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飛翔 來源：《思維與智慧》 　

　　李颙，清初著名思想家、哲學家，與孫奇逢、黃宗羲並稱“海內三大儒”。李颙自幼家境貧寒，9歲時始入村塾。不久父親病故，輟學在家。後在母親的教誨下借書自學，很快遍讀經史諸子，遂成為飽學之士。

　　李颙讀書治學有一個顯著特點，就是“悔過自新”，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李颙少年時喜讀明代學者周鐘的著作，被書中宣揚的忠孝節義精神所感動。後來聽說周鐘投降李自成後，李颙大為不滿，認為這是失節，恥莫大焉。於是將此前讀過的周鐘的所有著作，悉數焚毀，以示決絕。

　　30歲後，李颙的學術思想又有了較大改變，開始傾向於體認心性之學。清順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李颙在病中攝生養性，對於理學家所說的“默坐澄心”有了新的感悟。當時他一日三靜坐，黎明、中午、午夜。靜坐時均要焚香一炷在前，使心既“靜而虛明寂定”又“動而虛明寂定”，在本體未發之中和已發時求“致中和”。在這種生理與精神俱發生改變的時候，體悟到那種“靈機天趣”“流盎滿前”“躍魚飛鳶”的境界。興趣轉移到體證心性上後，李颙認為這才是為學的第一要旨，其余皆為枝節。據《歷年紀略》載，李颙當時曾感慨萬千地說：“余初茫不知學，泛濫於群籍，汲汲以撰述辨訂為事，以為學在是矣。三十年後，始悟其非，深悔從前之誤。自此鞭辟著里，與同人以返觀默識相切砥，雖居�不廢群籍，而內外本末之辨，則析之甚明，不敢以有用之精神，為無用之汲汲矣。”不僅如此，李颙還將自己此前花費數年心血寫成的《帝學宏綱》《經筵僭擬》《經世蠡訓》《時務急著》等著作付之一炬。李颙之所以焚去這些著作，一是因為這些著作多是辨正考訂之作，為李颙所不取;二是因為這些著作沿襲、依照他人之著，讀什麽書即有什麽樣的著作，自己並沒有一個一以貫之的宗旨，缺乏切身體會，不免紙上談兵。李颙這種返觀自省、自我批判之舉實在是精神可嘉。

　　李颙不僅對己苛刻，對人亦是如此。有一次，一位友人以文選寄贈，請他批點，李颙回信說：“臺翰忽至，求批所纂昭明文選。……是書連篇累牘，莫非雕蟲，中間有何可取！……程子有言，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著述一事，大抵古聖賢不得已而後有作，非以立名也，故一言出而炳若日星，萬世而下，飲食之不盡。其次雖有編纂，亦不必當時誇詡於人。或秪以自怡，或藏諸名山，至其德成之後，或既死之日，舉世界其余風，想其為人，或訪諸其子孫，或求其門人，思欲得其生平之一言以為法訓。斯時也，是唯無出，一出而紙貴洛陽，千門傳誦矣。……比見足下以其所著諸書，輒出以示人。人之服我者固多，而議我者亦複不少。其服我者，不過服我之聞見精博，能匯集而成書也。其議我者，直謂我躬行末懋，舍本趨術，欲速立名。”李颙認為，著作如果無關道德修養和品格提升，著作如果與個人身心性命不能合二為一，就沒有必要撰述和流通。他認為著述的最高標準就是要有益於身心，從內心自覺流出。

　　李颙特別重視學者的社會使命感和責任感。他說：“儒學明晦，不止系士風盛衰，實關系民生休戚，世運否泰。”為此，他號召學者在讀書治學之余，一定要大發事功，惠及蒼生，做社會的中流砥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