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時期的偽軍還有漢奸

大親王 | 2008-6-9 00:15:49

1樓

請問在抗日戰爭時期，大約有多少偽軍？

“二戰”中日本陸軍有四大戰略集團，即在日本本土的“國內軍”（含駐台灣、朝鮮的日軍），太平洋戰場的“南方軍”，以及在中國東北的“關東軍”和關內的“中國派遣軍”。

　　1931年，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占全東北，此時東北的抗日力量主要有兩支。
一支是東北義勇軍，高峰期達到30萬人，另一支是中共領導的抗日聯軍，最多時接近5萬人。但在關東軍殘酷清剿下，前者30年代上半期已大部覆滅，少數退入關內；後者在1937年“盧溝橋事變”前後主力基本被打散，1940年殘部退入蘇聯編成1個旅，只有1000多人。

　　這就是說，中國八年抗戰的戰場，主要就是在關內與日軍“中國派遣軍”作戰的戰場。 >>>閱讀連載：100個理由: 中國仇恨日本的理由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侵略戰爭的規模空前擴大，面對美軍越來越猛烈的反攻，戰略重心逐漸轉移，“南方軍”自當成為最精銳的戰略集團。為抗擊美軍可能登陸本土，“國內軍”也通過總動員而使自己空前膨脹。關東軍全部精銳師團和“中國派遣軍”大部主力師團都調往太平洋加強“南方軍”和“國內軍”，成為戰略預備隊。此後的“中國派遣軍”只有27個師團，而“南方軍”和“國內軍”合計約120個師團，不但占日本陸軍師團總數171個的70%，而且雲集了絕大部分精銳師團。

　　至日本投降時，日軍總數為720萬，其中“中國派遣軍”105萬，不到15%；向蘇軍投降的關東軍68萬，占9%。在太平洋戰場向以美軍為首的盟軍投降的“南方軍”和“國內軍”合計約550萬，占76%。由此可以看出，在日本軍部的部署中，中國戰場並不是日軍的主戰場，投放在中國戰場的軍隊，自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也不是其精銳師團。

　　許多戰鬥場合，中國人不是在與日本人打，而是中國人在打中國人，或者是中國人的“單打”在對中國人、日本人的“混合雙打”。淞滬會戰時就屢見這樣的場景——偽滿洲國的軍隊在坦克車前面衝，日寇則跟在坦克車後，都穿一樣的軍裝，使一樣的武器。只有當他們被俘後，我方士兵才清楚這些人高馬大的家伙是來自松花江畔的東北人。

　　為“分而治之，漸之殖民化”，日本侵華後，先後在淪陷區扶植了五個較大的偽政權，即：偽滿洲國、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偽華北臨時政府、偽德王蒙疆政權和偽汪精衛政權。每個偽政權都有自己的軍隊。再有從1941年起，隨大批敵後抗日根據地的丟失，國民黨敵後武裝開始急劇衰落，出現了被中共方面稱之為的“降官如毛，降將如潮”的局面，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原國民黨第69軍軍長、冀察戰區察哈爾游擊總司令石友三的投敵。

　　一時間，招牌林立，山頭各異，如治安軍、興亞同盟軍、蒙古軍、剿共軍、皇協軍、防共軍、綏靖自治軍、聯防救國軍、和平建國軍、綏蒙聯軍……據中共方面的資料，偽軍總數由1941年的35萬人激增至1943年的80萬人。（莫岳雲、郭鐵倉：《試論國共兩黨敵後抗日游擊戰的關系》，載《抗日戰爭研究》1997年第1期）

　　在這亂世，中華文化裡“有槍就是草頭王”的綠林哲學，被各路宵小強人用得淋漓盡致。其中，華北的偽軍最多，用老百姓的話來說就是“地雷一響，炸死三個鬼子，十八個偽軍。”

　　至八年抗戰結束，為日寇作戰的偽軍已超過百萬之數。

　　根據不完全統計，華北方面的偽軍的主要頭目有：華北偽治安軍總司令齊燮元，偽第二方面軍總司令孫良誠，偽第三方面軍總司令吳化文，偽第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龐炳勛，副總司令孫殿英，偽暫第十五軍軍長榮子恆，偽興亞同盟軍總司令王勝武，偽蒙古軍總司令李守信，偽東亞同盟救國軍總司令白鳳翔，偽山西“剿共”軍總司令×××（名字不詳），偽東亞皇協軍總司令蔡雄飛，偽綏靖警備隊司令丁其昌，偽綏蒙聯軍總司令王英，偽“剿共”第一軍總司令李英，偽滿軍總司令×××（名字不詳）；

　　華中方面，偽第一方面軍總司令任援道，蘇北綏靖公署主任汪精衛所轄李長江第一集團軍，楊仲華第二集團軍及其他各部，偽武漢行營主任楊揆一，鄂中偽清鄉軍司令潘尚武，偽蘇皖邊區綏靖軍總司令胡毓坤，偽和平反共興亞建國第三軍軍長徐繼泰，偽第二軍軍長劉培善，偽護國救國獨立師師長劉夷；

　　華南方面：偽閩粵綏靖軍總司令黃大偉，偽廣州綏靖主任陳耀祖……

　　如阿Q身上的虱子，偽軍在一些地方密到了什麼程度呢？在阿Q的故鄉紹興，“漢奸之多，全省第一，偽軍之多，全省第一”。紹興的偽軍，在全盛時期有偽“陸軍第13師”、偽“南岸地區自衛縱隊”、偽“浙東自衛縱隊”、偽“中順部隊”及偽“浙東保安隊”，加在一起，有兩萬余人，分布在日寇據點外圍的交通線上，番號林立，妖形萬像。一個叫黃阿寶的雞鳴狗盜之徒四處找來幾條爛槍，又請日軍一個上士曹長在信紙上劃了幾筆，便算是有了委任狀，也可以稱“司令”做“隊長”……

　　抗日戰爭時期的“偽軍”和漢奸

　　“二戰”中日本陸軍有四大戰略集團，即在日本本土的“國內軍”（含駐台灣、朝鮮的日軍），太平洋戰場的“南方軍”，以及在中國東北的“關東軍”和關內的“中國派遣軍”。

　　1931年，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占全東北，此時東北的抗日力量主要有兩支。一支是東北義勇軍，高峰期達到30萬人，另一支是中共領導的抗日聯軍，最多時接近5萬人。但在關東軍殘酷清剿下，前者30年代上半期已大部覆滅，少數退入關內；後者在1937年“盧溝橋事變”前後主力基本被打散，1940年殘部退入蘇聯編成1個旅，只有1000多人。

　　這就是說，中國八年抗戰的戰場，主要就是在關內與日軍“中國派遣軍”作戰的戰場。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侵略戰爭的規模空前擴大，面對美軍越來越猛烈的反攻，戰略重心逐漸轉移，“南方軍”自當成為最精銳的戰略集團。為抗擊美軍可能登陸本土，“國內軍”也通過總動員而使自己空前膨脹。關東軍全部精銳師團和“中國派遣軍”大部主力師團都調往太平洋加強“南方軍”和“國內軍”，成為戰略預備隊。此後的“中國派遣軍”只有27個師團，而“南方軍”和“國內軍”合計約120個師團，不但占日本陸軍師團總數171個的70%，而且雲集了絕大部分精銳師團。

　　至日本投降時，日軍總數為720萬，其中“中國派遣軍”105萬，不到15%；向蘇軍投降的關東軍68萬，占9%。在太平洋戰場向以美軍為首的盟軍投降的“南方軍”和“國內軍”合計約550萬，占76%。由此可以看出，在日本軍部的部署中，中國戰場並不是日軍的主戰場，投放在中國戰場的軍隊，自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也不是其精銳師團。

　　許多戰鬥場合，中國人不是在與日本人打，而是中國人在打中國人，或者是中國人的“單打”在對中國人、日本人的“混合雙打”。淞滬會戰時就屢見這樣的場景——偽滿洲國的軍隊在坦克車前面衝，日寇則跟在坦克車後，都穿一樣的軍裝，使一樣的武器。只有當他們被俘後，我方士兵才清楚這些人高馬大的家伙是來自松花江畔的東北人。

　　為“分而治之，漸之殖民化”，日本侵華後，先後在淪陷區扶植了五個較大的偽政權，即：偽滿洲國、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偽華北臨時政府、偽德王蒙疆政權和偽汪精衛政權。每個偽政權都有自己的軍隊。再有從1941年起，隨大批敵後抗日根據地的丟失，國民黨敵後武裝開始急劇衰落，出現了被中共方面稱之為的“降官如毛，降將如潮”的局面，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原國民黨第69軍軍長、冀察戰區察哈爾游擊總司令石友三的投敵。

　　一時間，招牌林立，山頭各異，如治安軍、興亞同盟軍、蒙古軍、剿共軍、皇協軍、防共軍、綏靖自治軍、聯防救國軍、和平建國軍、綏蒙聯軍……據中共方面的資料，偽軍總數由1941年的35萬人激增至1943年的80萬人。（莫岳雲、郭鐵倉：《試論國共兩黨敵後抗日游擊戰的關系》，載《抗日戰爭研究》1997年第1期）

在這亂世，中華文化裡“有槍就是草頭王”的綠林哲學，被各路宵小強人用得淋漓盡致。其中，華北的偽軍最多，用老百姓的話來說就是“地雷一響，炸死三個鬼子，十八個偽軍。”

　　至八年抗戰結束，為日寇作戰的偽軍已超過百萬之數。

　　根據不完全統計，華北方面的偽軍的主要頭目有：華北偽治安軍總司令齊燮元，偽第二方面軍總司令孫良誠，偽第三方面軍總司令吳化文，偽第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龐炳勛，副總司令孫殿英，偽暫第十五軍軍長榮子恆，偽興亞同盟軍總司令王勝武，偽蒙古軍總司令李守信，偽東亞同盟救國軍總司令白鳳翔，偽山西“剿共”軍總司令×××（名字不詳），偽東亞皇協軍總司令蔡雄飛，偽綏靖警備隊司令丁其昌，偽綏蒙聯軍總司令王英，偽“剿共”第一軍總司令李英，偽滿軍總司令×××（名字不詳）；

　　華中方面，偽第一方面軍總司令任援道，蘇北綏靖公署主任汪精衛所轄李長江第一集團軍，楊仲華第二集團軍及其他各部，偽武漢行營主任楊揆一，鄂中偽清鄉軍司令潘尚武，偽蘇皖邊區綏靖軍總司令胡毓坤，偽和平反共興亞建國第三軍軍長徐繼泰，偽第二軍軍長劉培善，偽護國救國獨立師師長劉夷；

　　華南方面：偽閩粵綏靖軍總司令黃大偉，偽廣州綏靖主任陳耀祖……

　　如阿Q身上的虱子，偽軍在一些地方密到了什麼程度呢？在阿Q的故鄉紹興，“漢奸之多，全省第一，偽軍之多，全省第一”。紹興的偽軍，在全盛時期有偽“陸軍第13師”、偽“南岸地區自衛縱隊”、偽“浙東自衛縱隊”、偽“中順部隊”及偽“浙東保安隊”，加在一起，有兩萬余人，分布在日寇據點外圍的交通線上，番號林立，妖形萬像。一個叫黃阿寶的雞鳴狗盜之徒四處找來幾條爛槍，又請日軍一個上士曹長在信紙上劃了幾筆，便算是有了委任狀，也可以稱“司令”做“隊長”……

　　1938年4月30日：“漢奸申國棟率偽軍百余人，槍約70余支、輕機槍4挺，打著民訓處的招牌，到處擄人勒索，群眾痛恨已極。昨日我七七一團以17分鐘的戰鬥，將其全部解決，一人一槍未逃脫”。

　　1938年5月5日：“今七七二團第一營出發洛陽鎮以東破壞鐵路，並摧毀鐵路附近之漢奸維持會。”

　　1938年5月7日：“柏山村似有日人偵探機關，每日均有邢城之人來往。當令該團立刻帶隊逮捕，今日果捕來男女共八人，並有三瓦特半電台一架。”

　　1938年5月11日：“七七一團來電，進到皇寺鎮後，先後共破壞鐵道四次，兩次襲敵之列車，捕拿漢奸二名，已槍決”……

　　軍隊鋤奸工作卓有成效，地方上也積極行動起來。在陝甘寧邊區，自1937年10月起邊區各級政府建立了鋤奸委員會，1939年3月5日，又正式更名為“邊區民眾鋤奸委員會”，作為人民自願協助政府進行保衛工作的民眾抗日團體。在山東，《大眾日報》專門介紹了嚴防漢奸的幾種辦法，最主要的是加強站崗放哨，嚴格檢查行人，但對本地或本村的土產漢奸，強調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注意：

　　平常是一個窮光蛋，現在生活忽然闊起來，吃穿有明顯的改善；平日不常和外界交往，現在家中常有宿客，而且大多是陌生人，有時又晚來夜走，飄忽不定；

　　平時不大接近人，現在忽然對鄰居街坊特別好起來了，見面滿面春風，有時還無故請客；

　　時常出門不在家，朝出晚歸，拋棄了以往的職業，在街上總好多打聽諸如司令是什麼樣子，部隊開到哪裡之類的消息。

　　敵人來了不害怕，別人家堅壁清野藏東西，他偏不理。敵機來了別人去防空，他卻拿著目標清楚的東西，在街上亂跑。

　　在談話時，無意中露出親日的口氣，如說什麼中國軍隊不行，不能打仗之類的話；對地痞流氓不務正業的人也要加以注意，因為他們最容易被敵人收買……

　　這些辦法並不深奧，無需多少專門的反奸技術，當時在民眾的鋤奸鬥爭中卻很管用。

　　漢奸，在北方多得像走進了一個管理不善的牧馬場，隨時都可能踏上的一腳馬糞。在南方，也嘆為觀止，恍若黃梅雨天氣裡到處在滋生、蔓延的霉斑，尤其在兩次會戰裡給我方造成了巨大損失。

　　一是淞滬會戰。此戰最後中國軍隊潰退的導引，在於日軍增援部隊成功地從杭州灣登陸成功，立時陷中國軍隊於腹背受敵之窘境。日軍將登陸地點選在了出乎所有中國高級將領意料之外的金山衛，便首推漢奸的“功勞”。

　　一個奉命早期潛入金山衛的日軍軍曹山田武一，事後有這樣的回憶——

　　我在接受任務時，感到了迷惑，我沒有受過搜集情報這類事的訓練，中國話也講得不好，可是同伴們都鼓動我，用輕松的口氣告訴我這是一趟愉快的旅行。我們隨身帶著許多當地人喜歡的小禮物，糖果、煙卷、電筒、膠靴，還有為數可觀的“法幣”，那是前兩年剛在中國流通的一種紙幣，信譽很好，中國人相信它。我們都穿著便衣。

　　大概在戰爭爆發後一個星期，我們從上海出發，自松江縣，經金山縣來到金山衛。住在一個姓陸的當地人家中。我敢肯定，這家姓陸的，接待過的日本人，我們既不是第一批，也不是最後一批。

　　在以後的日子裡，我們在向導的帶領下，走遍了這裡的海灘，這裡的海面遼闊，地形開展，很方便大部隊的集散、運動，但是，水比較淺，根據我們的測量，軍艦停下後，士兵們劃著小艇需20分鐘左右才能到達海岸，在這段時間裡，守衛部隊完全能夠組織起一種有效的阻擊。即使上了岸後，還未脫離危險，有大片的灘塗，泥沼可以陷沒你的足膝，如果考慮到你身上還幾十斤重的裝備，情況就更糟了，守衛部隊要做的事就是用准星對准目標。

　　慶幸的是，中國軍隊沒有在這裡布防，金山衛就像敞開了胸懷。我們需要做的，就是證實這一點……

　　我們和當地人平安相處，以略高於市場的價格買進他們售出的物品（盡管這些物品我們也不需要），你就可以得到他們的幫助，甚至滿足你過份的要求。他們都知道我們是日本人，而且正在戰爭狀態，但是沒有人向當地政府或者警察報告我們的活動，我們很安全。

　　主人的兒子是我們的向導，向我們帶一天路的價格是10元“法幣”，這是個不低的價格，當時中國的一個普通飛行員的月薪也不過30元左右。他顯然很珍惜這份工作，十分賣力和熱情，有時候赤著上身鑽進海中，快活地濺起一身水花，這種情緒也感染了我們。

　　我們隨身攜帶的禮品發揮了很大作用，將許多當地人聯系到了一些，通過這悠悠眾口，我們證實，防守這裡的中國軍隊是屬於“雜牌”的地方武裝，他們沒有戰鬥力，不堪一擊，而且防區遠離海岸線，對登陸部隊構不成威脅。

　　為了使我們的工作成果得到維持，我們又發展了許多親日分子，發給他們電筒和信號槍。約定暗號，規定他們聯絡時間，在登陸的前幾夜，金山衛一帶海岸線，到處都可以看到電筒的光柱和信號彈，像夏日夜空中劃過的流星。這種景像，連飄泊在海上的帝國軍隊都能清晰地看見，這是一個海軍陸戰隊士兵親自告訴我的。（轉引自《國共抗戰——肅奸記》）

二是武漢會戰。

　　南京失陷後，武漢已成為國民政府實際上的軍事、政治、經濟中心。為了阻止日軍沿平漢線南下，攻占武漢，國民黨軍隊在鄭州東北郊花園口炸決黃河大堤，洪峰突發，奪路東去，淮河流域盡成澤國，日軍運動極其困難，其進攻路線只能沿長江西上,別無它途。
長江的江防頓成萬眾矚目的焦點。馬當，便是長江下游南京到武漢之間的第一道屏障。在此，中國海軍設人工暗礁30處,沉船30艘,布雷1600余顆，無疑指望這一帶江面能成為阻擋鬼子西進的滑鐵盧。

　　1938年6月8日，拂曉。某部連長率著兩個士兵沿江邊查哨時，抓到一個形跡可疑的青年。剛剛挨了幾下槍托，細皮嫩肉的此人便竹筒倒了豆子——

　　問：你叫什麼名字？何處人氏？戰前系何職業？答：我叫周文冠，蘇州人，22歲，輟學後在上海一家日本紗廠做事。問：你接受什麼人的命令？有什麼任務？

　　答：我的表哥在偽市府做事，他是日本留學生，是他讓做這些事的，他只是讓我把看到的記下來就行。問：這些東西你交給誰？答：有人從安慶過來取，但到現在還未有過一次。

　　問：還有哪些同伙？答：就我一個……臨來時，聽我表哥說，不止我一個，他這是替我壯膽。問：你知道這是出賣國家、出賣軍事機密的行為嗎？

　　答：我被人欺騙了，知道有罪。在周文冠的交待材料裡，有一段敘述了他“落水”為漢奸的過程。

　　……上海打起來前，我就失業了，靠幫人家抄寫和表哥接濟生活，蘇州鄉下的父母都老了，沒有力量再負擔我，我也不願回去。中央軍隊撤退上海後，有一天表哥找我，問我願不願找事干，我說願意。後來就有日本人找到我，還有其他一些人，給了我們任務，說完成以後，就在上海市為我們安排就業，有的人想去日本上學，他們也可以幫忙。我當時正走投無路，連生活都很困難，聽說這些條件，沒有細細考慮，就答應了。（轉引自《國共抗戰——肅奸記》）

　　周文冠因刺探軍事情報罪被立即槍決。

　　像周文冠這樣的大大小小漢奸幾乎布滿了長江沿線，有漁民，有船工，有農夫，有商人，有學生，有士紳，有流氓。周文冠的情報沒有送出去，但其他漢奸的情報送出去了，日本人對馬當的江面情況、中國軍隊的配置了如指掌。6月24日，日軍波田支隊乘八艘運輸艦順江而下，至東流舍舟登陸，連陷馬當東面的香山、黃山、香口諸要地，乘勝攻向馬當。馬當要塞500名中國士兵盡管拚死抵抗，卻因眾寡懸殊，援兵不至，傷亡殆盡。26日，馬當失陷，日軍又拿下湖口，凶鋒直抵九江。

　　九江若破，武漢下游則屏障盡失，國民黨方面決心要固守九江，在此積集數十萬兵力，但日軍的進攻勢頭風掣電閃，九江防務應對卻倉促不周。更嚴重的是，作戰部隊都有一種被漢奸包圍了的感覺。一個到處在口口相傳的例子是——

　　在九江與瑞昌之間，有一處炮兵陣地，駐守該地的是某炮團三連。某日，該連正接收查驗剛從後方運來的兩門山炮。山炮由兩輛美國道奇卡車拉著來到炮場，正是開晚飯時分，幾乎所有官兵都圍過來等著看這新家伙。連長指揮幾個士兵卸下大炮，又脫去炮衣時，在場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了——兩門大炮的炮身、炮筒上，都赫然刷著攻擊蔣介石、反對抗戰的口號。連長頓時驚出了一身冷汗：是他親自押的車，一路上日夜提防，戒備森嚴，漢奸尚且能神不知鬼不覺地在大炮上刷“反標”，那麼，這些來無影遁無形的蟊賊日後再在炮身上做點其他手腳不也是輕而易舉？

　　孫猴子鑽進了鐵扇公主肚皮裡，數十萬兵力又奈若何？一位署名味夫的作者在一份叫做《呼聲》的刊物上撰文驚嘆：

　　“在這九省通衢之地，抗戰後重心所在的武漢，也不知有多少魑魅魍魎。販夫走卒，衣冠士林，即或在你每天打招呼的熟人中間，保不准許有一個黑透了心的漢奸特務，如果把武漢徹底清掃一遍，准能理出一大堆這樣的垃圾，熏臭武漢的江面。”

　　現在看來，九江的失守，武漢的淪陷，可能很大程度上在於我軍未開仗之前，士氣即已被有恃無恐的漢奸們耗散大半。淪陷區裡，漢奸更是波瀾壯闊。

　　1939年2月，日軍占領漢口後，漢奸們迅速公開麇集起來，成立了“新民會”的組織，並在鬧市區召開支持侵略者的“民眾救國大會”。上千面小太陽旗在漢奸們的手裡嘩嘩地揮舞，會場上方的標語竟然寫著“新中國萬歲”，將鐵蹄下正飽受蹂躪的中國稱為“新中國”，其寡廉鮮恥真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在港島、滬上，一些報紙一夜變色，昨天還疾呼抗日，今天已一言一字均受日人指使。每星期中，總有幾次什麼“海軍報導會”、“陸軍報導會”、“大使館報導會”，各報社派記者參加，由日人主持，講解時事，提供消息。於是，版面上不是“日本飛機生產急速進展”、“日本海軍新銳飛機雄姿”等大幅圖片，就是“世界人民所以遭此空前之慘禍，莫不皆由貪婪無厭之英美帝國主義之野心造成”等一類高論，或者請來希特勒的語錄：“自由時代已成過去，民主主義之復活已完全失敗，各國未能覓得社會改造之真正途徑者勢必混亂”……

　　其中有一家報紙為大名鼎鼎的《申報》，總編輯是由占領當局委派的陳彬龢。此人在30年代初已是該報的總編輯，因在報上多有激烈文字讓蔣介石不悅，令其離開，此後鬥志不墜，又參加了宋慶齡等在滬上發起成立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自他再主持《申報》以來，該報一切言論完全站在日方立場，影響最為惡劣。比如為日軍容易收購“軍米”，他便在報上撰文，勸自己的同胞吃雜糧，理由極為充足，當然他自己仍每餐大菜，常是國際飯店的坐上客。日本人很是滿意他，送他兩輛汽車，他自己還有三輪車包車和馬車，出門行走煞是威風，時稱“五車先生”。

　　在上海的“中華影業公司”，所轄演職員達3000余人。在占領當局所舉行的各種“祝捷”、“反英美”活動中，無不有贊頌“皇軍神勇”的宣傳片予以積極配合。此外，還攝制了不少充斥風花雪月、靡靡之音的影片，讓百姓不知有晉，何論漢唐。

　　北京大學並入西南聯大去了昆明，日本人也要這塊招牌來點綴“大東亞共榮圈”的古色古香，書聲琅琅。魯迅和周作人兩兄弟，曾被鄭振鐸稱為“五四”以來中國文學的“兩個顛撲不破的巨石重鎮”，現在一個“重鎮”居然成了一名力夫，幫助日本人挑起了這塊牌子。與此相似的還有，中央大學搬遷去了重慶，但在南京也有一幫人物仍在操持著偽“中央大學”……

　　就在大廈將傾之刻，1945年3月5日下午5時，在上海外灘的華懋飯店（今和平飯店）裡舉行了一場由《申報》張羅的所謂“神鷲贊美歌詞”應征歌曲音樂會。陳彬龢先宣布：去年冬天美國在太平洋蠢動以來，盟邦陸軍航空部隊組織“神風特別攻擊隊”，以一人一機粉碎一艦。此英勇精神在後方有廣泛宣揚之必要，對本報公開征求“神鷲贊美歌詞”，社會反映異常踊躍……在海軍報導部部長松島致辭後演唱開始，“歌聲雄偉，聽者動容”。第一首歌由日本作曲家指揮，第二首是——

　　神風神風兮我武維揚百戰百勝兮太平洋美俘束手兮戰力強威加天南兮黃人之光神鷲振翼兮每發必中協力同心兮海陸空健兒身手兮個個英雄

　　指揮這首歌的是一個中國人——錢剛先生稱自己“沒有勇氣秉筆直書”其名字的一位著名的音樂家（錢剛《請原諒我隱去他的名字》2005年4月7日《南方周末》）……

　　在國統區，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確定和頒布了一系列懲治漢奸的法令。對於潛入後方的間諜漢奸，一經發現，證據確鑿，即予槍決，並及時廣播登報，以示懲戒。抗戰八年中，在後方捕獲而被槍斃的漢奸見於報端者為數不少：

　　在淞滬會戰中，在松江抓獲漢奸20余名，證據鑿實，均處極刑；在常熟，發現喬裝買藥及偽裝僧人多人，抓獲後供認受日軍派遣，前來刺探軍事地理不諱，均處極刑；在蘇州，捕獲漢奸數十名，均已正法。其中有一蔡姓少年，在他的日記冊裡記有日軍所給百元、八十元等款項數目，並有拍發去日本的電報收據一張；在上海，先後槍決了龍學榮、史華甫、楊金標、李瑞占、朱山久、周甫寧、史春勞、曹炳炎、樓子甫、吳才榮、沈留仁、張金坤、陸雲琪、陳友同、周小六、吳雲喜、楊阿洪、王吳氏、高李氏等20多名漢奸。

在武漢保衛戰中，武漢警衛部隊分別槍決了以張宗鐸、周華山、宋少同、鐘漢伯等為首的數批刺探軍情的漢奸。

　　1938年6月10日，在廣州槍決了為日機轟炸放信號的漢奸15人。 1939年12月19日，在重慶槍決了為日本刺探情報的王金廷、佘金山兩漢奸。

　　1940年7月15日，又槍斃了在沙坪壩、小龍壩等處以手電筒為日機轟炸重慶施放信號的劉榮華、張錫彬。

　　1943年9月20日，圖謀刺殺美國空軍人員的趙忠綏也被執行槍決…… 一位住在上海多年的英國僑民柯林斯，在他日後的一篇回憶錄裡滿是疑惑地寫道：

　　“中國是一個讓人難解的國家，它的古老、它的悠久，都說明這個國家有它存在的道理和能力，許多在華外僑都親眼目睹了中國軍人勇敢抗敵的一幕，視死如歸，較之西方的軍隊猶有過之。即使他們的一些童子軍，那種愛國的熱情也足以讓人感動得流淚。但是在這些事跡發生的同時，漢奸的數量也達到可怕、驚人的程度，他們幾乎是不受良心譴責，不在乎公眾輿論。假如在英國，在西方隨便一個國家，這種壓力就能把他們壓垮，而在這裡，他們幾乎感受不到這種壓力。”（轉引自《國共抗戰——肅奸記》）

　　草根賣國，“精英”也賣國。按照中國的路數，“精英”多“薈萃”於官場，因此比起草根賣國來，“精英”賣國更可怕，亦更徹底。

　　以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為例：政務長官殷汝耕，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秘書長池宗墨，畢業於日本東京高等師範學校。財政廳長趙從懿，留學日本法律科畢業。建設廳長劉雲笙，日本弘文學院畢業。實業廳長殷體新，日本慶應大學畢業。秘書處長陳曾式，日本明治大學畢業。保安處長劉宗紀，日本士官學校畢業……

　　在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的17名主要官員中，留學日本的為11人，比例高達五分之三強。在“精英”漢奸中，留學日本或在列島生活過的人比比皆是。如偽華北臨時政府的王克敏、王揖唐、王蔭泰、汪時璟、周作人，汪偽政權之周佛海、高宗武，淞滬之戰之前任職於國民政府行政院秘書主任、有資格參加最高級別的軍事會議，因而出賣了我軍在長江的江防情報的黃濬……大量接納培養中國留學生，顯然也是日本破解我文化中國的得力手段之一。

　　在“精英”漢奸裡，舊官僚、失意軍人也占一定比例。由於北洋政府、舊軍閥的垮台與失勢，他們都成了過了氣的人物，偏偏又不甘於過氣，這便轉化為對任何權力、哪怕是危險權力的狂熱追求。若再有對南京國民政府的不滿，即便是其雙親從墳墓裡站起來拖住他，也攔不住他要走賣國求榮的道路了。前者的典型是馬良，70多歲一老朽，仍在老驥伏櫪，可惜日本人嫌其昏庸，找了另一個人來繼任其偽山東省省長之職，他卻老淚縱橫，遲遲不去；後者的典型是周佛海，他一向自命為可經緯天下的干才，一直覬覦能執掌全國的財政大權，可這位置總給宋子文、孔祥熙等皇親國戚坐著，不讓他染指，於是“不以國士待之，當不以國士報之”……

　　像原本是“民主鬥士”的陳彬龢這樣具有角色的多變性、豐富性的“精英”漢奸，決不在少數——

　　如汪精衛這樣曾謀刺清攝政王、被捕入獄時寫下“行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倒清干將；如陳公博、周佛海這樣激揚文字的“五四”名將；

　　如王克敏、梁鴻志這樣當時幾乎婦孺皆知的民國聞人……

　　誰能料到，鄭孝胥這樣的前清巨紳，在當上了偽滿洲國的“國務總理”後，親自操刀寫下深得日本軍部大加贊賞的“滿洲國國歌”：“天地內有了新滿洲，新滿洲便是新天地。頂天立地無苦無憂，造成我國家自由親愛並無怨愁。人民三千萬，人民三千萬，縱加十倍也得自由……”

　　誰能估計，一向標榜在書房裡“不會詩下酒，豈是文作飯”，自許要向大眾傳道布施的周作人，一旦走出了書房，撐起了偽北大門頭外，1941年11月至1942年11月一年之間，還三次南下，風塵僕僕於徐州、涿縣、保定、井陘、彰德、石門一帶，“視察”各地治安強化運動開展情況。每到一處，都先去拜見當地日本憲兵隊及特務機關，然後慰問陸軍醫院傷病“勇士”，檢閱地方保甲自衛團，視察工礦企業機關學校，發表各種訓示……再馬不停蹄地奔往另一處。回京後又接見記者，發表“感懷”。他還曾頭戴日本軍帽，身穿日本軍裝，站在天安門上檢閱“中華民國新民青少年團”訓練的分列式。當年周作人在《五十自壽詩》中雲：“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將袍子換袈裟”，如今袈裟不穿卻穿上了日本人的戎裝，實在是滑稽到家了。

　　又有誰能想到，曾受過歐風美雨熏陶的溫宗堯——年青時留學英國，劍橋大學畢業，對於建立民國助過一臂之力，以上海廣肇所名義墊款42萬兩銀子給孫中山，民國成立“南北議和”時，他為廣東大元帥府七總裁之一。他“落水”後先任南京維持會長，後當上汪偽政權立法院長，竭盡種種賣國之能事不算，居然率爾操觚，闡述日本侵華的一片善心：

　　“日本之攻打中國，與西洋各國之攻打，其性質全不相同，蓋西洋之攻打中國，其目標是在瓜分中國，日本之攻打中國，是欲中國之合作，以圖共榮共存也。日本首次與中國戰鬥，是在1894年，其時中國串通高麗國，以諂媚俄國而排擠日本，日本懼高麗一旦落於俄國之手，必危害日本之生存，故為自身之存亡計，而不得已與中國戰鬥也。假使當時中國與高麗，能與日本攜手合作，則東亞之新秩序早經成立，而中國與高麗之富強，亦必與日本無異。果爾，則不獨1894年之戰禍不致發生，即1932年之戰役，與今日之戰禍，亦即可避免也。”

　　再有李士群和丁默村二人，都曾經是中共黨員，又都先後背叛，都曾經是國民黨軍統特務或中統特務，又都先後“反水”，毛遂自薦，替日本人張羅起特務組織，在極短的時間內迅速發展成為一個規模巨大、組織完備，足與國民黨方面軍統局相對抗的特務行動機關，成為汪偽漢奸集團生存和發展的極為重要的支柱。這個特工總部設在上海極司非爾路76號，“76號”即成為它的代名詞。在抗戰後期，在廣大的華東地區，人們談到它不免為之色變，連陳璧君也不得不承認“76號是一處太有血腥味的地方”……

　　耐人尋味的是，在這些“精英”漢奸裡，有不少人，包括周佛海、王克敏、周作人、李士群在內，都是明裡擔當偽職的同時，暗地裡又腳踩國民黨、共產黨兩條船。

　　這些“精英”漢奸們，真是旋轉似水濱之鶴，騰挪如澤地之鱷，善變似風中之標，善舞如燕瘦環肥。革命時可以氣衝牛鬥，賣國時可以娓娓道來。行文時閑適衝淡，為武時不惜血海滔天。要高尚起來，他們或可稱先驅義士；要無恥起來，若地下的吳三桂有知，與他們比，立馬會覺得自己純潔如處子……

[ 本帖最後由天王老子於 2008-6-9 00:18 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