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布衣 來源：《南方人物周刊》

　　

11月18日，旅日媒體人、日本新聞網總裁徐靜波走進辦公室，看見一份傳真——“電影演員高倉健，在準備新電影中突然體調不良緊急住院，雖然一直進行著治療，但在11月10日淩晨3時49分，身體突然發生異變，在東京都內的醫院里走了。直到最後，他都帶著微笑。”

　　徐在回憶短文里，解釋消息為何在一周後才對外公布——“在日本也只是品性高尚的人才會這麽做，他們不想驚動社會，不給各界添麻煩。所以，等葬禮和周忌都結束後，才告訴大家：他走了。”

　　演完《千里走單騎》，高倉健曾受邀來到北京電影學院。講席上，他建議一幹學生，“今天你們在學院學習時，應該好好想一下，想當演員還是不當演員？首先要對這一問題，做以深刻的思考。”

　　“他在日本民眾心中就像一尊神。”提起高倉健，本來表情平靜的導演張藝謀“真誠感動地講了一刻鐘”，他們曾在日本一家酒店的咖啡廳里約會。“這尊神”刻意選在僻靜角落，背沖外就座。不一會，人們仍認出他。他們站在20米外，僅僅朝他鞠下一躬，爾後悄然離開。

　　他對眼皮底下發生的一切絲毫未察，同樣，他也不曾在意過頭頂上的光環。散文集《南極的企鵝》序里，他述說的口吻，與其演戲風格一樣，波瀾不驚，間透幾分樸拙——“我從事電影演員的工作已經四十多年了。我扮演過的角色有飛機的駕駛員、為父輩複仇的匪幫、警察、國際殺手、劍術高明的人以及鄉村的車站站長等等。我在電影中扮演過各種各樣的角色，不少角色也是我自己很喜歡的……”

　　學生們多少知道，他流著眼淚踏入影壇。1954年，他23歲，剛從明治大學商學部商學科畢業。日本處於戰後恢複期，居高不下的失業率，推翻了他的夢想——做一名貿易商。他只得回到家鄉九州島福岡縣中間町——一座堆滿矸石與坑木的煤礦小鎮。在父親開創的采礦業，工作不到半年，他便懷揣所收之款，徑直跳上開往東京的火車。有說，他深感繼續幹下去，人生註定玩完。另一說是，他在東京有個姑娘。

　　“女孩這事沒辦好。”講座上，他跟大家坦白，挫折總與青春如影隨形。那時，他囊中羞澀，意誌倒挺堅定，“絕不淪為大企業帶式傳送機上的一個零部件。”是他的大學恩師告訴他，新藝制片廠正在招聘劇團管理見習生。

　　“演員？！”——京橋的東映本社茶店，面對專務牧野光雄的勸說，他頓覺“不是意外二字所能形容，簡直是晴空霹靂”。轉念一想，沒辦法，要吃飯啊。趕鴨子上架般，他成為東映第二期新演員。

　　第一次上裝，他哭了，痛恨自己是“可憐蟲”。在家鄉，人們看不起演員，管他們叫“河原乞食”。第一次去演員訓練所上課，他又飽受打擊。老師命他想象困在濃煙四起的燒著了的屋里，可他連“啞劇”為何物都不懂，站起來老實承認：對不起，我不會。老師當下斷言：作為一個演員，這樣說話是很少見的，你不適合幹這行。以後的課程，古典芭蕾與日本舞的形體訓練，又令他尷尬至極。“同學們，如果你們也被其他老師這麽說，請一定不要放棄。因為世事不可預測。”

　　1956年1月22日，電影《閃電空手道》的海報上，亮出他的藝名“高倉健”。那是他初登銀幕，原名“小田敏正”，一度叫過“小田剛一”。

　　導演佐伯清指摘過高倉健在鏡頭下最初的青澀——真是笨拙的活樣本！“他站在美空雲雀身後傻楞著，那張臉似乎在說，我該做出什麽樣的表情才好？即便你急得抓耳撓腮，他也沒有能耐演出美男子的風韻。”

　　1961年，高倉健出演電影《花·風暴·強盜》，儼然將這種“笨拙”升華成特色——“他所演的角色是從監獄出來後，與妻子在一起。妻子伸出兩只手說，您回來了！讓他上床。此時，高倉健難為情地擦著汗，不知所措地保持著拘謹，直到導演喊停為止。這個鏡頭在影院里大受歡迎。”導演石井輝男由衷贊嘆，單憑對角色想象不可能表現出這種內在美的悠悠余韻，細膩與恰如其分地傳達主人公的氣質，必是人物性格與演員自身融為一體。

　　從內心的猶疑不定到堅定的“我想成名”，高倉健心路轉折產生在電影《第十三號橋棧》，他演繹一名小角色。寒冷的外景地里，見他凍得簌簌發抖，苦候導演的通知，女主角心生憐憫，請他鉆進自己的小車，為他端上熱騰騰的咖啡。“那天感受的溫暖終生難忘。從此，我就痛切意識到，我非當個能掙錢的演員不可。”

　　1958年，高倉健出演內田吐夢導演的作品《森林與湖泊的節日》，扮演行將滅絕的阿伊奴族奮勇作戰的青年勇士。“內田導演指導過我，什麽叫表演藝術。可惜那陣子我心有余而力不足。在聆聽之後，並未全部理解消化。演員的自覺，或者說追求藝術的欲望，是拍《加可萬和鐵》這部影片時產生的。”在這部1964年由導演深作欣二執導的電影里，他盡顯陽剛硬漢本色。角色需要他在隆冬時節，氣溫為零下十五六度的情形下，僅穿一條兜襠布，縱身跳入大海——“如果沒有追求藝術的欲望，光為掙錢是拿不出那股勇氣來的。”

　　1965年，他又先後出演《網走番外地》和《昭和殘俠傳》。角色雖然不同，但符合彼時人們對“義俠”的設想——忍辱負重。忍無可忍，才無須再忍，不是殺入敵人的陣營，就是沖出社會組織設置的禁錮。其代表作也是此前一年參演牧野雅弘執導的《日本俠客傳》。這一系列與鶴田浩二導演的《賭徒》系列，拉開“義俠電影”的全盛時代。高倉健被視為“肩負時代重任”的“社會的叛逆者阿健”。

　　“現實中的阿健，既不是酒鬼，也不是賭徒，他完全不具俠客義士的要素。可是只要他外出一步，人們的眼光就投向他。”中學同窗好友八森稔說。一次，高倉健乘坐從京都返回東京的新幹線，幾名乘客將他圍住要簽名。“這幫人手中拿的竟是坐席靠背上的罩巾。那是公共財物吧，真讓我生氣。我恨不得揍他們一頓，可又不好發作。四周旅客都驚奇望著。結果我只得按他們意思簽了。”那以後，他再不坐火車。

　　真正的升華，是在70年代。寫實主義風格的電影興起，思想單一的“義俠片”黯然失色。此時，高倉健也不滿於“天天扮演雷同的角色”，但麻煩接踵而至。

　　1970年1月，他準備啟程旅行當日，電線走火，他目睹自家房子被燒光光。“我傷心極了。十幾年心血築成的巢，不到一個小時化為灰燼。望著燃燒的房子，悲痛之余我想了許多。燒掉的倒不值得惋惜，但使我感到人生無常。從那時起，我的人生觀有些改變。”第二年，他與結婚12年的妻子、歌星江利智惠美仳離。嘗試種種角色突破失敗後，他於1976年退出東映公司。對此，媒體宣稱，一代英雄隱退了。

　　“你，還是不要當演員。你的眼睛里有種特別的自我。”正式入行前，一位師長對他說。他後來總結這份“自我”，是骨子里不服輸。他相繼與大映、松竹、橋本、東寶等藝術公司合作。主演《幸福的黃手帕》，在1978年獲第51屆《電影旬報》最佳男主角獎、第20屆藍絲帶男主角獎和第一屆日本學術會男主角獎等四項日本最高電影獎項。主演《遠山的呼喚》，獲第四屆日本學術會男主角獎。主演《車站》，獲第五屆日本學術會男主角獎和第27屆亞洲電影節男主角獎。他在《追捕》里塑造的探長杜丘，更在“文革”剛完結的中國，引發轟動。一批男青年將衣領豎起，模仿他的內斂深沈，據說，其中就有張藝謀。大批中國女觀眾則對他日臻淳厚的“男性魅力”，沈迷不已。講座互動時，臺下的一名學生遞上紙條說，當年，自己的母親就是以他為偶像，找到自己的父親……

　　晚年，高倉健愈發離群索居。1998年，他接演電影《鐵道員》。為了調動戲中乙松夫婦之間的情感交流，他向導演主動提議，請讓女主角哼唱《田納西的華爾茲》。無論何時何地，無論誰在唱這首歌，他都會心跳加速，心潮起伏。那是江利智惠美生前走紅的成名曲。

　　在他的內心獨白里，有這麽一句話：演員，即使非常有才華，也不過是一匹跟隨時代腳步跑步的馬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