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永玉
　　我說我那個媽真行。她活著的時候，我曾經問過她：

　　“媽，你今年多大了？”

　　“跟潤之同年。”她說。

　　“你見過他？”我問。
　　
　　“嗯！”她答。

她的牙齒一顆沒掉，胃口特別好，精神特別足。那時候大家都窮，如果能多寄點錢給她，肚子裡的油水足一點，她能活到九十多或一百多歲。

　　她的思想十分開通：

“我喜歡火葬，幹乾淨淨，省地方、省心。”


遺憾的是，她逝世之後，在家的弟弟孝心太重，沒按她的想法辦，並且千辛萬苦從清浪灘盤回父親的遺骨，把老兩口合葬在屋背後的山上。
　　至今，世界對於火葬還不習慣。

我對於葬儀的知識，除日本的《楢山節考》之外，幾乎跟大家一樣，或者多一點，比如“崖葬”“水葬”“天葬”……

我從小至今，不太把死亡放在心上，只是有過一次傷心的記憶。

1941年或1942年前後，我在福建福清縣一個劇團待過。一天，我跟同齡的團員好友顏淵生，到四十里外一個名叫“東張”的鄉下去探望一位戲劇界的朋友陳津漢。回城的時候，我建議不繞回環的山路而直接從山嶺上走回去。據說，兩年前在這道起起落落的山脈上，我軍跟日軍有一場慘烈的戰鬥。 “去看一看！”顏淵生同意了。

我們一直在東西向的山脊小路上走著，忽然一顆雪白的骷髏頭橫在眼前，我們驚呆了。

　　繞了兩圈，我跪下來捧起他。

　　救護隊怎麼把他漏了？讓他一個人留在山頂上，讓風吹，讓雨淋，讓太陽曬，每天晚上月亮和星星陪著，他姓甚名誰？哪里人氏……

右前方有塊大石頭，我們把他安放在可以擋風雨的縫隙裡。

　　該講點什麼呢？面對著他，我一句話也講不出。

回來之後，我寫了一封長信給媽媽，媽媽回信說，幾天都睡不著。

　　這際遇，眼淚是不濟事的。

“文革”後期，我隨中央美術學院下放到石家莊部隊勞動三年，曾經到火葬場搬過一次骨灰。

是一布袋一布袋的東西，運回場地，堆起來有兩層樓高，像一座小金字塔。我們種了很多水稻，這東西很肥田，種出的稻穀顆粒又大又油。

　　這個世界是個很實際的世界。人死了之後願意送火葬場的，家人取回來的骨灰只是一小包聖潔的紀念品，不是全部。你要那麼多幹什麼？都運回來你往哪裡放？

所以我自己有個打算，遺囑上一定要寫得明明白白，死了之後給我換上最不值錢的衣服，記得剝下左手腕上的手錶，家人和親戚朋友送我到火葬場，辦完手續交了費上車回家，一齊到家裡喝杯咖啡或茶。一點骨灰紀念品都不要，更談不上藝術骨灰瓷罐和黃花梨骨灰盒。

試問，你把我的骨灰帶回家幹什麼？好好一間客廳、一間臥室放這麼一個骨灰盒，煞不煞風景？陰風慘慘。兒女說不煞，孫子孫女說不煞，重孫子重孫女呢？他們知不知道這盒子裡頭裝的是什麼鬼玩意兒？

所以，全尾全須交給火葬場，什麼都不帶回來最妥當。

當然，我最大的後顧之憂是有人捨不得把我送火葬場，而偏要把我裝進棺材深埋入泥坑里，地面上再弄些神乎其神的東西，花崗岩、大理石，刻上狗屁不通​​、言不由衷的表揚文章。正如菲爾丁先生在《湯姆·瓊斯》第八章描寫碧姬小姐所說的：“一個女性臉紅若沒人看見，就等於她根本不曾臉紅。”

我從來臉皮厚，對我來說，不是臉紅的問題。我困守泥坑，動彈不得，破口罵娘他們也聽不到。直到百年、千年以後，淵博的考古學家把我挖出來，經過多種儀器測驗得出的結論是：

“這個人雖然臉皮厚，由於地面多角度的強烈刺激，百千年至今臉上還透出蚩尤之色。”

一個人，死了就死了，本是很自然的事，物質還原嘛，卻喜歡鼓搗靈魂有無的問題。要是真有靈魂，那可能比活在世上自在多了！遨遊太空，見到好多老熟人，愛說什麼就說什麼，愛到什麼地方就到什麼地方，連坐汽車、飛機的錢都省了。順這個道理說，全尾全須送火葬場的應該比埋進土裡的自由得多吧？比死了之後還要過集體生活的當然更不用說了！

　　講一個以前的老笑話。

老華僑夫婦回國過海關，檢驗行李。

　　“這是什麼？”檢查員問。

　　“玻璃絲襪。”華僑答。

　　“玻璃還能做絲襪？瞎扯！”

　　“這是什麼？”檢查員問。

　　“巧克力。”華僑答。

　　“幹什麼的？”檢查員問。

　　“吃的，是一種糖。”華僑答。

　　“毒品吧？”檢查員問。

“甜的，我吃給你看！”華僑答。

打開一個木盒子，很多粉末，檢查員抓了一把放進嘴裡：“這是什麼？”

　　“我爹的骨灰。”華僑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