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的官方文件中，其華北方面軍的正式稱謂叫“北支那方面軍”。它的前身是“中國駐屯軍”。其歷史沿革是：1901年，日本作為＼國聯軍”的參加國，在《辛醜條約》中，與各列強共同獲得了從北京至山海關鐵路沿線的駐兵權。日本遂於同年10月正式編成“清國駐屯軍”。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中華民國成立，日本遲遲於1913年才將駐軍名稱改為“中國駐屯軍”。根據條約規定，它主要駐扎在平津和冀東一帶。“中國駐屯軍”與日俄戰爭後日本建立的關東軍沒有隸屬關系，因為在那時日本就認為“滿蒙地區”不能算中國，包括岡村寧次後來擔任的那個中國派遣軍總司令，也無權指揮東北日軍。關東軍是日本在另一個“國家”的駐軍，怎能歸中國派遣軍管轄呢？這就是日本侵略者的邏輯。
　　由此可見，華北方面軍在日本擴大侵華以來陸續成立的諸方面軍中，資格最老。“中國駐屯軍”在1936年6月以前僅有兵力1771人；之後，有兵力近6000人，司令部設在天津的海光寺。發動蘆溝橋事變前後，日軍開始向平津一帶大舉增兵，並於1937年8月31日將“中國駐屯軍”改編成華北方面軍。到阿村上任前的1941年7月，該方面軍下轄第1軍、第12軍、駐蒙軍和直屬第27、第35、第110師團及4個獨立混成旅團，成為日本在華的最大一個方面軍，總共約有18個師團的兵力。
　　華北方面軍的司令部設在北平。沿著紫禁城外那條護城河向東行走，沒多遠便是老北京人所熟悉的翠明莊。翠明莊青磚樓房，綠色的琉璃瓦頂，中西合壁，別具一格。在日軍占領下早已寂寥的北平城內，這片房子給人一種恐怖的感覺，幾百米開外就有持槍荷彈的日本兵站崗，另有步兵游動哨，還設置了兩座崗樓。這裡就是岡村寧次走馬上任的地方——日本華北方面軍司令部。
　　從“七七事變”以來，岡村是第6任華北方面軍司令官，他的首要任務是消滅華北的八路軍，“我就任時的形勢是，對轄區內重慶系軍隊的作戰已大致結束，但周圍幾乎到處都有共軍活動”。這是多田駿留給他的爛攤子。
　　在翠明莊，他集中一段時間分析了前任失誤的原因，認為：華北方面軍歷來高度分散部署兵力，由於缺乏確切定期的肅正目標，常常變成靜止的防御。日軍如不主動討伐、掃蕩和剔抉，則中共方面也不進犯。乍看起來，相安無事，宛如締結了互不侵犯條約。但在雙方共存期間，中共卻在民眾中秘密進行工作，充實其力量，一旦時機成熟，即可一舉轉向進攻。百團大戰就是例證。因此，日軍施策的目標，應是采取主動進攻的有計劃的措施，要劃分地域，限定時間鞏固治安地區，隱蔽准治安地區的兵力，有計劃進入治安地區，並以剩余的兵力向未治安地區挺進，使之向准治安區發展。最終目標是把華北1億民眾拉到日方。按照這樣步驟去做，既不宜急於求成，也不可坐失時機，必須要有針對性的戰法。
　　經過周密策劃，1941年8月14日，岡村下令開始他上任以來的第一次“晉察冀邊區肅正作戰”。日軍主要參戰部隊是：方面軍直屬第27、第35、第110師團和獨立混成第8、第15旅團，第五軍的獨立混成第3、第4旅團主力與第9、第16旅團各一部，第36、第37、第41師團各一部，駐蒙軍的第26師團一部和獨立混成第2旅團，再加上偽軍和配署部，共計約10萬人。日軍號稱此戰為“百萬大戰”，以示對八路軍整整一年前發動“百團大戰”的報復。
　　8月18日，岡村飛往石家莊，對第110師團進行視察；19日乘裝甲車去晉縣對第35師團進行視察；20日對保定的第27師團又進行了巡視。在他的親自部署下，日軍采取所謂“鐵壁合圍”新戰術，分13路進攻晉察冀邊區，攻擊重點指向邊區的中心——北岳區、企圖將北岳區八路軍主力和邊區軍政首腦機關聚殲於內外長城兩側。“掃蕩”一開始，日軍首先實施封鎖，一部在古北口、密雲佯攻，主力則從四周合圍滹沱河沿岸的無極、深澤一帶；接著主力又集結於平漢沿線，22日以後一齊向地處太行山脈的北岳區合圍，先後攻占蓬頭、倒馬關、阜平等地，使大“掃蕩”達到高潮。
　　在作戰期間，岡村寧次動員了日偽北平的所有報道機關，對這次“百萬大戰”大力進行宣傳。
　　日軍在進行攻擊作戰的同時，更毒辣的手段是對抗日根據地采取“蠶食”封鎖的政策。即通過挖溝、築牆、開河、修路、建碉堡、制造無人區等野蠻手段，企圖切斷根據地與敵占區，根據地與根據地，根據地與平原之間的聯系。岡村在華北方面軍的作戰主任參謀島貫武治說：“古時候中國的城市用城牆圍繞起來作為民眾對敵人入侵的防護措施。在中國本土和滿洲、蒙古之間建築了萬裡長城。這對外敵入侵究竟能起到多大防御作用且當別論，但它是保護中國本土及民眾的像征。值此與中共爭奪民眾之際，把在我保護下的民眾用這樣的隔離線圍繞起來，劃出界限加以防護，不但可保居民安定，對於促使民眾向我方靠攏，也有很大效果。在准治安地區和未治安地區的交界處，修築適當的隔離壕溝或小堡壘，是阻止共軍入侵的有效方法，因而廣泛地采用了這種方法。”
　　這種方法多田駿在任時就開始實施，但進展不快。岡村上任後根據他早先在北滿推行的所謂“匪民分離”的經驗，加快了步伐。到1942年10月前，日軍重點針對晉察冀邊區修築完成了兩條戰略性封鎖溝：一條東西走向，東起琢縣經易縣、紫荊關、沫源、靈丘，向西一直延伸到渾源，把北岳區北部和南部分割開來。另一條是南北走向，北起易縣經滿城、完縣、唐縣、曲陽、行唐，向南直到靈壽，與平漢線平行，借此既可維護鐵路交通，又企圖把冀西山區與冀中平原分割開。同時，日軍還在晉東北與河北省交界處的縣與縣、鄉與鄉，以及日軍據點周圍，鐵路和公路沿線，都挖了封鎖溝，有的溝深、寬各2丈，部分還引河水灌人。岡村就任一年多以後向大本營報告聲稱，他們強迫中國老百姓已累計新挖和完善封鎖溝11860公裡，為山海關經張家口至寧夏的萬裡長城的6倍，相當於地球周長的1／4。
　　岡村寧次的這套囚籠政策，是德克塞的堡壘主義再加上曾國藩對付太平軍的辦法，既有以攻為守的戰略，又有以守為攻的戰略，可謂攻守兼而有之。他把築路挖溝，築壘修堡結為一體，用來圍困八路軍。另外，他吸取前幾任華北日軍首腦根據“治安”狀況劃分區域的經驗，進一步明確：對治安區以清鄉為主，建立各種偽組織，並材編鄉，實行保甲連坐，強化日軍的奴役統治；對准治安區以蠶食為主，一步步走上偽化、特務化道路，廣修封鎖溝牆，築碉堡，制造無人區，防止八路軍的深入活動；對未治安區則以掃蕩和軍事進攻為主，摧毀和破壞抗日設施，襲擊抗日的軍政黨首腦機關。
　　當時，中共最高領導機關遠在陝北，華北現地的工作主要由彭德懷、左權等人負責。彭德懷後來曾深有感觸地對部下們說：“岡村寧次是一個比多田駿更為毒辣、更為老練的對手。他有很多本事，能實事求是，細致周密。他不出風頭，不多講話，對部下不粗暴，你從他的講話裡看不出他的動向來。他經常廣泛收集我們的東西，研究我們的東西，是歷來華北日軍司令官中最厲害的一個。”確實，此人上任僅半年，就使八路軍一時陷入被動。華北根據地縮小了，五台只剩阜平，大行只剩涉縣、平順，冀魯豫只剩範縣、觀城加山東一個縣，共剩6個縣城。根據地人口只控制在1300萬左右，為歷來最低時期。對華北根據地發展的這段挫折和滑坡，彭德懷曾多次向中共中央檢討，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所寫的“自述”中，也提到了這個深刻的教訓，但結果還是成為遭極左勢力攻詰迫害的主要罪名之一。閑話不提。
　　岡村寧次稱，八路軍如附骨之蛆，藥勁兒一過便又迅速生長，此頑症令他頭疼。進入1942年，華北抗日根據地又開始恢復和發展0這一年，他麾下的華北日軍總共進行了75次“掃蕩”，其中以冀中平原的“五一掃蕩”規模最大。
　　冀中是華北抗日根據地的糧倉，華北八路軍主力部隊和各機關、學校的給養多來源於此。這是岡村發動“五一掃蕩”的主要原因。另外，他發現冀中地區的主要河流子牙河、滏陽河、滹沱河和瀦龍河，每年5月至6月水量缺乏時，對交通構不成障礙，同時高杆作物的高度在5月份還不影響射擊和部隊通行。這次掃蕩的方針是對冀中八路軍主力進行突然襲擊、包圍作戰，企圖將八路軍壓縮到滹沱河、滏陽河與石德路所構成的三角地帶，反復掃蕩，消滅根據地的抗日力量，摧毀根據地設施，使之成為“治安區”。為此，岡村下令以第1軍清水規矩中將指揮的第41師團為主力，獨立混成第9旅團一部，第110師團白瀧部隊，配署第26師團的阪本支隊，騎兵第13聯隊和獨立混成第7旅團小川部隊等日軍，加上偽軍共約10萬人，在第29獨立飛行隊的配合下，向冀中地區發動進攻。
　　岡村寧次把這次大掃蕩分為三個階段。
　　5月1日，日軍開始為期10天的第一階段掃蕩。日以第110師團、第26師團、獨立混成第7、第9旅團一部及騎兵第13聯隊分別向瀦龍河、滹沱河以北地區，石德鐵路以南地區掃蕩。隨後，從邊緣地區逐步增加據點，向冀中的深（縣）、武（強）、饒（陽）、安（平）等縣中心區壓縮，以求聚殲冀中領導機關和主力部隊。由於部分八路軍主力未能突破壓縮包圍，被迫退向根據地的中心區，陷入被動局面。
　　第二階段從5月11日開始至6月初結束。岡村將其部隊分為“封鎖部隊”與“掃蕩部隊”，形成所謂“鐵環陣”，對冀中中心區實際分割、清剿。11日，日第110師團、獨立混成第7旅團及騎兵第13聯隊分別合圍晉（縣）深（澤）、安平和深縣以南地區。12日，又以奧村、池上部隊向武（強）安（平）公路的東北地區合圍。日軍每次合圍，都是在飛機配合下，采取多梯隊、多層次、大縱深的部署，進行“拉網”，逐步搜索推行，企圖迫使八路軍主力部隊難以機動和轉移。冀中軍區司令員呂正操、政委程子華被迫將內線部隊化整為零，以排、連為單位與民兵、群眾相結合，開展地道戰、交通戰、麻雀戰等，與之周旋。
　　第三階段，自6月初開始到月底結束。這一階段，冀中根據地中心區已被日軍控制，岡村的作戰目標基本實現，隨即轉入全面清剿。日軍在當地漢奸的帶領下，到處捕捉分散鬥爭的中共黨政軍人員，建立偽政權。6月中旬，中共冀中領導機關被迫從該地區突圍撤出。岡村寧次在北平宣布，對冀中的這次“肅正作戰”結束。
　　在為時兩個月的冀中大掃蕩中，該地區八路軍共減員16000余人，其中主力部隊占35％，地方部隊約占46．8％，區以上干部犧牲1／3。群眾被殺、被抓達5萬余人，造成冀中平原“無村不戴孝，到處是狼煙”的悲慘景像。
　　特別應指出的是，岡村寧次在其回憶錄中聲稱，他到華北上任以後，鑒於前任的教訓，多次告誡部隊在軍事行動中要“戒殺、戒燒、戒搶”，奉行的是所謂“三戒政策”。並誣稱說，是共產黨用恰好相反的文字把它篡改為“三光”政策來栽在他的頭上，還說自己後來聽到這個提法時大吃一驚，感到莫名其妙。言外之意就是，他在華北沒有實行過什麼“三光”政策。
　　然而，事實不容狡辯和抵賴。盡管他的官方文件中沒有使用過“三光政策”這一提法，盡管他說過許多漂亮的言辭，日本法西斯軍隊在華北地區、特別是對各抗日根據地犯下的殘暴罪行罄竹難書。遠的不說，就拿他來華北上任之初，1941年8月對北岳區抗日根據地進行的那次大掃蕩來說，據統計該區總共有10多萬間房屋被日軍炮火摧毀或直接燒掉，5800萬斤糧食和10000多頭牲畜被日偽軍搶掠，根據地群眾累計有4800多人被殺、17000多人被抓走。日偽軍還在該地區制造了幾起集體屠殺的血案：8月6日凌晨，盤踞在靈山的日偽軍出動100多人包圍了野北村，除部分青壯年衝出外，其余群眾被日偽軍驅趕到3個院子裡，遭機槍掃射。在這次暴行中他們殺害群眾164人，燒毀房屋107間。31日，日軍在深源縣東杏花村，將抓到的23名村干部和群眾綁在木樁上，有的被開膛破肚，有的被刺死。有兩個人的頭骨被砸開，取出腦汁，攙放在白玉米馇粥中熬煮，取名“開腦粥”，熬好後，強迫村民喝掉。事後，當地老百姓許多年不敢吃白玉米馇粥，有的連看也不敢看。9月22日拂曉，日軍一個小隊包圍了曲陽縣溝裡村，將100多人趕到幾間房屋中，點火燒房，衝出圍困的群眾又被他們抓獲，其中有50余人被扔到一口井裡，然後往下扔石頭和燃燒的木柴，並向井下開槍、投擲手榴彈，將群眾全部殘殺，等等。總之，岡村寧次屬下的日本法西斯獸軍在華北的燒殺淫掠，惡例俯拾即是，這裡無需多表。
　　冀中“五一大掃蕩”開始不久，5月15日，岡村寧次又組織了對晉東南地區的掃蕩，目標是摧毀八路軍統率機關和消滅劉伯承的第129師。
　　此前，八路軍總部和第129師屢次巧妙地避開日軍掃蕩的鋒芒，岡村寧次認為主要原因是負責討伐的駐晉日第1軍行動不力。因此，他要求第1軍好好研究八路軍戰法，革新自己的戰術，制定出針對性強的作戰計劃，並實施抵近靠前指揮。
　　日第1軍司令官岩松義雄中將遵命將自己的戰鬥指揮所從太原搬到長治，並制定了C號作戰計劃。該計劃規定，第一期掃蕩沁河河谷；第二期掃蕩八路軍總部駐地涉縣以北地區；第三期掃蕩第129師駐地涉縣以南地區。其中，以第二期掃蕩為重點。
　　岡村寧次認為八路軍之所以與國民黨軍隊不同，能屢挫愈奮立於不敗，就在於它的領導層意志堅強和富於謀略，因此要不擇手段去直搗。在他的授意下，岩松義雄從第1軍中挑選了200多名官兵，組成兩支挺進隊，以益於重雄和大川桃吉分別任隊長，化裝成八路軍，捕捉八路軍首腦。挺進隊的分工是：益子重雄隊襲擊八路軍總部，刺殺彭德懷、左權等；大川桃吉隊襲擊129師師部，刺殺劉伯承、鄧小平等。每個隊員懷揣上述領導人的照片、簡歷，自帶給養和雨衣行囊，晝伏夜行，向預定地點突進。
　　再說岩松義雄率領的大部隊，先以近兩個師團的兵力於5月15日向太岳區沁河兩岸的東峪和馬壁地區壓去。駐守在該地的第129師第386旅聞訊後立即向北轉移。19日，日軍向太行山北部的平定、昔陽、井陘、元氏、贊皇等地進擊，控制了太北區的制高點峻極關。與此同時，東西兩線之日軍向長治、武鄉、遼縣和武安進犯，企圖向腹地之涉縣、偏城進行合擊。25日，萬余日偽軍從四面向八路軍總部、中共中央北方局暫駐地南艾鋪實行合圍，彭德懷、羅瑞卿等及大部分機關人員雖幾經周折衝了出去，但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卻在指揮突圍時，壯烈犧牲於遼縣麻田十字嶺。
　　左權，原名紀權，1905年生於湖南醴陵縣。1924年3月考入孫中山在廣州主辦的陸軍講武學校，同年11月轉入黃埔軍校第一期。1925年2月加入中共，後被選派到蘇聯學習，先後入蘇聯中山大學、高級步兵學校深造。1930年回國後擔任紅軍重要領導職務，長征時在占領施秉、搶渡烏江、飛奪滬定橋、跨過大渡河、突破腊子口和直羅鎮殲滅戰等作戰中，均有重要貢獻。他文武兼備、著譯豐富，先後撰寫過《埋伏戰術》、《襲擊戰術》、《戰術問題》等著作論文，是中國著名的游擊戰術創始人之一。抗戰爆發後，左權擔任八路軍副參謀長，協助彭德懷組織和指揮了百團大戰等戰役。自朱德於1940年夏初從華北前線返回延安後，“彭左”就代替了“朱彭”，成為八路軍將士對自己前方最高首長的親切稱呼。
　　左權陣亡，是岡村向東京大本營表功的“捷報”，是他大肆宣傳這次掃蕩的戰果之一。相反，它卻使毛澤東失去了一位文武兼備的良將。
　　延安棗園。25日午夜，毛澤東突然接到129師劉鄧電報，八路軍總部遭到日軍襲擊，北方局機關人員分路突圍。這份電報令毛澤東心神不安，由劉鄧來電報告這個不幸的消息，說明八路軍總部的電台已經和各方都中斷了聯絡，彭德懷、左權等人的安全如何，仍然情況不明。他放心不下，一夜都不曾合眼。彭德懷究竟在哪裡？他不知道。
　　此刻，他焦急地等候著太行前線的消息，為八路軍將士的安全而擔心。他從劉鄧的報告中還得知，在八路軍總部被襲擊的同時，日軍大川挺進隊偽裝八路軍新編第6旅，也潛入了129師的駐地黎城縣的會裡村。劉伯承當時剛剛率部轉移，前後只差幾個小時，不然，129師也會遭受慘重的損失。現在劉鄧是否甩掉了大川挺進隊，他也不得而知。
　　26日晚，毛澤東又是徹夜未眠。一天一夜過去了，他既沒得到彭德懷的任何消息，也沒有再接到劉鄧的報告。現實逼著他不得不從最壞處去考慮，萬一八路軍總部被日軍徹底摧毀該怎麼辦？那種後果將要比皖南事變更嚴重，因為中共黨的武裝主要在華北。
　　27日拂曉，毛澤東才接到了機要人員送上的電報。看完電報後，毛澤東的眼角潮濕了，他為失去左權而感到悲痛萬分。慶幸的是，彭德懷已經突圍，八路軍總部沒有被岡村一網打盡。
　　由於電報還是由129師發來的，毛澤東隨即電示：

　　劉鄧轉彭：
　　　　感日5時電悉。總部被襲，左權陣亡，殊深哀悼。瑞卿、立三已否脫
　　險？甚念。目前總部電台已全部損壞，建議總部暫隨129師行動。如何望
　　復。
　　　　　　　　　　　　　　　　　　　　　　　 毛澤東、朱德

　　這天，朱德還揮淚寫了《吊左權同志在太行山與日寇作戰戰死於清漳河畔》這首詩：

　　　　名將以身殉國家，
　　　　願拼熱血衛吾華。
　　　　太行浩氣傳千古，
　　　　留得清漳吐血花。

　　左權犧牲的所在地山西遼縣，後來被邊區人民政府更名為左權縣，以志紀念。
　　八路軍總部和北方局被襲，左權和很多重要負責干部的犧牲，是抗戰以來八路軍首腦機關遭受的最大一次損失。第129師在日軍壓迫下，也被迫將主力轉到外線。一時間，華北日軍的C號作戰計劃似乎得逞。
　　由於晉東南地區已被日軍所控制，毛澤東曾提出將八路軍前總機關轉移到晉西北，這樣“不僅安全而且在等待時機中還可來往延安”。毛澤東還提出總部移晉西北後，將北方局取消，以北方局現有機構成立太行分局，以鄧小平為書記。對此，彭德懷表示了不同意見。他總結了總部在晉東南受損失的教訓，認為他對敵人在戰術上高度靈活變化估計不足，5月以來集中注意於日軍對冀中的空前規模的掃蕩，對日軍同時發動對太行區的突襲警惕不夠；總部、北方局機構與年俱增，非武裝人員過多；根據地邊沿民眾發動不充分等等，這是他本人的失誤。但是，他認為總部轉移晉西北只是為了避免損失，但如對外和根據華北抗戰的實際，總部仍在晉東南為宜；而且，岡村已開動一切輿論工具宣揚日軍這次“肅正作戰”的成績，如果我們走掉，正好為他提供了佐證，從振奮抗戰鬥志和領導敵後作戰之方便的實際出發，總部應克服一切困難堅持在晉東南。
　　7月中旬，彭德懷的電報發到延安之後，毛澤東同意了他的意見，同時決定彭德懷兼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書記。
　　經過1941年和1942年這兩次大規模“肅正作戰”和一系列一般性掃蕩，岡村寧次在華北初步得手。八路軍正規部隊被迫撤至更深遠的山區，有些主力部隊化整為零，以敵後武工隊的形式留下來堅持鬥爭。由於根據地面積銳減，無法供應龐大的部隊和各類機關的給養，出於這個最基本的原因，中共中央開始實行“精兵簡政”。1942年在八路軍的三大主力師中，賀龍的120師人數由35000縮減至27000人；林彪擔任師長的第115師及山東分局、山東縱隊司令部，僅三大機關就由1萬人精簡為3500人；劉鄧的第129師師直、第385旅、新1旅和各軍分區，由原來420個單位減至269個單位，人員也精簡了1／3。晉察冀邊區動作稍遲，轉年8月5日中共中央致電晉察冀分局指出：“你們現在只有80萬人口的比較鞏固的根據地，其他能收公糧的90萬人口是處在游擊區中，而你們連馬匹折合計算尚有8萬多人脫離生產，這是不能持久的。目前你們應即下決心減去3萬，只留5萬，其中文武比例，應是文一武四。”依照中央指示，該邊區又進行了一次較為徹底的精兵簡政。
　　1943年秋季，岡村將方面軍戰鬥指揮所遷到保定，“在我親自統帥下，對盤踞在太行山脈的共軍主力又進行了兩個月的清剿作戰”。這次名為“鐵滾掃蕩”的作戰，是該年度華北日軍一系列掃蕩中規模最大的一次。岡村認為對華北平原和盆地的作戰他已得逞，下一步就是打擊躲至深遠山區的八路軍主力部隊，如果成功，華北的治安也就被徹底“肅正”了。
　　9月初，岡村寧次在保定精心組織策劃，把第36、第69師團和偽軍共4萬余人分三線布置在東起白晉線、西至霍山的一二百裡的正面上，並在西側的同蒲線、白晉線構成嚴密的封鎖線，妄圖“迫使八路軍背水作戰，不降即亡”，將太岳根據地全部摧毀，建立所謂“山岳剿共實驗區”。他還從各地抽調180余名軍官前來觀戰。10月23日，“參觀團”在臨汾東北50裡的韓略村附近遭到由太岳區開赴陝甘寧邊區路過此地的八路軍129師第386旅的伏擊，180多名日軍軍官，除少數幾人僥幸逃脫外，全被擊斃，其中有少將旅團長1名，大佐級聯隊長6名，其余也都是中隊長以上軍官。“參觀團”的覆滅對日軍打擊非同小可，如此嚴重的“事故”自侵華戰爭以來還是沒有過的，大本營對岡村提出了嚴厲訓斥，惱羞成怒的岡村認定必是出了內奸，親自對第69師團司令部及周圍日偽人員進行了一次大“甄別”，結果將該師團長井上貞衛中將撤職，第1軍參謀長調離才算完事。由於這次事件的影響，駐晉的日第1軍情緒低落，同時，太岳根據地的八路軍部分主力已分頭向陝甘寧分頭轉移，11月中旬，日軍草率收兵返回原駐地。岡村的這次“鐵滾掃蕩”就這樣不明不白地結束了。
　　實際上到1943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已整整6年了，戰爭到1941年底已擴大到太平洋和東南亞地區。日本國民已開始嘗到戰爭的真正滋味，因戰爭需要大批的兵員和高額的戰費，使得日本人民生活水平急劇下降，已沒有了戰爭初期的那種狂熱。國內這些情況，通過各種渠道傳到了國外戰場，對日軍參戰官兵的心理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多年遠征異國，親眼目睹戰爭之各種慘狀，使得一些士兵和下層軍官對戰爭開始產生了悲觀情緒。在這種情緒的支配下，日軍內部紀律已逞松弛趨勢，抗命事件時有發生，甚至出現惡性事故。如駐山東的華北方面軍第12軍，曾發生過數起士兵拒絕上前線，並毆打和槍擊軍官的事件，甚至導致了軍司令官土橋一次中將及幾名師、旅團長被解職。
　　岡村對讀職部屬的處理從不手軟，同時也有完絡的一套，特別是他的前任多田駿過去曾兩度擔任華北日軍首腦，下面的關系盤根錯節，這方面他更需小心。華北日軍的旅團長、聯隊長級軍官常年在區縣駐守，一般沒有機會來平、津大城市游樂，岡村認為“華北地區與一般戰場不同，任務單一專搞治安整頓，因而有改變一下氣氛的必要”。他提議經常讓這些中級軍官來平、津聚會一下，“表面上布置共同研究課題，實際上向他們提供二三天換換心境的機會”。而換心境的方法，不外乎飲宴逛景、肆意淫樂。結果，“這樣實施的效果甚好，與會者皆大歡喜”。他坦率地承認，“勿寧說這是從維護統率的見地出發的”。
　　經過連續幾年各種規模的“肅正作戰”，岡村命令司令部幕僚編寫了《剿共指南》一書，發給各個部隊，對掃蕩中可能遇到的種種問題，諸如守備碉堡、警戒鐵路、構築工事、安排步哨、接近村落、進行搜索、乃至防備手榴彈等等，均作了具體規定。岡村稱“這本書當時起了很大作用，甚至連與共軍作戰堪稱我等先輩的國民黨軍，停戰後也立即把這本書譯成中文加以運用”。
　　但是，盡管他挖空心思研究戰術，企圖徹底消滅華北的抗日武裝，然而卻無法克服兵力不足的根本弱點。從1942年下半年開始，日軍在太平洋和東南亞戰場由盛轉衰、兵力吃緊，不得不從中國戰場上調兵增援，至1943年底，岡村麾下已有五六個師團被調走，占華北日軍師團總數的近一半。剩下的部隊守衛主要城市和重要交通干線猶恐不足，更不用說主動發起大規模軍事進攻了。而中共武裝渡過了1941年到1942年的最困難時期，趁日軍兵力空虛之機，又迅速獲得了恢復和發展。捉襟見肘的岡村寧次手裡沒有幾張牌好打，只得仰天長嘆；良將無兵，猶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他是否為良將？另當別論。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的來臨，從大範圍說，東京大本營注意的焦點在太平洋和東南亞戰場，這關系到日本帝國的生死存亡，因為只有美國的海空力量才能直搗它的本士；從中國戰場來說，對蔣勸降不成，軍事打擊的矛頭又集中在國民黨軍身上，因為它認為這才是解決“中國問題”的根本出路。而這樣一來，自岡村寧次在1943年秋季發起的所謂“鐵滾掃蕩”草草地倡旗息鼓後，華北日軍再也抽不出多少機動兵力發動大規模的主動進攻行動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抗日根據地，則趁勢得到了恢復和發展。此時，坐在北平翠明莊裡的岡村寧次已無計可施。
　　除了主要對中共武裝進行“肅正作戰”外，岡村赴任華北臨行前，東條英機交辦的另一項重要任務是勸降。這件事，在日軍裡是個機密，當時外界輿論也是眾說紛紜。

向英雄致敬{:4_3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