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著名的華文女作家，張愛玲曾於1961年先後到訪台灣和香港這兩個當時在中共政權管治以外的「邊城」。張愛玲先到台北，由名畫家席德進帶她四處看訪，又在作家王禎和的陪同下到花蓮觀光。本世紀初，張愛玲一篇描寫台灣遊記的《重訪邊城》中文手稿曝光，這是目前僅見的張愛玲唯一一篇描寫台灣的文章。



我回香港去一趟，順便彎到台灣去看看。在台北下飛機的時候，沒預備有認識的人來接。我叫麥先生麥太太不要來，因為他們這一向剛巧忙。但是也可能他們托了別人來接機，所以我看見一個顯然幹練的穿深色西裝的人走上前來，並不感到詫異。

　　「你是李察．尼克森太太？」他用英語說。

　　我看見過金髮的尼克森太太許多照片，很漂亮，看上去比她的年齡年青二三十歲。我從來沒以為我像她，而且這人總該認得出一個中國女同胞，即使戴著太陽眼鏡。但是因為女人總無法完全不信一句諛詞，不管多麼顯與事實不符，我立刻想起尼克森太太瘦，而我無疑地是瘦。也許他當作她戴了黑色假髮，為了避免引起注意？

　　「不是，對不起，」我說。

　　他略一頷首，就轉身再到人叢中去尋找。他也許有四十來歲，中等身材，黑黑的同字臉，濃眉低額角，皮膚油膩，長相極普通而看著很順眼。

　　我覺得有點奇怪，尼克森太太這時候到台灣來，而且一個人來。前副總統尼克森剛競選加州州長失敗，在記者招待會上說了句氣話：「此後你們沒有尼克森好讓你們踢來踢去了。」顯然自己也以為他的政治生命完了。正是韜光養晦的時候，怎麼讓太太到台灣來？即使不過是遊歷，也要避點嫌疑。不管是怎麼回事，總是出了點什麼差錯，才只有這麼一個大使館華人幹員來接她。

　　「你們可曉得尼克森太太要來？」我問麥氏夫婦。他們到底還是來了。

       「哦？不曉得。沒聽見說。」

　　我告訴他們剛才那人把我誤認作她的笑話。麥先生沒有笑。

　　「唔。」然後他有點不好意思地說：「有這麼個人老是在飛機場接飛機，接美國名人。有點神經病。」

　　我笑了起來，隨即被一陣抑鬱的浪潮淹沒了，是這孤島對外界的友情的渴望。

　　一出機場就有一座大廟，正殿前一列高高的白色水泥台階，一個五六十歲的太太相當費勁地在往上爬，裹過的半大腳，梳著髻，臃腫的黑旗袍的背影。這不就是我有個中學同班生的母親？

　　麥先生正在問我「回來覺得怎麼樣？」我驚異地微笑，說：「怎麼都還在這兒？當是都沒有了嘛！」除了年光倒流的感覺，那大廟幾乎直蓋到飛機場裡，也增加了時空的混亂。當時沒想到，送行怕飛機失事，要燒香求菩薩保佑，就像漁村為了出海打漁危險，必定要有媽祖廟一樣。

　　我以前沒到過台灣，但是珍珠港事變後從香港回上海，乘的日本船因為躲避轟炸，航線彎彎扭扭的路過南台灣，不靠岸，遠遠的只看見個山。是一個初夏輕陰的下午，淺翠綠的欹斜秀削的山峰映在雪白的天上，近山腳沒入白霧中。像古畫的青綠山水，不過紙張沒有泛黃。倚在船舷上還有兩三個乘客，都輕聲呼朋喚友來看，不知道為什麼不敢大聲。我站在那裡一動都不動，沒敢走開一步，怕錯過了，知道這輩子不會再看見更美的風景了。當然也許有更美的，不過在中國人看來總不如──沒這麼像國畫。

　　輪船開得不快，海上那座山維持它固定的姿勢，是否有好半天，還是不過有這麼一會工夫，我因為實在貪看，唯恐下一分鐘就沒有了，竟完全沒數，只覺得在注視，也不知道是注入還是注出，彷彿一飲而盡，而居然還在喝，還在喝，但是時時刻刻都可能發現啣著空杯。末了它是怎樣遠去或是隱沒的，也不記得了，就那一個永遠忘不了的印象。這些年後到台灣來，根本也沒打聽那是什麼山。我不是登山者，也不想看它陸地上的背面。還是這樣好。

　　「台北不美，不過一出城就都非常美，」麥先生在車上說。

　　到處是騎樓，跟香港一樣，同是亞熱帶城市，需要遮陽避雨。羅斯福路的老洋房與大樹，在秋暑的白熱的陽光下樹影婆娑，也有點像香港。等公車的男女學生成群，穿的制服乍看像童子軍。紅磚人行道我只在華府看到，也同樣敝舊，常有缺磚。不過華盛頓的街道太寬，往往路邊的兩層樓店面房子太猥瑣，壓不住，四顧茫茫一片荒涼，像廣場又沒有廣場的情調，不像台北的紅磚道有溫暖感。

　　麥氏夫婦知道我的脾氣，也不特地請吃飯招待，只作了一些安排。要看一個陌生的城市，除了步行都是走馬看花。最好是獨行，但是像我這樣不識方向的當然也不能一個人亂走。

　　午後麥太太開車先送麥先生上班，再帶我到畫家席德進那裡去。麥太太是美國人，活潑潑地把頭一摔，有點賭氣地說：「他是我最偏愛的一個人。（He's my favorite person.）」

　　她在大門口樓梯腳下哇啦一喊，席先生打著赤膊探頭一看，有點不好意思地去穿上襯衫再招呼我們上樓。樓上雖然悶熱，佈置得簡單雅潔，我印象中原色髹漆的板壁很多，正是掛畫的最佳背景。走廊就是畫廊。我瞻仰了一會，太熱，麥太太也沒坐下就走了，席先生送她出去，就手陪我去逛街。

　　有席德進帶著走遍大街小巷，是難求的清福。他默無一語，簡直就像你一個人逍遙自在地散步，不過免除迷路的恐慌。鑽進搭滿了晾衣竿的狹巷，下午濕衣服都快乾了，衣角偶而微涼，沒有水滴在頭上。盤花金色鐵窗內望進去，小房間裡的單人床與桌椅一覽無餘，淺粉色印花掛衣袋是美國沒有的。好像還嫌不夠近，一個小女孩貼緊了鐵柵站在窗台上，一動也不動地望著我們挨身走過。也許因為房屋經巧新建，像擠電梯一樣擠得不鬱塞，彷彿也同樣是暫時的。

　　走過一個花園洋房，灰色磚牆裡圍著相當大的一塊空地，有兩棵大樹。

　　「這裡有說書的。時候還沒到，」他說。

　　想必是露天書場，籐椅還沒搬出來。比起上海的書場來，較近柳敬亭原來的樹下或是茶館裡說書。沒有粽子與蘇州茶食，茶總有得喝？要經過這樣的大動亂，才擺脫了這些黏附物──零食：雪亮的燈光下，兩邊牆上櫥窗一樣大小與位置的金框大鏡，一路掛到後座，不但反映出台上的一顰一笑，連觀眾也都照得清清楚楚。大概為了時髦妓女和姨太太們來捧場，聽完了一檔剛下場就嬝嬝婷婷起身離去，全場矚目，既出風頭又代作廣告。

　　經過一座廟，進去隨喜。這大概是全世界最家常的廟宇，裝著日光燈，掛著日曆。香案上供著蛋杯──吃煮蛋用的高腳小白磁杯，想是代替酒盅。拜墊也就用沙發上的荷葉邊軟墊，沒有蒲團。牆上掛著個木牌寫著一排排的姓名，不及細看，不知是不是捐錢蓋廟的施主。

　　祀的神中有神農，半裸，深棕色皮膚，顯然是上古華南居民，東南亞人的遠祖。神農嘗百草，本來草藥也大都是南方出產，北邊有許多都沒有。草藥發明人本來應當是華南人。──是否就是「南藥王」？──至於民間怎麼會知道史前的華南人這麼黑，只能歸之於種族的回憶，浩如煙海的迷茫模糊的。我望著那長方臉黝黑得眉目不清的，長身盤腿坐著的神農，敗在黃帝手中的蚩尤的上代，不禁有一種森森然的神祕感，近於恐懼。

　　神案上花瓶裡插著塑膠線組成的鏤空花朵。又插著一大瓶彩紙令旗，過去只在中秋節的香斗上看見過。該是道教對佛寺的影響。神殿一隅倚著搭戲台用的木材。

　　下一座廟是個古廟──當然在台北不會太古老。灰色的屋瓦白蒼蒼的略帶紫藍，色調微妙，先就與眾不同。裡面的神像現代化得出奇，大頭，面目猙獰，帽子上一顆大絨球橫斜，武生的戲裝；身材極矮，從俯視的角度壓縮了。與他並坐的一位索性沒有下半身。同是雙手擱在桌上，略去下肢的一個是高個子，軀幹拉長了，長眉直垂到腮頰上。這決不是受後期印象派影響的現代彫塑，而是當年影響馬蒂斯的日本版畫的表親或祖先。日本吸收中國文化，如漢字就有一大部分是從福建傳過去的。閩南塑像的這種特色，後來如果失傳了，那就是交通便利了些之後，被中原的主流淹沒了。（註）



※註：鹿港龍山寺未經翻修，還是古樸的原貌。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光華雜誌有它一個守護神的彩色照片，凶惡的硃紅臉，不屑地撇著嘴，厚嘴唇佔滿了整個下頦。同年十二月《時報周刊》二五一期有題作「待我休息」的照片，施安全攝：兩個擡出巡行的神將中途倚牆小憩，一白一黑，一高一矮。頎長穿白袍的一個，長眉像刷子一樣掩沒了一對黑洞洞的骷髏眼孔；是八字眉，而八字的一撇往下轉了個彎，垂直披在面頰上，如同鬢髮。矮黑的一個，臉黑得發亮，撇著嘴冷笑，露出一排細小的白牙，兩片薄薄的紅唇卻在牙齒下面抿得緊緊的──顛倒移挪得不可思議。局部的歪曲想必是閩南塑像獨特的作風。地方性藝術的突出發展往往不為人注意，像近年來南管出國，獲得法國音樂界的劇賞，也是因為中國歷史上空前的變局，才把時代的水銀燈撥轉到它身上。※

　　下首大玻璃櫃裡又有隻淡黃陶磁怪龍，上頦奇長，長得像食蟻獸，如果有下頦，就是鱷魚了，但是缺下頦，就光吐出個舌頭。背上生翅，身子短得像四腳蛇。創造怪獸，似乎殷周的銅器之後就沒有過？

　　這麼許多疑問，現成有行家在側，怎麼不請教一聲？彷彿有人說過，發問也要學問。我腦子一時轉不過來，不過看著有點奇怪而已，哪問得出什麼。連廟名沒看清楚，也都沒問是什麼廟。多年後根據當時筆記作此文，席德進先生已經去世，要問也沒處問了。那天等於夢遊症患者，午睡遊台北。反正那廟不會離席先生寓所太遠，不然我也走不動。

　　麥家這兩天有遠客住在他們家，替我在山上的日式旅館定了個房間，號稱「將軍套房」，將軍上山來常住的。進房要經過一連串的小院子，都有假山石與荷池，靜悄悄的一個人影子都不見。在房中只聽見黃昏細雨打著芭蕉，還有就是浴室裡石獅子嘴裡流出的礦泉，從方櫃形水泥浴缸口漫出來，泊泊濺在地上。房間裡榻榻米上擺著籐家具。床上被單沒換，有大塊黃白色的漿硬的水漬。顯然將軍不甘寂寞。如果上次住在這裡的是軍人。我告訴自己不要太挑剔，找了腳頭一塊乾淨土蜷縮著睡，但是有臭蟲。半夜裡還是得起來，睡在壁龕的底板上──日式客廳牆上的一個長方形淺洞，掛最好的畫，擺最好的花瓶的地方。下緣一溜光滑的木板很舒服，也不太涼。一覺睡到日上三竿，女服務生進來舖床，找不到我，嚇了一大跳。

　　幸而只住了一夜。麥家托他們的一個小朋友帶我到他家鄉花蓮觀光，也是名城，而且有高山族人。

　　一下鄉，台灣就褪了皮半捲著，露出下面較古老的地層。長途公共汽車上似乎全都是本省人。一個老婦人紮著地中海風味的黑布頭巾、穿著肥大的清裝襖袴，戴著灰白色的玉鐲──台玉？我也算是還鄉的複雜的心情變成了純粹的觀光客的遊興。

　　替我做嚮導的青年不時用肘彎推推我，急促地低聲說：「山地山地！」

　　我只匆匆一瞥，看到一個纖瘦的灰色女鬼，頰上刺青，刻出藍色鬍鬚根根上翹，翹得老高，背上揹著孩子，在公路旁一爿店前流連。

　　「山地山地！」

　　吉普賽人似的兒童，穿著破舊的T恤，西式裙子，抱著更小的孩子。

　　「有日本電影放映的時候，他們都上城來了，」他說。

　　「哦？他們懂日文？」

　　「說得非常好。」

　　車上有許多乘客說日語。這都是早期中國移民，他們的年青人還會說日文的多得使人詫異。

　　公共汽車忽然停了，在一個「前不巴村，後不巴店」的地方。一個壯碩的青年跳下車去，車掌也跟著下去了。忽然打起架來，兩人在地下翻滾。藍天下，道旁的作物像淡白的蘆梗矮籬似的齊臻臻約有二尺高。

　　「契咖茹喲！契咖茹喲！（搞錯了喲！）」那青年在叫喊。

　　司機也下去了，幫著打他。

　　大概此地民風強悍。一樣是中國人，在香港我曾經看見一個車掌跟著一個白坐電車的人下去，一把拉住他的西裝領帶，代替從前的辮子，打架的時候第一先揪的。但是那不過是推推搡搡辱罵恫嚇，不是真動武。這次我從台灣再去香港，有個公車車掌被抓進警察局，因為有個女人指控他用車票打孔機打她。──他們向來總是把那件沈重的鐵器臨空扳得軋軋響，提醒大家買票。──那也還不是對打。香港這一點是與大陸一致的，至少是提倡「武鬥」前的大陸。

　　這台灣司機與車掌終於放了那青年，回到車上來。

　　「他們說這人老是不買票，總是在這兒跳下去，」我的青年朋友把他們的閩南話譯給我聽。

　　挨打的青年站起來拍拍身上的灰塵。他的美軍剩餘物資的茶褐色襯衫撕破了。公車開走了，開過他身邊的時候，他向它立正敬禮。他不會在日據時代當過兵，年紀不夠大，但是那種奇異的敬意只有日本有。

　　觀光客大都就看個教堂，在中國就是廟了。花蓮的廟比台北還更家庭風味，神案前倚著一輛單車，花瓶裡插著雞毛撣帚。裝置得高高的轉播無線電放送著流行音樂。後院紅磚闌干砌出工字式空花格子，襯著芭蕉，燈影裡偶有一片半片蕉葉碧綠。後面廚房裡昏黃的燈下，牆上掛著一串玲瓏的竹片鎖鍊，蒸饅頭用的。我不能想像在蒸籠裡怎麼用，恨不得帶回去拿到高級時裝公司去推銷，用作腰帶。純棉的瑞士花布如果亂紅如雨中有一抹竹青，響應竹製衣帶，該多新妍可喜！

　　花蓮城隍廟供桌上的暗紅漆筊杯像一副豬腰子。浴室的白磁磚牆。殿前方柱與神座也是白磁磚。橫擋在袖案前的一張褪色泥金彫花木板卻像是古物中的精品。又有一對水泥方柱上刻著紅字對聯。忽然一擡頭看見黑洞洞的天上半輪涼月──原來已經站在個小院子裡。南中國的建築就是這樣緊湊曲折，與方方正正的四合院大不相同。月下的別院，不禁使人想起無數的庵堂相會的故事。



　　此地的廟跟台北一樣，供香客插燭的高腳蠟台上都沒裝鐵簽──那一定是近代才有的。台灣還是古風，山字架的下截補換了新木，更顯出上半的黯黑舊白木棍棒的古拙。有的廟就在木架上架隻小籐籮，想必籮中可以站滿蠟燭──一隻都沒有，但是揣度木架的部位與高矮，不會不是燭台。因陋就簡，還是當初移民的刻苦的遺風。

　　還有一個特點是神像都坐在神龕外，綉幔前面。乍看有點看不慣，太沒掩蔽，彷彿喪失了幾分神祕莊嚴。想來是神像常出巡，擡出擡進，天氣又熱，揮汗出力搬扛的人挨挨擦擦，會汙損絲綢帳幔。我看見過一張照片上，廟門外擠滿了人，一個穿白汗背心的中年男子笑著橫抱著個長鬚神像，臉上的神情親切，而彷彿不當樁事，並不肅然。此地的神似乎更接近人間，人比在老家更需要神，不但背鄉離井，同荒械鬥「出草」也都還是不太久以前的事，其間又還經過五十年異族的統治，只有宗教是還是許可的。這裡的人在時間空間上都是邊疆居民，所以有點西部片作風。我想起公共汽車旁的打鬥。

　　花蓮風化區的廟，荷葉邊拜墊上鑲著彩色補釘圖案，格外女性化些。有一隻破了的，墊在個大缸底下。高僧坐化也是在缸中火葬的，但是這裡的缸大概是較日常的用途。缸上沒有木蓋，也許還是裝自來水前的水缸。香案前橫幅浮彫板上嵌滿碎珊瑚枝或是海灘石子作背景。日光燈的青光下，綉花神幔上包著的一層玻璃紙閃閃發光。想必因為天氣潮濕，怕絲綢腐爛。

　　夜間沒有香客，當然是她們正忙的時候。殿外大聲播送爵士樂，更覺冷冷清清。廊下一群廟祝高坐在一個小平台上，半躺在籐椅上翹著腳喝茶談天。殿側堆著鑼鼓樂器，有一面大鼓上寫著「特級」二字。

　　附近街上一座簡陋的三層樓木屋，看上去是新造的，獨門獨戶站在一小塊空地上，門口掛著「甲種妓女戶」門牌。窗內燈光雪亮，在放送搖滾樂。靠橋直挺挺兩隻木椅，此外一無所有。兩個年青的女人穿著短旗袍，長頭髮披在背上，彷彿都是大眼睛高個子高胸脯，足有國際標準，與一個男子在跳搖滾舞。男子近中年了，胖胖的，小眼睛，有點豬相，拱著鼻子，而面貌十分平凡，穿著米色拉鍊夾克，隨和地舒手舒腳，至多可以說跟得上。但是此地明明不是舞校，也許是他們自己人閒著沒事做廣告。

　　二等妓院就沒有這麼純潔了。公共食堂大觀園附設浴堂，想也就是按摩院，但是聽說是二等妓院。樓下一排窗戶裡，有一張籐躺椅上舖著條毛巾被，通內室的門裡有個大紅織錦緞長旗袍的人影一閃。這樣衣冠齊整怎麼按摩？似乎與大城市的馬殺雞性質不同。

　　另一個窗戶裡有個男子裸體躺在籐椅上，只蓋塊大毛巾。又有個窗戶裡，一個人傴僂著在剪腳趾甲。顯然不像大陸上澡堂子裡有修腳的。既然是自理，倒不省點錢在家裡剪，而在這春宵一刻值千金的時候且忙著去剪腳趾甲。雖然剛洗過澡指甲軟些容易剪，也是大殺風景的小小豪舉。

　　這一排窗戶不知是否隔成小室的統間，下半截牆漆成暗綠色，上半截奶油色，壁上有隻老式掛鐘。樓下大敞著門，門前停著許多單車，歪歪斜斜互相偎倚著疊放。大門內一列深棕色櫃台，像旅館或醫院掛號處。牆壁也漆成同樣的陰暗的綠色，英美人稱作「醫院綠」的。

　　大概因為氣候炎熱需要通風，彷彿沒有窗簾這樣東西，一律開放展覽。小電影院也只拉上一半鐵門，望進去黑洞洞的一直看到銀幕與兩旁的淡綠色舞台幕。

　　風化區的照相館門口高高下下掛滿妓女的照片，有的學影星張仲文長髮遮住半邊臉，有的像劉琦，都穿著低領口夜禮服。又有同一人兩張照片疊印的，清末民初盛行的「對我圖」。

　　夜遊後，次日再去看古屋。本地最古老的宅第是個二層樓紅磚屋，正樓有飛簷，山牆上鑲著湖綠陶磁挖花壁飾，四周簇擁著淡藍陶磁小雲朵。兩翼是平房。場院很大，矮竹籬也許是後添的。院門站得遠遠的，是個小牌樓，上有飛簷，下面一對紅磚方柱。

　　台灣彷彿一直是紅磚，大概因為當地的土質。大陸從前都是青磚，其實是深灰色，可能帶青灰。因為中國人喜愛青色──「青出於藍而勝於藍」──逕稱為青磚。紅磚似是外來的，英國德國最普遍的，條頓民族建築的特色。在台灣，紅磚配上中國傳統的飛簷與綠磁壁飾，於不調和中別有一種柔艷憨厚的韻味。

　　有個嘉慶年間的廟，最由的一翼封閉了，一扇門上掛著木牌，上寫「辦公處Office」。側面牆上有個書卷形小窗，兩翼各嵌一隻湖綠陶磁挖花壁飾作窗櫺，中央的一枚想必砸破了，換裝三根原木小棍子，也已經年深月久了，予人的感覺是原有的，整個的構圖倒更樸拙有致。

　　又有一幢老屋，普通的窗戶也用這種八角形綠磁挖花壁飾作窗櫺，六隻疊成兩行。後加同色木柵保護，褪色的淡藍木柵也仍舊溫厚可愛，沒有不調和。

　　小巷裡，採茶葉的婦人揹著孩子在門前平台上席地圍坐，大家合捧著個大扁蔑籃，不住地晃動著。籃子裡黑色的茶葉想必是烏龍，茶香十步外特別濃。另一家平台上堆滿了舊車胎。印度也常有這種大門口的平台。

　　年青的朋友帶我來到一處池塘，一個小棕櫚棚立在水心。碧清的水中偶有兩叢長草倒影。是農場還是漁塭？似乎我的導遊永遠都是沈默寡言，我不知道怎麼也從來不問。

　　有個長髮女郎站在亮藍的水裡俯身操作，一件橙黃桔綠的連衫裙捲到大腿上；面貌身材與那兩個甲種妓女同一類型，不過纖巧清揚。除了電影裡，哪有這等人物這身打扮作體力勞動的？如果我是貴賓來參觀，就會疑心是「波田姆金的村莊」──俄國女皇凱薩琳二世的寵臣波田姆金（Potemkin）在女皇遊幸途中遍植精雅的農舍，只有前面一堵假牆，又徵集村姑穿著當地傳統服裝載歌載舞，一片昇平氣象。

　　這美人想必引人注目慣了，毫不理會我們眈眈遙視，過了一會，逕自蹚水進棚去了。我這才微弱地噯呀了一聲，帶笑驚嘆。那青年得意地笑了。

　　此地大概是美人多。一來早期移民本來是南國佳人，又有娶山地太太的高山族，至少是花蓮的阿美族比著名出美人的峇里人還要漂亮。

　　我們沿著池邊走到一個棕櫚涼亭歇息，吃柚子。從來沒吃過這樣酸甜多汁的柚子，也許因為產地近，在上海吃到湖南柚子早已乾了。我望著地下欄杆的陰影裡一道道橫條陽光。剛才那彩色闊銀幕的一場戲猶在目前，疑幻疑真，相形之下，柚子味吃到嘴裡真實得使人有點詫異。

========== 香港 =============


　　同是邊城，香港不像台灣有一水之隔，不但接壤，而且返鄉探親掃墓的來來去去絡繹不絕，對大陸自然看得比較清楚。我這次分租的公寓有個大屋頂洋台，晚上空曠無人，悶來就上去走走，那麼大的地方竟走得團團轉。滿城的霓虹燈混合成昏紅的夜色，地平線外似有山外山遙遙起伏，大陸橫躺在那裡，聽得見它的呼吸。

　　二房東太太是上海人，老是不好意思解釋他們為什麼要分租：「我們都是寄包裹寄窮了呀！」

　　他們每月寄給她婆家娘家麵條炒米鹹肉，肉乾筍乾，砂糖醬油生油肥皂，按季寄衣服。有一種英國製即融方塊雞湯，她婆婆狂喜地來信說它「解決了我們一天兩頓飯的一切問題。」砂糖他們用熱水沖了吃作為補品。她弟弟在勞改營，為了窩藏一個國特嫌犯；寫信來要藥片治他的腰子病與腿腫。她妹妹是個醫生，派到鄉下工作。「她晚上要出診，鄉下地方漆黑，又高低不平，她又怕蛇──女孩子不就是這樣。」她抱歉的聲口就像是說她的兩個女兒佔用浴室時間太長，「女孩子不就是這樣。」

　　我正趕上看見他們一次大打包。房東太太有個親戚要回去，一個七十來歲的老太太，可以替他們帶東西。她丈夫像牛仔表演捉小牛，用麻繩套住重物，掙扎得在地板上滿地滾。房東太太烤了隻蛋糕，又燉了一鍋紅燒肉。

　　「鍋他們也用得著，」她說。

　　「一鍋紅燒肉怎麼帶到上海？」我說。

　　「凍結實了呀。火車像冰箱一樣。」

　　她天亮就起來送行，也要幫著拎行李通過羅湖邊境的檢查。第二天她一看見我就叫喊起來：「哈呀！張小姐，差點回不來嘍！」

　　「噯呀，怎麼了？」

　　「嚇咦呀！先不先，東西也是太多。」她聲音一低，用串通同謀的口氣。「也是這位老太，她自己的東西實在多不過。整桶的火油，整箱的罐頭，壓成板的鹹魚裝箱，衣裳被窩毯子，鍋呀水壺，樣樣都有，夠賠嫁擺滿一幢房子的。關卡上的人不耐煩起來了。後來查到她皮夾子裡有點零錢，人民票，還是她上趟回來帶回來的，忘了人民票不許帶出來的。夥咦！這就不得了了。『這是哪來的？哈？』嗯，『你這是什麼意思？啊？』找上我了：『你是什麼人？啊？你跟她是什麼關係，哈？你在這幹什麼，啊？』」房東太太虎起一張孩兒面，豎起一雙弔梢眼，吼出那些「啊」「哈」。「噯呀我說我什麼都不知道，我是來送行的──心裡嚜一直急得要死。」她皺著眉嘖的一聲，又把聲音一低，竊竊私語道：「這位老太有好幾打尼龍襪子縫在她棉袍裡。」

　　「帶去賣？」

　　「不是，去送禮。女人穿在長袴裡。」

　　「──看都看不見！」

　　「不是長統的。」她向她小腿上比劃了一下。「送給幹部太太。她總喜歡誰都送到。好能幹呵，老太。她把香港拍的電影進口。給高幹看的。要這麼些錢幹什麼？哈？七十歲了，又沒兒女，哈？」她笑了。

　　這時候正是大躍進後大飢荒大逃亡，五月一個月就有六萬人衝出香港邊界。大都是鄰近地帶的鄉民。向來是農民最苦，也還是農民最苦。十年前我從羅湖出境的時候，看見鄉下人挑著擔子賣菜的可以自由出入，還羨慕他們。我們火車上下來的一群人過了羅湖橋，把證件交給鐵絲網那邊的香港警察。拿了去送到個小屋去研究，就此音信杳然。正是大熱天，我們站在太陽地裡等著。這香港警察是個瘦長的廣東靚仔，戴著新款太陽眼鏡，在大陸來的土包子眼中看來奇大的墨鏡，穿的制服是短袖襯衫，百慕達短袴，燙得摺痕畢挺，看上去又涼爽又倔傲，背著手踱來踱去。中共站崗的兵士就在我們旁邊，一個腮頰圓鼓鼓的北方男孩，穿著稀皺的太大的制服。大家在灼熱的太陽裡站了一個鐘頭之後，那小兵憤怒地咕嚕了一句，第一次開口：「讓你們在外頭等著，這麼熱！去到那邊站著。」他用下頦略指了指後面一箭之遙，有一小塊陰涼的地方。

　　我們都不朝他看，只稍帶微笑，反而更往前擠近鐵絲網，彷彿唯恐遺下我們中間的一個。但是仍舊有這麼一剎那，我覺得種族的溫暖像潮水沖洗上來，最後一次在身上沖過。

　　我學生時代的香港，自從港戰後回上海，廢學十年，那年再回去，倒還沒怎麼改變，不過校園後面小山上的樹長高了，中間一條磚砌小徑通向舊時的半山女生宿舍，比例不同了，也有點「面熟陌生」。我正眼都沒看它一眼，時間的重量壓得我擡不起頭來，只覺得那些拔高了的小杉樹還有點未成年人的伶仃相，一個個都是暗綠的池中暗綠的噴泉向白色的天上射去，嘩嘩地上升，在那一剎那間已經把我拋下很遠，縮小了而清晰異常，倒看的望遠鏡中人，遠遠的站在地下。沒等這畫面成形，我早已轉身走開了。

　　這次別後不到十年，香港到處在拆建，郵筒半埋在土裡也還照常收件。造出來都是白色大廈，與非洲中東海洋洲任何新興都市沒什麼分別。偶有別出心裁的，抽屜式洋台淡橙色與米黃相間，用色膽怯得使人覺得建築師與畫家真是老死不相往來約兩族。

　　想必滿山都是白色高樓，半山的杜鵑花早砍光了。我從來沒問起。其實花叢中原有的二層樓薑黃老洋房，門前洋台上被了漆的木柱欄杆，掩映在嫣紅的花海中，慘戚得有點刺目，但是配著碧海藍天的背景，也另有一種淒梗的韻味，免得太像俗艷的風景明信片。

　　這種老房子當然是要拆，這些年來源源不絕的難民快把這小島擠坍了，怎麼能不騰出地方來造房子給人住？我自己知道不可理喻，不過是因為太喜歡這城市，兼有西湖山水的緊湊與青島的整潔，而又是離本土最近的唐人街。有些古中國的一鱗半爪給保存了下來，唯其近，沒有失真，不像海外的唐人街。

　　這次來我住在九龍，難得過海，怕看新的渡輪碼頭，從前光潤的半舊棗紅橫條地板拆了，換了水泥地。本來一條長廊伸出海中，兩旁隔老遠才有一張玻璃盒裝的廣告畫，冷冷清清介紹香菸或是將上映的影片。這麼寶貴的廣告空閒，不予充分利用，大有諧星的throwing line的風度──越是妙語越是「白扔掉」，不經意地咕噥一聲，幾乎聽不清楚。那一份閒逸我特別欣賞。

　　相形之下，新蓋的較大的水泥建築粗陋得慘不忍觀。我總是實在非過海不可，才直奔那家店舖，目不斜視。這樣□□，自然見聞很少。

　　但是看來南下的外省人已經同化了。孩子們在學校裡說廣東話，在家裡也不肯講任何其他方言，正好不與父母交談，別處的十幾歲的人也許會羨慕他們有這藉口。

　　耶誕節他們跟同學當面交換聖誕卡片。社會上不是教徒也都慶祝，送禮，大請客。

　　報上十三妹寫的專欄有個讀者來信說：「我今年十九歲。」一年前她父親帶她從華北逃出來，一路經過無數艱險，最後一程子路乘小船到澳門，中途被中共射擊，父親用身體遮著她，自己受了重傷，死在澳門的醫院裡。她到了香港，由父親的一個朋友給找了個小事，每個月約有一百元港幣，只夠租一個床位，勉強存活。「全香港只有我不過聖誕節，」她信上說。「請告訴我我是不是應當回大陸去。」

　　十三妹怎樣回答的，不記得了，想必總是勸勉一番。我的反應是漫畫上的火星直爆，加上許多「！」與「＃」，不管「＃」在這裡是代表什麼，當然也不值得這樣大驚小怪，在封閉的社會裡，年青人的無知，是外間不能想像的。連父母在家裡有許多話也都不敢說，怕萬一被子女檢舉。一到了香港的花花世界，十九歲的女孩正是愛美的年齡，想裝飾自己的慾望該多強烈。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是真寧可回到「大家沒得」的地方，少受點痛苦。不過一路出來，沒有糧票路條，不靠親友幫忙決走不了這麼遠。一回去追究起來，豈不害了這些恩人？

　　我覺得這是個非常好的故事，緊張，悲壯，對人性有諷刺性的結局。可惜我不會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