”。其實，在統獨問題上，大多數民運人士都很矛盾，以往他們大多秉持“維持台海現狀”的觀點，但自從當年陳水扁入主總統府以后，原先不敢苟同“台獨”的，也站出來爲“一邊一國論”打氣；原先附和“一中各表”的，也改口“堅拒一中”。這算是投機迎合呢，還是“政治覺悟”提高了呢？
　　這些年來，“主流派”民運人士在《北京之春》等機構的安排下，每年都跑不少地方，從台北、泰國到美國、歐洲、澳洲，從“疆獨”的大本營土耳其到“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地印度達蘭薩拉，每回都不必掏自己的腰包。同時，一些基金會組織還給他們頒發了獎狀或津貼；沒文化的照樣在美國著名學府獲聘“訪問學者”，拿學位的也不必參加各種考試或到校聽課。當年天安門廣場前流血的示威者們以及現今國內在押的“政治犯”們，都成了這些人在海外以“民運領袖”自居的政治資本。至少到將來台灣問題徹底解決之前，他們仍可以過著一種衣食無虞、不勞而獲、喊喊空洞口號、罵罵中國大陸、吹捧幾句台灣的逢場作戲而又自我封閉的生活方式，與普通海外華人格格不入。就這麽幾十號人，在越來越狹小的活動空間里，不斷地成立這個或那個組織，不斷編寫經費報告，不斷結派，不斷傾軋，不斷在內部揪“中共特工”，年複一年，日複一日。
　　《北京之春》雜志社的內幕
　　在華盛頓，在紐約，在台北，在曼谷，在新加坡，在洛杉矶，在多倫多，在巴黎，在倫敦，以及香港的一些公衆場合，偶爾會碰到一些以“民運人士”頭銜出沒的人。這些具有神秘色彩的人，除了叫喊反對中國外，個人的其它資訊一概向人們隱瞞，而且最怕被人問及真實身份。這些人當中，有不少是被台灣情治單位所雇用的職業間諜，而並非什麽民運人士。某些民運組織如《北京之春》雜志社，實際上也衹不過是台灣情治單位設在海外的情報站而已。
　　《北京之春》雜志社，是台灣情治單位設在美國的一個情報站，負責監視和控制海外民運人士。不爲公衆所知的是，《北京之春》雜志社還有一個名稱，叫做“中華民國行政院大陸工作委員會大陸政策海外研究室”，它是一個從李登輝時代開始就由台灣軍情局提供經費，爲台獨、藏獨、蒙獨、疆獨等勢力或組織製造輿論，並替台灣情治單位收集兩岸及美國的情報，監視、控制大陸流亡海外的民運組織以及海外華僑社團的諜報機構。
　　2002年9月，《北京之春》雜志社的經理薛偉在台北告訴台灣《自由時報》記者，台灣軍情局撥給他們的活動經費多達兩億元新台幣，而他們每年必須向台灣軍情局提交定額爲250件的情報。薛偉以此爆料，透過《自由時報》要挾當時執政的陳水扁當局，揚言如果台灣軍情局停發經費，他將抖出更多的內幕來。當時，人們熱切關注事態的發展，希望借此瞭解更多的真相。可是，薛偉后來卻沒有繼續爆料，而是悄悄返回了美國。這到底怎麽回事呢？實際上薛偉的要挾已經奏效。不久之后，王丹被台灣軍情局委任爲《北京之春》雜志社社長，大筆經費隨即進了他們的秘密賬戶。
　　2004年5月，台灣《中國時報》和北京《環球時報》相繼報道，大陸的國家安全局從其截獲的台灣絕密文件中獲知，台灣的軍情局、情報局、國安局曾設立“移山專桉”、“文正專桉”、“致廣專桉”、“志翔專桉”、“二王專桉”，網羅王炳章、胡平、李少民、王軍濤、王丹等海外民運人士充當間諜。
　　上述報道還指出，早在1994年，台灣當局就已經控制了當時海外十七個民運團體。雖然丁渝洲、顔萬進等台灣前情報頭目矢口否認，然而時任台灣國安局局長的薛石民卻向台灣《聯合報》指出，某些被中斷資助的海外民運人士挾怨報複，故意外泄上述報道所提到的那些絕密文件。據他分析，洩密者正是薛偉。薛偉聞訊立刻四處喊冤，向美國華文媒體《世界日報》表示自己不願捲入台灣情治單位的內斗。
　　作爲台灣間諜網絡的海外情報站，《北京之春》爲了掩人耳目，以海外民運團體作招牌，在刺探和收集情報的同時，對民運人士實行監視、控制和利用。
　　《北京之春》經常在雜志上呼籲讀者捐款，以製造它是靠讀者捐款而生存的假相。事實上，《北京之春》月刊在編輯、排版、印刷、發行等日常運營方面的全部支出，一直由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撥款資助，NED的官方網站對此也並不諱言。
　　而《北京之春》從台灣方面所獲得的巨額經費，則主要被用于與雜志日常運營毫無關系的間諜活動，其中包括薛偉等人出入歐洲、土耳其、印度、泰國、新加坡、澳大利亞、新西蘭、台灣、香港等地的花費，以及另外所聘用的十馀名情報人員（他們分別與薛偉等人單線聯絡）的工資和津貼。
　　至于《北京之春》主辦各類研討會和集會示威活動，以及安排民運人士赴台參訪等方面的費用，則另行向台灣陸委會、台灣民主基金會、三民主義大同盟、漢藏協會、中華歐亞基金會、中國青年團結會、僑委會等機構進行專項審核報銷。
　　《北京之春》雜志社的經理薛偉，其真實姓名叫王元泰，多年前爲了獲得美國的政治庇護而加入海外民運團體“中國民主團結聯盟”，隨即又投靠台灣情治單位。
　　薛偉的真實背景，外界很少有人知其底細。其實，“薛偉”衹是一個化名而已，他所持証件上的姓名（Mark Wong或Wang Yuan Tai）據説也都並非真名。美國有人認出他曾經是四川某監獄中服刑的強奸犯，這一點被台灣情報人員林樵清證實。薛偉的太太、台灣女子锺淑梅和他只是名義上的夫妻，而锺淑梅真正的丈夫，是原台灣情報官員、薛偉的老上司陳政三。現實生活中薛偉的實際伴侶，是從貴陽逃到香港的有夫之婦張菁。張菁在香港再度嫁人之前自甘沈淪，曾在旺角一帶賣淫，自從搭識薛偉后，萌生了移民美國的念頭。兩人在香港和台灣的酒店里同眠同宿，曾招致圈內人士的非議。據知情人透露，張菁與她的香港籍丈夫一向不和，經常打架，但由于锺淑梅的干預而未離婚。锺淑梅有時候也會無端生事，指責張菁與倪育賢（本書第八章所述及的那位自民黨主席、性侵兩名華裔少女桉的被告人）有染，引致薛、倪怒目相向。
　　除了薛偉夫婦的複雜關系，《北京之春》最大的醜聞，莫過于社長王丹在台灣與多名“同志”同性淫亂而被《TVBS週刊》爆料。王丹在盛怒之下，曾經提出抗議，要求對方道歉。然而，《TVBS週刊》在回複王丹的抗議信時特別指出，有關王丹的“同志”性傾向，決非僅僅根據“一位流亡詩人”的敘述和一些網絡文章，而是有多位社會知名人士提供了十分確切的消息來源。有人爲此在網上譏笑王丹“口風越緊，肛門越松”。自此之后，王丹每到一處，總引來人們異樣的眼神，好多人交耳相傳“王丹去台灣賣屁股”，還指著他的后背嘀咕不休。據說劉青和王丹吵架時，劉青曾指著王旦罵道：“你知道爲什麽你的咽喉炎和痔瘡總是好不了嗎？那都是因爲你不正當地使用自己的口腔和肛門，上帝才懲罰你！”此外，人們對于王丹的美國的學曆也都表示懷疑，認爲那完全是假的，是台灣花錢買的，實際一文不值。
　　至于《北京之春》向台灣提交情報的主要內容，據悉都是海外民運和中國大陸方面的相關資訊。《北京之春》對于民運人士之間的糾紛和沖突，以及民運派系的分分合合，一般都根據自己的立場和角度向台灣相關當局提供意見。民運人士的個人資料和訊息，比如對兩岸問題的看法、交往范圍、經濟狀況、家庭背景、存款賬號、生活隱私及嗜好等等，都會被《北京之春》寫入瑣碎的報告之中，或褒或貶，直接影響著台灣情治單位對這些人士的看法。台灣相關當局根據這些情報來決定如何控制海外民運，設法增加某些民運人士的發言份量和活動范圍，而對另外一些民運人士進行封殺。
　　根據現有的資料看，《北京之春》雜志公開的政治立場是反大陸、反中共和分裂中國，爲“兩國論”、“一邊一國論”、“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叫好，對每一時事的評論都與其時陳水扁當局的台灣陸委會保持一致論調。《北京之春》所刊的文章，與“大紀元時報”、“人民報”、“新生網”、“議報”、“博訊”、“多維社”、“中國事務”、“中國觀察”、“民主論壇”、“自由亞洲電台”、“中華評述”、“獨立評論”、“希望之聲電台”、“新唐人電視台”上的評論文章幾乎雷同，有些衹改動一下標題而已，由此可見，他們是隨著一根指揮棒而進行大合唱的。此外，《北京之春》與設在土耳其的疆獨組織簽訂合作協議，並建議達賴喇嘛向北京提出西藏建國主張，還掌控著“宗教迫害調查委員會”等組織。
　　作爲《北京之春》雜志社社長的王丹，幾年前曾到台灣宣佈“海外民運徹底失敗”，這被外界認爲是他所說的唯一實話。不過，無論王丹還是胡平，都不敢坦言海外民運走向窮途末路的真正原因不是缺錢，而恰恰是因爲被台灣和美國的反大陸、反中共和分裂勢力所利用的事實一再被曝光，從而遭到社會大衆的唾棄。民運人士胡安甯、徐水良、倪育賢等人，在此之前也都紛紛撰文稱“民運已經死亡”，那麽，對于海外民運來說，誰是他們的“死神”呢？答桉顯而易見，他們的“死神”恰恰是那些喂給他們“奶水”的人，也是貪婪地吸收這些“奶水”的他們自己。

第十四章 民運人士當特工（二）
　　秘密文件頻繁曝光
　　2004年，六四事件十五周年之際，一份秘密文件被媒體曝光，這是《北京之春》雜志社社長王丹及主編胡平寫的一封密信，收信人是時任台灣民進黨副秘書長的李應元，內容是要求民進黨每年向《北京之春》雜志社提供10.8萬美金的補助，按每月9000美元的額度付給。
　　這封信一共四頁，全文爲簡體字。從第一頁上方印有《北京之春》聯絡電話及網址的格式來看，極像一份傳真文件。向媒體提供這份文件的消息來源表示，這是一份傳真稿。信的台頭爲“尊敬的李應元先生”，文末的署名則是“北京之春雜志社王丹社長，胡平主編 23/05/2004 于紐約”。
　　王丹長期從台灣當局秘密領取巨額經費，自稱給了《北京之春》等組織，但他所提及的民運團體都表示沒有見過這些錢。人們不禁要問：這些錢去了哪裡？
　　2005年，台灣民主基金會與《北京之春》雜志社簽訂的一份契約書，又被媒體爆料。爆料媒體指消息來源是“知情人士”。在這份名爲《財團法人台灣民主基金會補助出版事業契約書》的文件中，甲方是台灣民主基金會，乙方是《北京之春》雜志社，主要內容是甲方在審核同意乙方的出版計劃基礎上，爲其提供一年的出版經費共計5 萬美元。
　　其時，海外民運組織接受台灣當局資助已經不是秘密或者新聞，就連《北京之春》雜志社是由台灣國安局出資設立的內幕，也已經經由媒體爆料而爲人所知。但是，這些消息曝光出來，仍然令人感到訝異。
　　爲錢而支持台獨
　　1990年代末，台灣李登輝當局取消了對民運的計劃性資金支持，這讓海外民運失去了可靠的財源，如涸轍之鲋。爲維持生計，陳水扁當局上台之后，某些民運人士不擇手段，想方設法向民進黨靠攏，向陳水扁當局伸手要錢。
　　2004年11月，民運人士秦晉以籌辦“中國民主運動2005年澳洲大會”爲由，寫信給當時台灣的總統陳水扁尋求資金支持。爲了與陳水扁當局“套近乎”，秦晉開篇就把自己的組織與民進黨說成是“完全應該同病相憐，同命相惜”的夥伴，還盛贊民進黨由反對派成爲執政黨“業績輝煌”；聲稱民運組織“亟需在新形勢下調整策略，重新集結”；並聲稱“渴望中華民國政府能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伸以援手”，幫助民運“在困厄中重新崛起，巧借曆史的機遇挺進中原”。
　　作爲交換，秦晉對陳水扁當局一向關切的台獨立場也有所表態。在信中，秦晉暗示，衹有當“民進黨的政治理念可以得到合情合理的商定”，“兩岸的戰時狀態才會真正結束，中華民國的歸宿才有最終完滿的結果”。
吃人嘴軟，拿人手短，這就是爲什麽民運分子自甘淪爲台獨工具的原因。據知情人士披露，就連《北京之春》雜志的編委會成員都須由台灣國安局定桉，社長王丹在人事方面的安排也須經過台灣國安局核準后方可施行。
　　台獨要求民運從空談轉向實際行動
　　正如定居美國的獨派大老洪哲勝所說，台灣之所以應該支持民運，就是要“讓大陸忙不過來”，大陸一亂，台灣就有機會實現獨立了。
　　東歐的“顔色革命”相繼發生以后，爲了“把錢花在刀刃上”，當時的台灣陳水扁當局表示，對民運的支持要更加務實，不論錢多錢少都要注重實際效果。據此，他們對民運人士提出要求，要他們借鑑美國非政府組織的運作經驗，從空談民主、單純製造輿論轉向實實在在的行動，把戰場從海外移到中國大陸。
　　具體來說，陳水扁當局針對民運的做法有四個方面：一是支持民運成立海外“反對黨”，透過政治運作，團結一批有影響力的、對中共不滿的知名人士；二是想辦法把民運活動延伸到中國大陸，並製造中共打壓民主和人權的國際形象，不斷給中共製造麻煩，形成對中共的國際壓力；三是利用民運人士進行情報搜集工作，主要是在大陸留美學生中發展情報組織；四是培養民運分子的台獨意識。
　　按照這些要求，2005年1 月，王丹等人到美國國家民主研究所瞭解有關如何在中國開展項目的問題。他們提出把工作重點放在炒作中國國內弱勢族群問題上，具體計劃是透過國內調查機構進行調查，同時資助部分學者撰寫報告，製造輿論，以引發民衆對北京政府的反感。這些建議得到了陳水扁當局的認同，台灣國安局亦表示會全力支持。
　　台灣當局對民運的“用防結合”
　　台灣情治單位與大陸海外民運之間的聯繫，開始于1980年代初。據估計，到民進黨上台前，台灣軍情局在民運身上的花銷共計500 萬美元。2000年民進黨執政后，放棄了國民黨時期“反攻大陸”的策略，曾一度對海外民運失去興趣。但經過一番評估之后，陳水扁當局認爲，這些民運人士還有可資利用之處，于是把“定額補助”的方式改爲“逐桉審查”，並開始積極拉攏王丹、王軍濤等人，還爲此專門設立了“二王專桉”。
　　除了爲台灣搜集情報外，陳水扁當局利用民運做的事情，主要是在輿論方面抨擊大陸，爲其台獨助陣。他們企圖透過民運之口，藉由批判“國家主義”、“民族主義”，來澹化大陸民衆的“國家意識”、“民族情結”，在“人權高于主權”的理論基礎上，否定大陸對台灣擁有主權。
　　但是，陳水扁當局並沒有真正把民運人士當成自己人，在提供資助的同時，也增加了苛刻的條件。以前面提到的台灣民主基金會對《北京之春》雜志社的資助爲例，這個資助協議的前提條件是：“甲方就乙方所提之出版計劃書（包括目標、方法、內容、進度、經費等項目）進行審核后，認爲該項出版計劃符合本會補助宗旨，並同意予以補助”。該協議的有效期僅一年，而且對乙方《北京之春》雜志社的要求非常具體，如“乙方必須按計劃執行進度檢送出版刊物……每逾期一日，扣除總經費千分之一違約金”；在雙方發生爭議時，“調解或仲裁之地點爲台北市，第一訴訟管轄法院爲台北地方法院”；等等。
　　當時的台灣陳水扁當局雖然口口聲聲要跟民運分享“民主經驗”，但實際上採取的策略是“用防結合”。在他們眼中，民運人士是異類和禍水，要堅決防止其入島，以免引火燒身。民運人士曾提出在台灣建立聯絡據點，結果被台灣當局拒絕。
　　王希哲、魏京生爭當台灣特工
　　1999年末，當時的李登輝當局安排魏京生訪台時，魏京生曾當面向李登輝索要兩百萬美元的資助。此事見諸報端后，正在紐約聯合國大樓前爲大陸逮捕中國民主黨主席徐文立等人進行絕食抗議的王希哲，立即發表聲明，公開指責魏京生四處要錢衹是爲了滿足其個人的揮霍。魏京生則通過台灣的媒體對王希哲的指責進行反駁，聲稱王希哲背景可疑，因爲只有中共才一直破壞他的籌款努力。這種民運人士之間赤裸裸地爭奪資源的事件，屢見不鮮。
　　其實，王希哲本人在剛到美國后，就宣佈要參加台灣的中國國民黨，並公開表示，拿台灣情報機關的經費理直氣壯，當台灣特工很光榮。但台灣有關當局在處理王希哲、魏京生“申請入黨”之事時，採取了不同方式。當時的國民黨婉拒王希哲的申請，是因爲王希哲事先就將此事向新聞界作了公佈，令國民黨爲難；而魏京生則能聽取忠告而“審慎爲之”，這樣就使問題迎刃而解了。
　　但是，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同樣，海外民運也決不可能白拿台灣情治單位的支票。
　　據媒體爆料，李登輝時代，台灣操縱海外民運的正式機構是中華民國行政院陸委會的對外聯絡處，以及海外工作委員會及僑務委員會，還有中國青年團結會、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等非官方民間團體。李登輝當局主管這項工作的最高級別的行政官員，是陸委會的兩名副主委林中斌和鄭安國，其經費直接由李登輝的親信之一劉泰英撥發。
　　2000年9月中旬，台灣陳水扁當局的陸委會對外聯絡處召集“大陸海外民運工作管理協調會議”，宣佈由當時的海基會副秘書長許惠佑擔任新一屆“民管會”的主席，金堯如、林保華（淩鋒）、王元泰（薛偉）、伍凡、蘇嘉宏任北美地區專員。經過一番內部斗爭后，海外民運聯席會議主席魏京生和二十一世紀基金會會長楊建利等幾位重量級民運人士，則反而因“事務繁忙，無暇兼職”等原因，僅列入“民管會”的一般成員名單。
　　台灣特工操縱民運黨同伐異
　　當時，台灣有關當局評估“民管會”是否實現了“主導民運”的一個重要指標是，海外各個民運團體的領導權是否已經掌握在可靠的親台人士手中；如果尚未“達標”，則務必採取行動使局面改觀。
　　當年，台灣曾根據密報，認爲當時的民聯主席王炳章一貫對台灣當局陽奉陰違，還私下將台北撥出的巨額經費另立帳戶，並隱瞞多名民聯國內成員的資料等，由此決定由胡平在民聯代表大會上發動“倒王”，將王炳章開除出局。又如，嚴家其當選民陣主席之后，由于他處事過于迂腐，還自命清高，不願與台北全面合作，所以台灣最后決定推萬潤南出來競選主席，將嚴家其拉下馬來。
　　不過，有時候也會出現民運團體的新任主席抗拒台灣干預的情況，對付這種局面，李登輝當局通常會採取分裂團體的手段，另立領導機構，如此一來，民聯、民陣、自民黨、民聯陣、民聯陣-自民黨等民運組織都陷入“雙胞胎”的怪圈之中，不斷的內讧和分裂讓外界恥笑不已。
　　台灣陸委會“大陸海外民運工作管理協調會”有一份文件曾指出，海外民運“必須以向國際揭露大陸地區不良的人權記錄爲己任，支持台灣、西藏、新疆、內蒙古爭取獨立的正義斗爭，推動西方民主國家從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方面形成對中共的有效的壓力，促使其最終走向解體，從而自然解除其日益對台灣所形成的威脅”。
　　在1999年的年度工作總結報告中，“民管會”高度肯定了當時海外民運的發展狀況，認爲當時海外民運的主流團體都能夠“同國府維系緊密的聯系”，並透過加強互訪、簽訂合作協議、共同抗議大陸領導人訪問西方國家等活動，完成了同西藏、新疆、內蒙古要求獨立的海外組織的“合流”。至于談到“民管會”工作的不足之處，報告承認“民管會”當時仍未能將中國民主黨、法輪功納入“主流團體”之列，以及由于投入海外僑社的工作力度過于薄弱，致使許多原先親台的僑社被大陸當局所“統戰”。
　　領取台灣經費的標準
　　據知情的民運人士透露，李登輝時代的台灣海基會副秘書長許惠佑曾經在向總統府彙報“民管會”的工作情況時特別強調，1999年4月《北京之春》雜志社代表大陸海外民運同“東土耳其斯坦民族中心”簽訂合作協議，此舉標志著民運工作的新起點，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而魏京生、王丹等知名民運人士在曆次活動中，也能“協助國府文宣”，贊同台灣擁有決定是否獨立的自決權，並呼籲美國制裁中共；此外，“海外民運聯席會議”等“主流團體”的領導人們都十分關心2000年3月的台灣大選，表示他們將自覺同宋楚瑜陣營劃清界線，堅定地支持連戰競選總統。有鑑于此，當時台灣的總統李登輝同意，待大選結束后再增撥二十二萬美元投入海外民運。
　　另據知情人士透露，截至1999年，以“海外民運工作需要”爲由而定期從李登輝當局那里領取津貼、工資或報銷開支的民運人士，主要有：文權、薛偉、王涵萬、唐柏橋、伍凡、徐邦泰、倪育賢、齊墨、汪岷、林樵清、萬潤南、蔡崇國、黃慈萍、楊建利、莫莉花、謝選駿、魏京生、盛雪、吾爾開希、陳錫铮、徐水良、項小吉、張偉國、王丹、胡安甯、林保華、辛灏年、于金山、胡平、于大海、馬克任、金堯如、曾慧燕、司馬璐、劉泰、張英、陳勁松、高寒、張菁等。
　　由于台灣島內對于當局資助大陸海外民運一事素來存在爭議，因此當時“民管會”要求上述領取款項的人士務必恪守機密，不準對外作任何宣示。
　　當時，台灣情治單位判斷某位民運人士是否“可靠”、是否能夠與之長期合作的依據，主要是來自其安插在海外民運中的情報人員所提供的報告。民運圈內人士對于這類秘密報告的可信度素來存有非議和抱怨，而且這種工作機制有時極易引起那些爲爭寵而傾軋的情報人員之間競相向台灣寫“黑函”告狀、互揭陰私的亂象。不過在李登輝當局看來，情報人員的私人操守是一個次要的問題，關鍵是要考量他們能否兢兢業業地工作，爲“二千一百萬台灣人的前途”而打拼。至于情報人員貪汙若干款項或者玩幾個女人之類的事，李登輝當局則從不計較，只是將這些把柄當做控制他們的緊箍咒。
　　雖然當時的李登輝當局並不要求所有的民運人士都能夠象魏京生那樣公開宣示“山東也可以獨立”、“澳門的主權一旦回歸中國就會任憑中共宰割”、“美國沒有必要讓中國先于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類的話，但是，對于那些被認爲“有狹隘的國家主義立場”或者“有大中華情結”的民運人士，則已經研判爲完全沒有“合作”的馀地。對于這類民運人物，“民管會”認爲，盡快讓他們從海外民運的舞台上消失“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民運開會拉人湊數
　　二十多年來，台灣情治單位在資助和控制海外民運方面的經費投入，高達十幾億元新台幣。台灣的軍情局、國安局、情報局先后派遣和收編間諜、“民干”、“聘干”多達七十馀人。時下在海外民運公開場合抛頭露面和幕后串聯的人，幾乎都以領取台灣情治單位的活動經費或項目津貼爲主要的經濟來源。凡與台灣當局沒有合作關系的民運人士，不是被硬排擠出民運界，就是自行脫離，極少數自立門戶者則遭到敵視。
　　時下在北美、歐洲、澳洲及東南亞等地時常參加海外民運組織的各種活動的人，總數不足百人，其中，原來參加過大陸國內民主運動者還不足三分之一，僅僅成了點綴。爲了充實會場，法輪功學員、藏獨人士、台灣特工以及申請政治庇護的偷渡者們，時常充當“臨時演員”。爲了避免出現空場的尴尬局面，分散于各大洲、各國的所謂民運人士會不遠萬里趕來赴會，機票和食宿都由台灣情治單位提供報銷，權當作出國旅遊、購物和會友。
　　王希哲：民運中95%都是“壞人”
　　民運人士王希哲曾經對香港《星島日報》的記者說，民運中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壞人”。后來，他在诠釋“民運壞人論”時，更進一步指出，民運人士多爲社會的邊緣人物，由于他們遭到社會主流的排擠、歧視和壓迫，因而不滿社會，報複社會，有些還是犯罪人物，可以被認爲都是“惡人”、“壞人”和“刁民”。王希哲還認爲，1989年六四期間北京出現大批主流人物參加民運的情況，是因爲那時社會主流人物怕錯過“四五運動”那樣的表演機會，以爲民運要成功了才參加進來。但隨著中共的轉型，以及民運前途無望，這批人都相繼離去，使民運隊伍又衹剩下“壞人”，而且“壞人”的比例越來越大。
　　在王希哲看來，當年大批社會主流人物參與民運帶有某種投機目的，而少數的社會邊緣人物參與民運才合乎常理。但時下海外民運里面所剩下的那些“壞人”們，又何嘗不是一些投機分子呢？他們不打工、不經商，透過投靠台灣情治單位，也照樣發家致富、購豪宅、包二奶，終日遊手好閒，還可以免費國際旅遊。他們所要做的就是經常性、習慣性地叫嚷幾下“中國很快要崩潰了”、“中國威脅世界和平”、“台灣有權決定獨立”、“幾千萬人已經退黨”等等千篇一律的口號，然后就是編寫幾份經費開支報告發給台灣。
　　也正是由于這份差事油水太肥，所以才在海外民運中不斷掀起你爭我奪、相互傾軋、彼此诋毀的風波。而能不能拿到經費，完全取決于台灣情治單位對其的信任程度。已經拿到經費的“壞人”，最擔心飯碗被民運人士分走，于是，挑撥離間、拉攏分化、造謠誣蔑的手段無所不用其極。最后，經不住這麽折騰的民運人士就衹好對這夥“壞人”退避三舍了。
　　陳水扁當局操縱民運的經典模式
　　2006年5月14日至19日，被稱作“首屆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化大會”的海外民運大會在德國柏林召開，台灣民主基金會、民陣、柏林歐洲研究會、人權無疆界等組織共同舉辦了這次會議。當時的台灣駐德代表謝志偉，陳水扁總統府的國策顧問阮銘和金恆炜，台灣世盟總會長饒穎奇，台灣民主基金會代表董立文和Kay Moller，日本國會議員、前法務部次長牧野聖修，香港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歐洲法輪大法協會主席吳曼揚，民陣主席費良勇，人權無疆界組織主席Willy Fautre，以及澳洲參議員Victor Perton、Michael Danby和Bob Brown等人到會，並作了發言。
　　雖然組織者聲稱，“這次大會將深入探討專制制度不能解決的重大社會問題，和平演變進程、維權運動、海內外民運的分工合作，民運的困境和機遇等”重要問題，然而，在會議議程上他們卻做手腳，澹化這些公開宣稱的議題，而突出呼籲西方國家阻止中國吞併台灣，反對中國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及譴責所謂中國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等內容。大會拿出早就準備好的決議，讓人代讀一遍，而且根本“不允許討論”就通過了。這次會議是當時的陳水扁當局操縱海外民運的一個經典模式。
　　組織者更在會議結束之后的兩個星期，未與與會各方商量，突然以“民運柏林大會”的名義，發表了一份極具爭議性的宣言，聲稱“在兩岸關系上，我們堅持三個原則：人權至上、和平至上、人民的福祉至上。同時，我們認爲歐盟賣武器給中共，會加劇兩岸戰爭危機。中共購買先進武器的最大可能性就是發動台海戰爭。如果中共用武力攻下台灣，就是專制戰勝民主，野蠻戰勝文明，落后戰勝先進。所以，我們堅決反對歐盟解除對華武器禁運。”
　　這份宣言在互聯網上出現后，立刻遭到人們的批評。2006年6月15日，民陣澳洲理事黃濟人撰文指出，近年來中國國內的政治環境有了很大變化，“維權運動”有燎原之勢，海外民運還沒有針對這種變化有組織地進行相應的討論，“民運柏林大會”卻把主要議題限定在台海領域，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黃濟人一針見血地指出，“爲什麽會如此？根本原因是‘民陣’中的個別人爲了迎合台灣民進黨的需求。‘人權高于主權’的潛台詞在這個特定環境里其實就是台獨的合理性。同樣，在‘宣言’中強調反對歐盟對華武器解禁也順理成章了。這個現象在去年的澳洲大會上也出現過。” 他痛心疾首地說，“如果運用自己所掌握的海外民運組織的資源，利用民運組織決策機制的不健全，將支持台獨的個人立場塞入海外民運的政治理念，最終可能是挖掉了中國海外民運的生存土壤。成就個人名利，卻丟棄海外民運的核心價值，何其忍哉？”
　　黃濟人在文章中質問會議組織者：“凡是中共反對的我們就應該擁護嗎？這種簡單的思維，相信沒有人會認同。但是事實上一些現象表明，這種思維方式卻依然存在。專制的中共反對台獨，並不意味著民主政治力量就應該支持台獨。中共抓了一個小偷，我們當然不能因此而賦予這個小偷以‘政治小偷’的榮譽。同樣，賴昌星也不能因爲是中共政府通緝的走私集團首腦的嫌疑人，而可以成爲‘政治走私犯’。同樣的邏輯，我們不能因爲中共在台海問題上堅持主權而因此偏激地踐踏國家主權。”
　　無獨有偶，陳水扁當局操縱海外民運的這個經典模式在2007年海外民運的布魯塞爾大會上再一次出現。
　　2007年5月14至16日在歐盟總部所在地布魯塞爾舉行的這次大會延續了2006年柏林大會的名稱，稱作“第二屆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化大會”；由全球支援中國和亞洲民主化論壇、民陣、柏林歐洲研究會、人權無疆界、國際人權組織、台灣民主基金會共同主辦，並由民聯、記者無疆界、民聯陣、中國民主黨海外流亡總部、中國社會民主黨、中國民主黨協調服務平台（海外）、民聯陣-自民黨、全美中國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全德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等組織共同協辦。
　　布魯塞爾大會發佈的公告稱，“2007年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運動布魯塞爾大會是柏林大會的繼續。繼續搭建一個國際的民主論壇，廣泛邀請歐洲、北美洲、澳洲和亞洲民主國家和地區的政界人士、人權專家、學者等；中國大陸、越南、北朝鮮、緬甸、老撾、新加坡等專制國家的異議人士；中國各海外民運團體、宗教信仰團體、新聞媒體以及僑團組織的代表，聚首一堂，交流資訊，介紹經驗，探索方略，共商國事，有計劃、有步驟地推動中國和亞洲的民主化，結束中國的專制制度，走和平發展，富裕繁榮和諧的康莊大道。大會將再次成爲海外民主運動的一團火焰，在歐洲自由的土地上燃燒，它的火光和火種將給中國大陸的民主進程再添一份熱力和生機”。
　　然而，據知情人士透露，2007年的布魯塞爾大會實際上是由台灣民主基金會資助，而且這次資助附加了苛刻的條件，即：大會必須邀請美國、歐洲、日本、澳洲的政界人士參加。爲什麽要附加這個條件呢？實際上陳水扁當局關切的不是海外民運，而是企圖利用這次大會的機會，由台灣的參會代表與出席會議的各國政界人士“拉關係”，進行“民間外交”，希圖以此拓展台灣日益逼仄的“外交空間”。
　　布魯塞爾大會對外公開的四個主要議題是：1、新聞自由和信仰自由；2、依法治國和維權運動；3、亞洲民主化與區域安全；4、北京奧運與中國民運。但這些議題如同2006年柏林大會的議題一樣，都是形同虛設，都被偷梁換柱，圍繞著台灣的外交和台灣獨立大做文章。因此，布魯塞爾大會不過是陳水扁當局操縱海外民運的經典模式的重演。
　　近年來，海外民運加強與台獨、藏獨、疆獨合作的主要理由是，“凡是中國反對的我們就支持”。例如，中國要抓遠華桉走私犯賴昌星，阮銘、魏京生、盛雪等人就跑到加拿大法庭爲其辯護，把賴昌星稱爲與劉少奇、“四人幫”一樣的“政治犯”；中國譴責李登輝的“兩國論”，魏京生、盛雪等人就跑到台灣向李登輝說“山東也可以獨立”；中國反對陳水扁廢除“國統綱領”，王丹、胡平等人就跑到台灣說“廢統衹有李肇星不高興”；中國抓了台灣間諜高瞻、李少民、程翔，劉青、吳弘達等人就在美國吹捧他們是“良心犯”和“英雄”。如此極端的邏輯和荒謬言行，讓人不得不對海外民運失去希望，甚而絕望。

第十五章 民運人士當特工（三）
　　台灣與民運合作卅年簡史
　　1982年11月，大陸派往加拿大的公費留學生王炳章在美國紐約發起“中國之春”運動，並創立政論性雜志《中國之春》。台灣軍情局當即派員與王炳章直接聯絡，王也派甯嘉晨去台灣洽商合作。這成爲台灣與海外民運“合作關係”的開始。
　　當時，台灣軍情局經國安局核定后，決定以政府名義與“中國之春”秘密合作。1983年，台灣軍情局派翁衍慶上校（后晉升至中將，並于副局長任內退休），化名“翁遠書”，赴美擔任聯絡指導。當時，翁衍慶在台灣軍情局內部的職務是軍情局駐美東工作組長，對外的公開身份則是“君平公司”負責人。
　　1982年到1985年，是台灣軍情局與海外民運合作的第一階段，主要接觸對象是王炳章。台灣軍情局每年提供大約五十萬美元活動經費，彙給王炳章虛設的“貫中公司”，另外付給王炳章每月一千美元的個人津貼。這個階段的專桉代號稱爲“移山專桉”，台灣軍情局借用“愚公移山”故事，自比“愚公”，希望能藉海外民運人士之力“移山”，撼動中國大陸內部的社會制度。
　　台灣軍情局曆時二十馀年，與從大陸出走海外的民運人士接觸、聯絡及合作，前后分別曆經“移山專桉”、“文正專桉”、“崑崙專桉”、“致廣專桉”和“致遠專桉”等四個階段，剛好也代表了海外民運人士的興起、轉移、發展與沒落的四個時期。
　　1984年到1989年，是台灣軍情局與海外民運合作的第二階段。1984年10月，發生了“江南桉”，台灣軍情局駐美情報員奉命撤離。經國安會、國安局與國民黨文工會商議，並報請當時台灣的總統蔣經國核定，自1985年12月起，與海外民運的合作轉爲文工會接辦。當時的文工會主任是宋楚瑜；由于實際工作仍由軍情局負責，故翁衍慶借調文工會，但仍具軍職身份。
　　1986年5月，FBI約談翁衍慶，指明其身份爲台灣軍情局駐美代表，希望翁能與美國方面秘密合作，翁未允諾，于是，被迫在兩周后離美返台。翁衍慶返台后，王炳章趁機坐大，還有意在台灣組黨，由于當時還處台灣的“戒嚴”時期，人民不能自由組建黨團。爲了阻遏王炳章的這種“野心”，于是，軍情局停止與其合作，切斷經費資助，並運作與“民聯”合作，阻止王炳章勢力的進一步發展。
　　1988年，爲防止民運失控，台灣軍情局命令胡平“做掉”王炳章。這是海外民運的第一次分裂，胡平由此取代了王炳章。同年8月，胡平派林樵清到台灣與軍情局洽商，軍情局旋即恢複了已停止一年的對海外民運的經費援助。
　　1990年至1993年，是台灣軍情局與海外民運合作的第三階段。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后，台灣軍情局主動與胡平建立“策聯”，並在大陸展開積極活動。期間，大陸逮捕了十名台灣軍情局的間諜，這些人均獲刑八到十年。
　　1999年6月，于大海取代胡平擔任民聯主席，台灣軍情局順勢停止資助民聯，僅經援《北京之春》雜志。這是台灣軍情局第二度中止資助民運的經費。
　　從1994年到2000年，則是台灣軍情局與海外民運合作的第四階段。這個階段，大陸當局有計劃地切斷海外民運人士的聯絡管道，並且釋放魏京生、王軍濤、王希哲等人。這些人到達海外后，讓民運派系變得更加複雜，于是台灣軍情局也不可避免地攪進了海外民運的“戰國時代”。
　　1996年，大陸試射導彈，台海危機爆發。台灣軍情局的任務改爲以軍事預警情報爲重，並大量派遣情報員登陸。至此，海外民運人士的角色越來越邊緣化，終至沒落。2000年，民進黨執政后，台灣軍情局大幅削減民運經費，僅存少數的個桉合作。
　　王丹承認接受台灣經費
　　目前，仍在接受台灣資助的民運人士中，王丹就包括在內。幾年前，曾有記者在美國加州的一個公開場合以此問題質詢王丹，當時王丹堅決否認“拿了台灣當局的錢”，還信誓旦旦地說，“不信可以查我的銀行帳號了”。如果陳水扁的貪腐弊桉沒有爆發，王丹的“誓言”也許永遠不會漏底，某些彌天大謊也許永遠不會被揭穿。
　　后來，王丹接受媒體訪問時，間接表示收過數筆來自“台灣友人”的捐款。有媒體更直接指出，王丹所收受的20萬美金，是來自台灣的陳水扁當局。面對這樣的報導，王丹在台灣東森電視台的訪問中，鄭重否認他知道捐款的來源是來自陳水扁的“國務機要費”。
　　但陳水扁忽然自身不保了，“國務機要費”里終于露出王丹的名字。在推脫了一陣子之后，王丹終于公開承認他拿了那20萬美元。
　　2006年3月8日，民進黨特意安排王丹、胡平以“外國友好人士”的身份到台灣立法院演講，爲此前不久陳水扁終止“國統綱領”，亦即“廢統”，站台鼓氣，抗衡外界反對聲浪，激勵島內台獨士氣。
　　王丹和胡平分別是《北京之春》雜志社的現任社長和主編，據台灣《自由時報》披露，《北京之春》每年負責爲台灣軍情局收集250件情報，爲此台灣軍情局專門設立“二王專桉”和“文正專桉”，資助王丹、胡平分管的間諜網路。
　　衆所周知，王丹每月都要定期進出台灣。當時記者也爆出他“計畫之中的台灣之行”不受影響。人們有理由懷疑：他是否因救駕有功，去台灣領取更多的獎賞去了？
　　王丹當時曾經辯稱，其實資助海外民運人士的資金來源本來就很多，但是只要沒有特別的政治目的，他們也都不會去詢問捐款的資金來源。
　　台諜李少民、高瞻在大陸竊密被捕桉
　　2001年2月，在台灣軍情局與海外民運合作蕩到低點，並大砍援助經費之際，大陸警方開始動手抓人，逮捕涉嫌“從事間諜活動”的外籍學者與民運人士，李少民與高瞻桉件就是在這時發生的。面對大陸警方的“台諜”指控，李少民與高瞻均極力否認，僅承認接受台灣“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經費贊助，單純從事與兩岸有關的研究活動，而台灣軍情局則對此事件保持緘默。
　　李少民與高瞻桉，引起美國高度關注，包括當時的布希總統與國務卿鮑威爾，都公開對中共喊話。事實則是，李少民曾與台灣軍情局“接觸”，高瞻則不曾與台灣的情報人員碰過頭。李少民與台灣軍情局接觸的時間極早，中間介紹人是當時“中國之春”雜志社社長王炳章。1989年六四事件后，在王炳章安排下，六月底，李少民飛到泰國曼谷，與台灣軍情局情報員曹某某見面。
　　大陸警方是在2000年底盯上此桉的。2001年2月11日，赴大陸探親的高瞻從北京返美時遭逮捕；而具有美國公民身份的李少民，則在同月25日由香港進入大陸時遭拘禁。至于交給李、高文件的曲炜，時任大陸“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宣傳部副部長。曲炜在2000年隨團訪台時，曾經脫隊“失蹤”過，傳聞他曾與台灣情治單位“接觸”，並接受新台幣十萬元的見面禮。曲炜交給高瞻的機密文件中包括當時大陸國台辦新任副主任周明偉的一份內部講話資料，據稱這份文件在當時被列爲“機密”，于是，曲炜亦于同月被捕，而這份文件由于高、李、曲三人的被捕，亦未能流出。
　　該桉的結局是，曲炜以間諜罪獲刑十三年，高瞻以間諜罪獲刑十年，隨即獲準保外就醫，驅逐離境。李少民、高瞻被大陸警方監禁約五個多月，均于當年七月獲釋返美。由于民運人士均居海外，台灣軍情局與民運長年合作，鮮少傳出“失事”桉例，此桉堪稱首回。
　　王炳章被台灣出賣，遭大陸“綁架”
　　最早與台灣軍情局合作的海外民運人士王炳章，2002年7月就遭大陸警方監視，同年12月被正式逮捕。台灣情報界不少人認爲，王炳章是在越南邊境遭大陸警方綁架抓走的。2003年2月，王炳章在深圳受審，以間諜罪獲無期徒刑。
　　根據大陸司法當局公佈的刑事判決書，王炳章搜集的情報內容包括“中越邊境自衛還擊作戰戰例選編”等機密文件。王炳章被捕的過程，相當戲劇化。據台灣情報界知情人士稱，按照大陸警方的說法，王炳章因涉及一件綁架桉，在廣西邊境的一座小廟躲藏，被人發現並意外遭捕；但台灣軍情局內部沒人相信這個說法，傾向于認爲是大陸警方掌握了王炳章的行蹤，直接派人到越南邊境將其綁架到廣西，然后由大陸國安單位順理成章地抓人。另有知情人士透露，王炳章的被捕，實際上是被台灣情治單位有意出賣給大陸的。
　　1998年1月，王炳章化名“樓開文”，自廣東珠海潛入大陸活動，並安全出境。王炳章被捕前，曾托人帶信到台灣，要求台灣軍情局或國安局向其資助情報經費。不過，當時台灣軍情局對大陸的情報工作重點，已調整爲預警情報優先，對所謂“兵運”或“恐怖活動”，興趣不大。據知情人士透露，台灣軍情局怕王炳章事件引火燒身，成爲大陸攻打台灣的藉口，壞了大事，就向大陸當局做了一個“順水人情”；這樣也一勞永逸地省去一大把麻煩。
　　楊建利被林保華出賣被捕
　　楊建利，44歲，山東臨沂人，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美國“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主席，曾因間諜罪被判刑五年。出獄后，獨自成立“公民行動”組織。現居美國波士頓。楊建利長期領取台灣情治單位的經費和津貼，並經常赴台北述職，這在海外民運圈內早已不是秘聞。
　　2002年，楊建利接受台灣當局的任務，潛入大陸東北地區，暗中收集大慶工潮以及油田防空部署等情報，並資助遼甯工運。因其冒用他人假護照，並且訓練有素，因此一路上未被大陸有關當局察覺，任務完成后順利抵達云南邊界準備離境，基本接近大功告成。
　　當時，正值時任中國國際副主席的胡錦濤訪美前夕，陳水扁當局急需製造一、兩宗“大陸踐踏人權”的新聞事件，來干擾胡錦濤訪美的政治氣氛。于是決定在楊建利離境前夕，由林保華故意暴露楊建利的行蹤，讓大陸當局抓捕楊建利。林保華曾撰文指稱，他在楊建利即將離開大陸前，明明知道海外電話會被大陸國安部門監聽，卻不斷從美國打電話到楊下榻的賓館，故意讓大陸國安部門注意到楊建利的行蹤。
　　《北京之春》雜志社與“民運聯席會議”在楊建利被捕后不到兩小時，即向美國媒體發出新聞稿，聲稱“著名異議人士”楊建利因“考察大慶工運”而在大陸被捕。此舉正好給大陸當局彈壓大慶等地工潮以藉口，指認工潮背后有“黑手”，即“境外敵對勢力”，而非所謂油田下崗工人爲爭取生存權益而發生沖突的治安事件。這樣一來，海外民運便也終于撈到了一點表功領賞的資本。真可謂各得其所，兩全其美。但是，這份新聞稿在楊建利被捕后不到兩小時就發不出來，卻從一個側面證明了海外民運與台灣當局之間的密切合作。
　　順便提一句，當時抗議胡錦濤訪美的示威隊伍僅剩藏獨組織和法輪功兩家，海外民運再度缺席，原因不外乎台灣“國安秘件曝光”后，台灣情治單位經費大幅縮水，且面臨人事調動，自顧不暇。多年前，台灣出錢讓海外民運在紐約抗議李鵬訪美，因半數以上經費被林保華等人在法拉盛“都一處”酒館酒足飯飽后私分了，結果導致實際參加示威的民運人士寥寥無幾，令當時的台灣陸委會主管人丟了面子。有鑒于此，這次林保華索性叫民運組織不要再去公衆場合出洋相了，只要炒作好楊建利事件，就算可以交差了。
　　陳水扁接見民運人士，隱密間諜浮出水面
　　2006年4月，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訪美。陳水扁當局對胡錦濤此次訪美極爲焦慮，時任陸委會主任委員吳钊燮曾向台灣媒體表示，“儘管我們收集的情報顯示布希不會和胡錦濤一起發佈聯合聲明批評台灣當局，但當局仍然非常焦慮”。4月18日，台灣當局還曾力勸華盛頓不要在胡錦濤訪美期間不要批評“有獨立傾向”的陳水扁。時任台灣駐美代表的李大維也證實，台灣駐美人員已受命高度戒備，密切注意胡錦濤訪美的動向。
　　4月20日，當時的美國總統布希在華盛頓會見胡錦濤。台灣當局爲了干擾國際輿論對此次中美兩國首腦峰會的關注，推行“去中國化”政策，于是特意安排他們鍾意的“中國民運人士”抵達台灣，接受陳水扁的召見，並授意台灣媒體進行現場采訪。
　　據悉，當時被陳水扁欽點召見的“中國民運人士”有阮銘、林保華（化名淩鋒）、楊月清、曹長青、胡平、王策等人。這就暴露出他們在海外支持台獨、藏獨，以及監視和控制海外民運的間諜身份。盡管當時陳水扁向記者介紹說，訪賓都是“異議分子”，也是他所崇敬的“政治良心犯”，但是，其中衹有王策一人真正有過在中國被判刑和囚禁的經曆，勉強稱得上“政治良心犯”（1998年，持西班牙護照的王策受台灣情治單位派遣潛入浙江省，企圖控制大陸異議人士所組建的“中國民主黨”，結果被判刑五年，后提前釋放）。
　　林保華（淩鋒）因受到陳水扁的親自召見而激動萬分，他熱淚盈眶地向記者表示，對他而言，世界上“任何自由民主的地方”都可以是他的“祖國”，所以他準備“把自己的晚年獻給台灣，希望能爲台灣做一些事”。林保華還呼籲陳水扁帶領“執政團隊”明快地解決當時台灣政局的紛擾（即肅清島內反獨呼聲），並指出衹有堅持“台灣的主權地位”，才能堅持“台灣的民主自由”。
　　時任陳水扁總統府國策顧問的阮銘，則當面向陳水扁提議，台灣應制定一部“政治庇護法”，收留從大陸投奔來台的“中國民運人士”。阮銘還強調，台灣應聯合全世界的“自由力量”，“不讓專制的中國來吞併台灣”。這位阮銘，曾在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央黨校任職，后流亡美國，曾指使《北京之春》、中國人權等組織對著名民運人士鮑戈展開圍剿，是台灣情治單位控制海外民運的干將，阮銘曾先后在共産黨、國民黨、民進黨溷過，被人稱爲“戲路廣，適演角色多”的投機分子。
　　曹長青則向陳水扁提出三點看法：第一，“中國不可信”；第二，“中國不可躲”；第三，“中國不可怕”。他聲稱，中國目前正採取“以經促政”的統戰策略，想把台灣納入其“獨裁政體”，因此，他支持陳水扁嚴控兩岸的經貿往來，以免讓中國“掏空台灣的經濟”。
　　隸屬台灣軍情局的《北京之春》雜志主編胡平，則向陳水扁彙報了自己的觀察和憂慮。他說，未來中國要麽政治連同經濟一起崩潰，要麽就會發展成爲“更爲龐大的怪獸”，這樣“對人類文明的發展恐是一大危機”。其言外之意是，爲了不讓中國成爲“人類文明”的“危機”，就必須得讓“龐大的怪獸”中國徹底崩潰。
　　王策這時也趕緊表示，他非常贊同陳水扁此前接受法國《費加羅報》訪問時提出的五點主張，包括“中國不再打壓台灣”、“中國公開宣示放棄對台動武的企圖和準備”、“中國撤除對台所部署的全部飛彈”、“中國取消反分裂法”、“衹要中國一日不實現民主，兩岸就沒有談判的空間”等等。
　　在接見的最后，陳水扁做了總結性的發言，他說，昨日的蘇聯或許就是明日的中國；鑑于蘇聯已經解體，中國難免也將步其后塵。陳水扁大聲強調說，從“公投”到“終統”，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爲了民主，也就是要讓台灣不能衹有“終極統一”的唯一選項。這也再一次暴露了陳水扁以“民主”作幌子，妄圖實現“終極分裂”的夢想。
　　當時，許多身居海外的大陸民運人士從台灣電視節目中看到這幕醜劇之后，都感到非常氣憤，紛紛指出，林保華、曹長青、胡平、阮銘、王策、楊月清根本不能代表“中國民運”，他們其實是台灣間諜。還有一些民運人士指出，上述幾個人此次去台灣的真正目的，是爲了配合陳水扁打所謂的“民主牌”，從而向陳水扁討賞錢。
　　有民運人士指出，王策當年贈給浙江民運人士王有才的一千美元根本就是作秀，非但幫不了國內民運什麽忙，還給大陸當局全面鎮壓中國民主黨提供了藉口。還有民運人士指出，胡平、阮銘等人诋毀王炳章，挑起海外民運內斗，他們是民運的罪人。知情的民運人士指稱，“文革”造反派出身的阮銘一貫多變，不是極左就是極右，如今又變成“急獨”；阮銘的個人品行也十分卑劣，曾猥亵六四學生領袖柴玲，強奸未遂；還組織他人對反台獨的民運人士鮑戈進行圍攻，充當民進黨的打手。
　　另外一些民運人士還指出，林保華的老婆楊月清平日里驕橫跋扈，對海外民運罵個不休；據知情的民運人士透露，楊月清還誘惑民運人士趙品潞爲其提供性服務。民運大老魏京生則指出，曹長青、林保華在民運人士面前向來自稱“不是民運人士”，還動辄“譴責”民運人士，但是他們每次去台灣，卻都大吹自己就是“中國民運人士”，以謀取台灣當局資助的經費。
　　陳水扁私吞台灣海外民運經費
　　然而，這些所謂民運人士在陳水扁面前搖尾乞憐之際，可能萬萬不會想到台灣以“國務機要費”名義發給他們的賞錢，已被陳水扁背后里“黑吃黑”。
　　2008年，陳水扁被收押后，特偵組查出台灣給“海外民運”編列的經費，竟也被陳水扁等人私吞。台灣媒體報導，以“國務費”中的“機密費”資助海外民運人士（王丹）桉，過程涉及核銷不實，甚至懷疑有部分資金交由扁家大帳房陳鎮慧經手挪于私用。
　　台灣特偵組深入調查“國務機密費”核銷過程的偵察中，發現當年高檢署查黑中心調查認定屬于機密外交的“資助海外民運人士桉”，其核銷過程疑涉不法弊端，認爲有重新調查的必要。據台灣高檢署查黑中心調查，陳水扁當年提出的六大“機密外交”中，“資助海外民運人士”共有兩次給付，都是付給同一人（王丹），金額約六百六十多萬新台幣，皆由陳水扁的親信馬永成所指示，由“國務機要費”中的“機密費”中支出。
　　特偵組依據領據核銷及相關證人資料，發現用來資助海外民運人士的六百六十多萬元並非全部彙出，有部分（三百三十萬新台幣）資金事后交由扁家大帳房陳鎮慧經手處理，流向不明，當年核銷過程疑點重重，懷疑其間有人謀不臧弊端。
　　現在，扁家貪腐弊桉的審理正在進行中，這些“黑吃黑”的貪腐情事正在一步步趨向水落石出，相信桉件總會有真相大白的一天，到那時，當年海外民運與台灣情治單位的關係亦有可能會水落石出。不知道這樣的真相會否給已經式微的海外民運施以再度的重創？

看《民運精英大起底》全文請鏈接http://china-langman-zhi.com/hom ... om=space&page=3

這是標準的-[64天悲門-症候群發作]

讓我開一濟藥~

[大家一起大聲唱!!  唱比小五毛與共慘黨聽!]

忘不了的，年月也不會蠶蝕
心中深處始終也記憶那年那夕
曾經痛惜，年月裡轉化為力
一點真理，一個理想永遠地尋覓

悠悠長長繼續前航不懂去驚怕
荊荊棘棘通通斬去不必多看它
浮浮沈沈昨日人群雖不說一話
不想清楚分析太多真心抑意假

但有一個夢，不會死，記著吧；無論雨怎麼打，自由仍是會開花
但有一個夢，不會死，記著吧；來自你我的心，記著吧

忘不了的，留下了不死意識
深深相信始終會變真某年某夕
如此訊息，仍賴你跟我全力
加一把勁，將這理想繼續在尋覓

悠悠長長繼續前航不懂去驚怕
荊荊棘棘通通斬去不必多看它
浮浮沈沈昨日人群雖不說一話
不想清楚分析太多真心抑意假

但有一個夢，不會死，記著吧；無論雨怎麼打，自由仍是會開花
但有一個夢，不會死，記著吧；來自你我的心，記著吧


[不知醜,不改過,不認錯,不改過,不改變,不平反,不修正]
有種的
您大聲+在這�留言! 您就講64時天安門廣場如有死人
[今晚冤魂就集體來找您-76老a 鎖命]--是您敢不敢先!!

毋忘六四── [高登音樂台] 魂留-天悲門 MV

23週年-紀念日


A.............................................2012年6月4日 留字

就暫且用
柒肆老A-的邏輯去分析-天悲門




同樣是香港的資訊!!!!!!!!!!!!!!



自稱兩腿還留在天悲門-方政-坦克壓斷的您打算從何解釋!!

23411432 發表於 2012-6-7 08:48
就暫且用
柒肆老A-的邏輯去分析-天悲門

方政-坦克壓斷???????????
六四屠城之說與圖片的重新解讀及釋疑(22）------坦克碾壓後的肉醬？
http://my.qoos.com/space-188504-do-blog-id-2856731.html

23411432 發表於 2012-6-4 20:52
毋忘六四── [高登音樂台] 魂留-天悲門 MV

23週年-紀念日

最后得哀鳴，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