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房，是如今許多中國人都會遇到的問題。在外國人眼里，“中國人買房子的欲望就像一個堅定的信仰”，有著他們看不懂、想不明白的情結。且不談這里面的緣由與觀念，我們姑且看看民國時期的學者、文人們的買房故事。

　　已經39歲的魯迅，在1919年春夏之交，一方面忙著給《新青年》寫稿支持學生，另一方面卻要忙一件大事——買房子。家道早已衰落，魯迅又是長子，自己有家室不說，兩個弟弟也娶了媳婦，而且在北京沒地方住。也就是說，魯迅需要一個很大的房子，能住下自己、二弟、三弟三戶人家，共計十幾個人，這個要求有點高。

　　在經過了多方面的考察之後，魯迅選了一個有三十幾間房子的四合院，在八道灣胡同，總價約3500個大洋。許壽裳先生在《亡友魯迅印象記》提到這所房子，院子大得“簡直可以開運動會”。

　　3500個大洋是什麽概念呢？在1918年，清華學校的外國教員、美國人狄登麥先生，在北京西郊第一區調查居民195家，其中漢族100家、滿族95家。根據統計結果，北京市郊平均五口的人家，每年收入100銀元，就能維持生活了。

　　魯迅先生看中的四合院，價值3500個大洋，而今大約折合人民幣180萬左右。買房後，魯迅先生購置家具，房屋裝修等，又花了600多大洋。但對他來說，買房、裝修費用加一起都不存在什麽壓力，他在銀行貸了500大洋的款，又將祖屋變賣，應付下來綽綽有余了。不過房子的產權出現了一點點問題，祖屋賣房所得款項屬於三兄弟所有。如此一來，即便魯迅買房出了大部分的錢，但是兩個弟弟對這個四合院也擁有一定比例的產權。

　　買房子4年後，1923年7月，魯迅、周作人兩兄弟就正式鬧僵了。魯迅決定搬出去。母親也要跟魯迅同住。老太太不習慣租房，堅持讓魯迅再買一間。

　　經過幾天的努力，魯迅終於在阜成門內三條街21號選中了一個小小的四合院，價格不貴，才800大洋，但是房子非常破舊，幾乎不能住人。魯迅當時手頭有點緊張，找朋友借了部分錢，才把房子買下來，後來前後花了5個月時間修葺，才算滿意。這棟房子是魯迅在北京的最後住所，也是魯迅老母和夫人朱安終老的地方，而今改造成了魯迅博物館的一部分。

　　有人也許會問，魯迅先生怎麽會有那麽高的收入？魯迅在北洋政府教育部幹了14年的科長（僉事），在北平的時候，他既是政府的公務員，又兼職在大學講課，收入相當可觀。“三一八慘案”發生後，魯迅寫了著名的《紀念劉和珍君》一文，讓北洋政府怒不可遏。魯迅自覺沒有留下來的必要，於是辭職與許廣平攜手南下，輾轉去了上海。

　　魯迅到上海後，正逢南京國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統一，全國氣象更新。由於時局相對穩定，上海的房地產市場自然就處於了上升期，租界的房價飆升得更快。魯迅曾經租住的一所大房子，得花5萬塊大洋才能買下來。他在上海的收入大約是每月四五百塊大洋，許廣平基本上沒什麽收入，買房還是有點壓力，所以他一直在上海租房子住。

　　有沒有比魯迅官職大、名字響、收入高，卻買不起房的人呢？

　　當然有，北大老校長蔡元培。

　　蔡元培先生出身同盟會，曾擔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他曾以夫子自居，名氣大，卻又不爭權奪利，故而跟各界人士的關系都不錯。這樣一位好好先生，卻一生沒有置房產。

　　據蔡元培之子蔡懷新撰文稱，當年蔡元培先生的月薪收入要高出北大一級教授，每月大約八百大洋——參照魯迅先生，蔡校長幾個月的薪資，足夠買間四合院了。

　　蔡先生的收入高，開銷也大，大部分錢都用來購買中外圖書典籍，搬一次家就捐贈一次給北大。另外他還兼著不少公益組織理事之職，平時教務繁忙，不可能出力，出錢則少不了。另外還有不少上門求助的親友、學生，蔡先生基本是來者不拒。如此這般，他還真沒余錢去買房子。

　　蔡先生於1928年8月離開北大時，已年逾花甲，舉家定居上海，至抗戰爆發後避難香港，前後9年時間內在上海租房多達5次，幾乎不到2年就得搬一次家。

　　年紀大了，每次搬家都是件很折騰的事兒。蔡元培出生於1868年1月11日，至1936年，按民國流行的虛歲計，則已屆70歲了。人生七十古來稀，學生們想給他做70歲大壽，送一份禮物。大家商議許久，覺得恩師晚年還沒有固定住所，顛沛流離的，做弟子的實在慚愧，於是蔣夢麟、胡適、王星拱、羅家倫等領頭，決議在上海集資購買或興建一套房子送給蔡先生，並寫了一封信告之。

　　蔡元培收到信後感到學生們確實有心，但總覺得受之有愧，卻之不恭，反複考慮了三四個月後，才寫了回信：“……元培謹拜領諸君子的厚賜，誓以余年，益盡力於對國家對文化的義務;並勉勵子孫，永永銘感，且勉為公爾忘私的人物，以報答諸君子的厚意。謹此申謝。”

　　可就在蔡先生很不好意思地接受了學生們的好意，學生們也很高興地為老師奔忙的時候，抗戰爆發了！買房之事最終沒能實現。

　　鑒於蔡先生已經年逾七旬，南京國民政府擔心其身體受不了顛沛之苦，安排將他送到香港，1940年春，蔡元培不幸病逝香江，享年73歲。

　　蔡元培任過北洋政府教育總長、北京大學校長、南京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長”等高官，始終清廉如水，死後無一間屋、無一寸土，醫院藥費千余元，加上衣衾棺木的費用，都是由商務印書館的人代籌的。

　　1917年1月，當時還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的26歲青年胡適，以一篇《文學改良芻議》，打響白話文運動第一炮。當年夏天，胡適剛回國就被北大文科學長（相當於系主任）陳獨秀請去當教授，教授哲學，月薪260銀元。

　　剛踏入社會的胡適能拿到如此高薪，自是振奮。上課1個月後，胡適立即被評為一級教授，加了薪水，他高興地寫信給母親說：“適在此上月所得薪俸為260圓，本月加至280圓，此為教授最高級之薪俸。適初入大學便得此數，不為不多矣。他日能兼任他處之事，所得或尚可增加。即僅有此數亦盡夠養吾兄弟全家。及此吾家分而再合，更成一家，豈非大好事乎！”

17508？是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