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蔣介石在918

東方軍事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悍然制造“九一八”事件，發動對中國的全面侵略。面對這一突發事變，中國的最高領導人蔣介石，東北地方的最高長官張學良，他們作出了什麼樣的反應和決策？不抵抗主義如何出籠？多年以來，一直流傳著是蔣介石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下令不抵抗，張是代人受過的說法，張到底有沒有為蔣背黑鍋？張下令不抵抗的背後原因是什麼？本文將依據史料提出看法。

1931年9月18日夜10時20分，日本關東軍南滿鐵路守備隊柳條湖分遣隊按預定計劃炸毀南滿鐵路沈陽北郊柳條湖一段鐵軌，並誣為中國軍隊所為，隨後，關東軍炮擊北大營，並大舉進攻沈陽，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發生了……

一、不抵抗主義出籠

面對日本的武裝進攻，東北地方當局毫無思想准備。9月18日當晚，駐守北大營的第七旅高級軍官，自旅長王以哲以下，大都在外未歸，僅有參謀長趙鎮藩在營中。日軍的進攻剛一開始，趙鎮藩就立即用電話向第七旅旅長王以哲報告和請示，隨後又直接向東北軍參謀長榮臻報告，榮命令部隊不要抵抗，並和遼寧省主席臧式毅一起將情況急報時在北平就醫的張學良。正在北平前門外中和戲院陪人看戲的張聞訊立刻趕回養病的協和醫院，接通榮臻電話後指示：“尊重國聯和平宗旨，避免衝突。”得到張指示的榮臻隨即發布了一道極為荒謬的不抵抗命令，第七旅官兵必須“不准抵抗，不准動，把槍放到庫房裡，挺著死，大家成仁，為國犧牲”。對於正被日軍炮火猛烈攻擊的第七旅官兵而言，榮臻的命令完全是不可理喻。經過趙鎮藩反復請示，榮臻才算發了善心，同意讓第七旅在必要時可以向東移動。次日凌晨3時第七旅向東突圍而出，有些軍官堅持服從榮臻的命令不肯離開，最後被士兵強行架走，電張學良，報稱：“日兵自昨晚10時開始向我北大營駐軍實行攻擊。我軍抱不抵抗主義總算沒有以挺著死的方式為國捐軀。”張對此表示認可，在19日同《大公報》記者談話時表示：“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對日兵挑釁不得抵抗，故北大營我軍早令收繳槍械，存於庫房，昨晚日軍以三百人攻入我軍營地，開槍相擊，我軍本無武裝，自無抵抗。”不抵抗主義就此粉墨登場。

二、不抵抗主義誰之過？

面對日寇的入侵，東北地方當局實行了不抵抗主義。這種做法立即受到國人的指責和痛罵，張學良也因此被罵為“不抵抗將軍”。但多年以來，一直流傳著是蔣介石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下令不抵抗，張是代人受過的說法。其中最有名的材料是曾任張學良機要秘書的郭維城提供的，他在1946年8月15日發表廣播演說時稱：“‘九一八’事變當時，張學良將軍在北平，一夜之間，十幾次電南京蔣介石請示，而蔣介石卻若無其事地十幾次復電不准抵抗，把槍架起來，把倉庫鎖起來，一律點交日軍。這些電文一直到現在還保存著，蔣介石是無法抵賴。”(《東北日報》1946年8月24日)。於是，在許多歷史著作中，蔣決策不抵抗，張忠實執行便成了定論。但直到今天，歷史研究者們都始終無法找到任何一份蔣在“九一八”事變當時命令張不抵抗的電報或手諭，這不能不讓人產生疑問，而考察蔣在“九一八”事變前後的行蹤，就可以發現所謂蔣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下令不抵抗的說法站不住腳。

1931年9月18日，時任國民政府主席的蔣介石匆匆登上永綏號軍艦，離開南京沿江西航。蔣此行的目的是前往南昌督剿江西境內的紅軍。當19日凌晨南京中央黨部接到張學良報告“九一八”事變情況的電報時，正在艦上休息的蔣還對此一無所知。19日上午在蔣缺席的情況下召開了中常委臨時會議，決定以中執委名義通知各省市和海外黨部，日軍侵入東北，全黨須團結一致，並急電蔣介石回京主持一切。(李新主編：《中華民國大事記》第三冊，236頁)永綏號軍艦於當天到達湖口，在此蔣接到上海方面的急電才得知“九一八”事變的消息。他隨即改變原定計劃，決定抵南昌後坐飛機回南京。19日晚8時左右蔣在南昌給張發出了事變後的第一封電報，全文如下：“限即刻到。北平張副司令勛鑒：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滬電知日兵昨夜進攻沈陽。據東京消息，日以我軍有拆毀鐵路之計劃，其藉口如此，請向外宣傳時，對此應力避之。近情盼時刻電告。中正叩。皓戎”(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續編》，第278頁)。可見蔣直到19日白天才由上海方面得知關於“九一八”事變的初步消息，蔣急於了解詳情，所以要張“近情盼時刻電告”。其中並無下令不抵抗之語，而所謂蔣十幾次復電不准抵抗的說法，在當時通訊條件不佳的情況下，從事變發生至沈陽淪陷不過幾個小時的時間裡，兩地間能往返幾十封電報，則無異是天方夜譚。

張學良也在生前提供了關於不抵抗決策的珍貴史料。經歷50多年漫長的幽禁生涯後，張學良在1990年6月和8月兩次接受了日本NHK電視台記者的公開采訪。在訪談中他談及“九一八”事變時坦承：“(對於日本軍隊的進攻)我當時沒想到日本軍隊會那麼做，我想絕對不會的，我認為日本是利用軍事行動向我們挑釁，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對‘九一八’事變判斷錯誤了。”(【日】臼井勝美：《日本昭和史的最後證人——張學良》，第72頁)當日本記者問他是不是接受了蔣的命令才決定不抵抗時，張回答：“我不能把‘九一八’事變中不抵抗的責任推卸給國民政府。是我自己不想擴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同上，第73頁)張的回憶得到現有史料的印證。“九一八”事變後他在與蔣的往返電報中多次提到他和東北軍對日軍的進攻“絕對抱不抵抗主義”，但從未提及這種做法是遵奉蔣的命令。

三、不抵抗政策的來龍去脈

張學良集國仇家恨於一身，對日本軍國主義十分仇視。在接掌東北大權後，他不顧日本方面的百般阻撓，毅然宣布東北易幟，維護了國家的統一。同時在東北的建設中，張把重點放在鐵路、港口建設上，積極改善軍隊裝備，以加強東北之經濟國防力量，提升抗御日本侵略的實力。盡管張對日本的擴張野心洞若觀火，但東北軍力的不足是他最大的心病。1929年爆發中東路事件，東北軍慘敗於蘇聯遠東紅軍，張也被迫作城下之盟，簽署“伯力議定書”，放棄對中東路主權的收回計劃。深感失敗屈辱的張認定東北實力不足，難以與在東北的蘇、日勢力正面對抗，正如他在晚年回憶中所說“我知道中國沒有力量跟日本打”(同上，第62頁)，因此在對日交涉中張一直保持低調。1930年下半年，張學良卷入關內新軍閥的混戰，9月18日，他發布“巧電”，入關助蔣取得中原大戰的勝利。勝利後張榮任陸海空軍副總司令，東北軍也拿下河北和察哈爾等省地盤，北方事務蔣委托張相機處理。張一時之間頗為躊躇滿志，但前後十余萬東北軍入關，令邊防力量大為減弱。日本關東軍開始蠢蠢欲動。

1931年初，日本滿鐵公司與東北當局談判交涉鐵路問題，時任國民政府鐵道部長的孫科對日方的舉動甚為擔心，提醒張學良要慎重交涉，“最好向中央推諉，以留後路”。張卻不以為然。2月底，他把談判任務交給新任命的東北交通委員會副委員會長高紀毅，自己赴北平辦公，而高亦在3月赴津，談判以不歡而散告終。同月，國民政府情報機關發現日本在遼寧撫順、山東煙台越界采煤，日產三萬噸，卻照三千噸報稅。而主管華北、東北軍政事務的張學良對此卻一無所知。隨後，又發生關東軍“事先不通知即進行軍事演習”事件，日本還陸續向南滿輸送大批兵員與軍火，東北形勢趨於緊張。
7月，發生“萬寶山事件”，在吉林省長春縣萬寶山鎮(今屬吉林省德惠縣)當地中國農民與朝鮮僑民就農田引水問題發生爭執，日本武裝警察卷入糾紛，竟使用機槍掃射中國百姓。日方還利用此一事件在朝鮮各地煽動排華情緒，制造了多起排華慘案。圍繞萬寶山事件，中日展開交涉。張學良認為：“如與日本開戰，我方必敗，敗則日方將對我要求割地賠款，東北將萬劫不復。宜亟力避衝突。”(7月6日致東北政務委員會電)，主張“隱忍自重”。蔣介石和國民政府也同意張的處置意見，蔣在7月12日致電張學良，稱“此非對日作戰之時”。

萬案未了，又發生了“中村事件”。1931年5月間，日本關東軍中村震太郎大尉及其同伴井杉潛入興安嶺索倫屯墾區一帶進行間諜活動，不久被東北軍下屬之興安屯墾軍第三團發現並予以逮捕，搜獲大量其從事間諜活動的罪證。團長關玉衡召開緊急會議討論如何處理此事，出席會議的軍官對日本的侵略行徑深惡痛絕，一致主張將中村等人處死。6月26日零時30分左右，中村等四人被秘密處決。其屍體和所攜物品，除留下重要文件資料上報外，一律焚燒滅跡，投入洮兒河內。在審訊中村時，中村佩戴的手表被屯墾三團司務長李德保拿走。後來，他去洮南府嫖妓時，將其押於大興當鋪內，最後為日方所獲，導致消息走露。處理完畢後，關玉衡將所獲物證送往北平並報告了處死中村等人的情況，張學良認為問題不大，囑關“滅跡保密”。7月中旬，關東軍特務機關尋獲中村之手表，得知中村等人被秘密處死的詳情，決定借此煽動反華情緒，為侵略制造口實。8月17日，日方公布中村事件情況報告，借機在國內煽動對華作戰狂熱。日本國內對華強硬空氣高漲，形勢十分險惡，被張聘為東北外交委員會委員的老資格外交家顧維鈞感覺情況不妙，“關東軍在日本軍部的指示或教唆之下可能采取激烈的行動，或許用武力奪取沈陽，進行恫嚇”(《顧維鈞回憶錄》第1冊，412頁)，為此他先寫信給張學良，後又專門赴平勸張關注日本關東軍之動向，防止突發事件。但張對顧的告誡並不重視，也未對東北的兵力部署作相應調整，直至“九一八”事變爆發，關外東北軍仍大多集中在從山海關到遼河的北寧路沿線及中東路沿線等地，而在東北首府的沈陽只駐有17000人，與朝鮮接壤的國境線上更只有6000人，使得東北軍在應付突發事變時處於相當不利的地位。

既然決定要避免與日本開戰，面對日方咄咄逼人的挑釁，張認為退避和不抵抗是上策。9月5日他對應召抵北平的榮臻指示中村事件處理辦法時，命令“沉著應付，勿使擴大，敵果挑畔，退避為上”。9月6日張學良又自北京致電遼寧省主席臧式毅、榮臻：“對於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須萬方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於是當“九一八”事變發生時，張首先判斷是日方的又一次挑釁行為，因而作出了不抵抗的決策，令大好河山不戰而淪入敵手。

四、蔣介石默認不抵抗主義

對於“九一八”事變和日軍的舉動，蔣介石看得很清楚，“是倭寇果乘粵逆叛變，內部分裂時，而來侵我東省矣”(《蔣介石日記》1931年9月19日)，但如何抵御，他身感“夫我內亂不止……而況天災頻仍，匪禍糾纏，國家元氣，衰弊已極，雖欲強起御侮，其如力不足何”(同上)，既然力不足御侮，自然要小心應付，謹慎處理事變。9月21日蔣返回南京後，主持在京中央委員會議，商討對日策略，蔣主張“此時唯有訴諸公理，以日本侵占東省事實，先行提出國聯與簽訂非戰條約諸國……一面則團結國內共赴國難，忍讓至於相當程度，乃出於自衛最後之行動。”(《蔣主席召集會議決定對日方略紀事》，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續編》，第281頁)會議決定軍事上取不抵抗，外交上則絕不能屈服，向國際聯盟申訴，以求得公平的決斷。同日，中國駐國聯代表施肇基正式照會國聯秘書長德魯蒙，要求國聯制止日本侵略。蔣介石在第二天的國民黨南京市黨部黨員大會上發表演說，要求全國民眾“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決”。23日南京國民政府發表《告全國民眾書》，亦稱“已嚴格命令全國軍隊，對日軍避免衝突，對於國民亦一致告誡，務必維持嚴肅鎮靜之態度”。很顯然，南京國民政府在外交上與日本交鋒的同時，在軍事上默認了張在“九一八”事變後采取的不抵抗主義。

南京國民政府采取如此舉措，實乃受制於內外交困之局，國際上西方諸強陷於經濟危機困境難以自拔，國聯態度曖昧，蘇聯只要日本不侵犯其中東路權益，樂得作壁上觀。國內寧粵對立難解，雖然“九一八”事變後蔣對粵方取和解政策，但對方不依不饒，事變發生後粵方幾次發表通電，雖言抗日救國，但一再聲明“今日之計，舍蔣下野，對內對外一切救亡大計，皆將無從進行”。總之，在粵方眼中，只有打倒蔣介石，才能抗日救國。如此情況，要達成舉國一致共同抗日，談何容易。

雖然在軍事上不抵抗，在外交上蔣仍堅持一步不讓，他在9月22日電告張學良：“若日方脅迫以簽字承認21條為退兵條件，應設法嚴拒，此案在京已歸為國際交涉。”23日，蔣又在與萬福麟的談話中要其轉告張，“以外交形勢，尚有公理，東省版圖，必須完整，切勿單獨交涉而妄簽喪土辱國之約，且倭人驕橫，速了非易，不如委諸國聯仲裁，尚有根本收回之望。否則，亦不惜與倭寇一戰，雖敗猶榮也。”在中方的積極爭取下，國聯在9、10、12月三次通過解決中日滿洲問題決議案，要求日本撤兵。雖然獲得國聯的“公平裁決”，但是日本方面尋找種種借口拒不撤軍。並繼續擴大侵略範圍，至11月下旬，已進占東北大部分地區。依靠國聯裁決的外交努力陷入僵局，而國內的寧粵之爭又難見緩和(粵方堅持蔣下台為和解條件)，內外交困的蔣亦只有去職一途。

五、張學良之二度不抵抗

1931年12月15日，蔣介石在粵方壓力下通電下野，張學良也在同一天電蔣要求辭去陸海空副司令職，南京國民政府改委其為北平綏靖公署主任。此時，日軍正向錦州推進。意圖奪取整個東北。面對錦州危局，擔任特種外交委員會(該機構是“九一八”事變後設立的，主要處理對日外交)秘書長的顧維鈞曾在11月下旬提出錦州中立化方案，建議“我軍可自錦州撤至山海關，但日軍須向英、法、美各國聲明，擔保不向錦州至山海關一段區域進兵並不干涉該區域內中國行政機關及警察，此項擔保須經各該國認為滿意”。隨後由中國駐國聯代表施肇基向國聯提出“劃錦州為中立區”提案，建議中立區由英、法、意中立國軍隊駐守，日軍不得侵入。該提案由於英、法等都表示無法提供軍隊，日方又堅持錦州須在日軍管轄區內，國聯理事會於12月7日議決放棄。

中立化方案告終後，顧維鈞認為錦州不可放棄，須“運用自國實力以圖保存”，不排除以武力保衛之。他的主張得到特種外交委員會和蔣的贊同。而坐鎮北平的張學良依然鐘情於不抵抗主義。自“錦州中立化”方案提出後，他便對此大感興趣，11月底，張學良與日本公使館參事矢野真就“錦州中立化”問題進行直接交涉，同時開始安排東北軍撤出錦州。對此國民政府甚為憂慮，顧維鈞於12月2日致電張，告知“錦州問題，如無中立國團體切實保證，不劃緩衝地帶，如日軍進攻，應積極抵抗”。(“九一八”事變後顧維鈞等致張學良密電)3日，顧又電張相勸：“兄擬將錦州駐軍自動撤退，請暫從緩。”(同上)5日，顧又與宋子文聯名致電張學良：“現在日人如進兵錦州，兄為國家計，為兄個人計，自當力排困難，期能防御。”(同上)國聯放棄錦州中立區計劃後，12月8日，宋子文、顧維鈞兩次聯名急電張學良，要張“所提抽調駐錦軍隊一部分入關一節，請萬勿實行……吾若抽調一部後退，仍不能阻其進攻，不如堅守原防。”(同上)同一天，蔣介石也致電張：“錦州軍隊此時切勿撤退。”次日蔣又電告張：“航空第一隊已令期限3日內到平，歸副司令指揮。”以堅張守錦州之心。雖然南京國民政府一再致電反對撤退錦州駐軍，但張學良卻無意抵抗，據日方資料顯示，張已在12月7日向日本方面作出主動撤退的答復(關寬治、島田俊彥：《滿洲事變》，第345頁)。

蔣下野後，張學良更無堅守錦州之心。此時他深知日本的侵略野心是欲壑難填，但認為如無全國發動，東北軍孤軍作戰必然失敗，因而繼續堅持不抵抗主義。21日，他電令王樹常第二軍司令部：“當最近日本進攻錦州之時，我軍駐關外部隊理應防範，但若現政府方針未定時，自然不用錦州部隊進行防守，因而撤至關內，該部隊駐地為遷安、永平、灤河、昌黎。”根據張的命令，駐錦州的步兵十二旅、二十旅，騎兵第三旅相繼撤入關內，留錦兵力僅剩熊飛率領的3個公安騎兵總隊。而日軍已開始步步進逼。25日，國民政府鑒於錦州危急，電令張學良，要他“積極籌劃自己，以固強圉。對於(日軍)進攻錦州，應盡力之所及積極抵抗。”29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如遇侵犯，則抵御之”。但張認為僅靠東北軍守錦無濟於事，他復電抱怨：“是為我以東北一隅之兵，敵中鄰全國之力，強弱之勢，相去懸絕，無論如何振奮，亦必無僥幸之理！”29日，關東軍攻陷盤山，迫近錦州。“我國正規軍均不作抵抗，抵抗日軍者多為民團及義勇軍”，榮臻於同日從北平謁張返錦，以“兵力過疲，損失過重，槍彈缺乏，後援不及”為由下令各軍撤退。30日，國民政府再電令張學良堅守錦州，謂“日軍攻錦緊急，無論如何，必積極抵抗”。張置若罔聞，1932年1月2日，東北軍隊各部已從錦州撤退完畢，再演不抵抗一幕。3日，日軍輕取錦州，關內外宣告隔絕。張的不抵抗行為，再一次遭到海內外輿論的強烈譴責。

http://bbs.cqzg.cn/thread-674491-1-1.html
张学良自述：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跟中央无关！

張學良一生做過三件大事
1. 歸順中央東北易幟完成統一
2. 918事變時宣布不抵抗政策讓日軍侵佔東北
3. 發動西安事變

張學良晚年在美國的時候接受訪問

他親口說：「不抵抗命令是他親自下的，跟中央無關」

中國大陸《炎黃春秋》雜誌2004年第一期發表張學良自述: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


有關「九一八」事變時不抵抗政策，多年來都流傳說：是蔣介石下命令讓張學良不抵抗的，但後來又把不抵抗的責任都歸到張學良的頭上。張學良替蔣介石背了黑鍋。現在史學界正在對此進行澄清。這�專門介紹張學良晚年對此問題的說法。

　　張學良晚年多次談及九一八事變時的不抵抗責任問題。他反復說明，九一八事變時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國民政府中央。他是在獲得自由的情况下談這一問題的。

　　1990年，日本廣播協會採訪張學良時，張學良說：九一八事變時，「我認為日本利用軍事行動向我們挑釁，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這個事件能和平解決……我對『九一八事變』判斷錯了。」「是我自己不想擴大事件，採取了不抵抗政策。」「當時沒想到日本人會大規模地進攻，所以判斷，不可乘日本軍部的挑釁而擴大事件。」「到現在有很多學者認為是中央政府下達過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負責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變』中不抵抗的責任推卸給中央政府。」

　　但日本廣播協會的採訪錄認為：「關於不抵抗政策，張學良極力證明並非蔣介石的責任，考慮到他現在所處的立場，不得不作如是說。」意指張學良身居臺灣，出於處境不能不這樣說，上述不能代表張學良的真實思想。

　　其實不然。張學良從來是「好漢做事好漢當」的性格。一般來說，他不大會屈從於形勢，言不由衷。特別是到了1990 年，不僅蔣介石早已逝去，蔣經國亦已辭世，他已基本上獲得自由。是年6月1日，臺灣政要張群等人和張學良的親友在台北圓山飯店公開為張學良九十歲生日慶壽，或可視作張學良獲得自由的一個標志。日本廣播協會採訪他是在這之後。沒過多久，他即赴美訪游。假如說，蔣氏父子，尤其是蔣介石在世時，他談歷史問題還有所顧忌的話，這時我應是可以直言了。也正因為如此，，他這時才主動邀請華人歷史學者唐德剛教授「為他回憶錄捉刀」。1991年張學良赴美在紐約期間，他又主動要求與哥倫比亞大學年輕留學生座談抗日戰爭歷史，由此引發了哥大口述歷史處與張學良合作，（開始了）記錄他口述歷史的工作。

1991 年5月28日，張學良在紐約曼哈頓中城貝公館接受紐約東北同鄉會會長徐松林偕老報人李勇等8人訪談時，有人提問：「大陸拍攝的電影「西安事變」說：蔣介石下手諭，令你對日本侵略採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沒有這道手諭呢？」張學良立即回答：「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我當時判斷日本人不會佔領全中國，我沒有認清他們的侵略意圖，所以儘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給他們擴大戰事的籍口。『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是我下的命令，與蔣介石無關。」張學良不止一次談及九一八事變時不抵抗問題，他都是這樣說的。他不僅公開答記者問如是說，即在私下對他所信任的人也同樣是這樣講的。有文章說，九一八事變發生後，蔣介石曾給張學良10餘件電報函件，令其不抵抗。張學良的部下王卓如、閻寶航建議他將這些電報妥為保存。後來張氏夫人于鳳至讓張學良赴歐考察時，特地保存在倫敦匯豐銀行保險櫃中。因為有這些電函，西安事變後，張學良夫人于鳳至即以此威脅，使國民政府中央和蔣介石不敢加害張學良。但有的學者指出：閻寶航、王卓如晚年均在大陸，也寫過有關張學良的文章，但均未提及將不抵抗命令原件存於倫敦匯豐銀行這樣的大事。據為張學良所信任，替張氏口述歷史的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工作人員張之宇記載：「張氏曾自疚，告訴筆者：封疆大吏，中東路，九一八事件，對蘇、日關係，平時我有自主權，不能說有了事，推卸責任。外間傳說我有蔣（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諭在于鳳至手中，說扯淡。于鳳至不是那種人。」

　　華人歷史學者唐德剛曾主動要為張學良錄載他的口述歷史。唐記載了張學良回答他詢問九一八事變不抵抗問題的一段談話。張學良與唐談話記錄中，對「不抵抗命令」有如下一段記述：「我要鄭重地聲明，就是關於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變不抵抗，不但書�這樣說，現在很多人都在說，這是中央的命令，來替我洗刷。不是這樣的。那個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說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絕對不是的。」張學良說：「那個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謂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衝突，他來挑釁，你離開他，躲開他。」他解釋當時他為什麼下令不抵抗：因為過去對日本的挑釁，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當時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東北那麼大的事情，我沒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沒有想到日本敢那麼樣來（指用武力侵佔整個東北――引者註）我對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報也不够，我作為一個封疆大吏，我要負這個責任。」張學良說明：「這就是我給你的解釋。不抵抗，不能把這個諉過於中央。」

　　唐笑著感慨道：「我們聽了五十多年了，都是這個說法呢，都說是蔣公打電報給你呢？」「……都說蔣公打電報給你，說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民族國家於不顧。又說你拿著個皮包，把電報稿隨時放在身上。」張學良回答說：「瞎說，瞎說，沒有這事情。我這個人說話，咱得正經說話。這種事情我不能諉過於他人。這是事實，我要聲明的。最要緊的就是這一點。這個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個兒的事情，是我的責任。」

　　張學良自述，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下不抵抗命令者，是他自己，而非中央政府。這是對「蔣介石不抵抗主義」責任最有力的澄清。

　孫科的南京政府命令“死守錦州”，張學良為什麼抗命撤軍？

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64369

這主要出之於當時的國內外形勢，使得張學良沒有下在錦州決戰的決心。在國際上，由於在事先有在錦州設立國際監管的中立區的提議，沒有作死守錦州的准備。而國內的情況又是怎麼樣呢？

蔣介石在１２月１５日在粵系的逼迫下辭職，張學良也辭去副司令的職務，但獲得一個北平綏靖公署主任的新任命，日軍奪取錦州之戰即在此後展開。以粵系為主的新南京政府，孫科為行政院長，陳友仁為外交部長。粵系胡漢民曾要求撤換張學良於前，廣州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面告日駐廣州領事須磨謂“倒蔣去張之主張，粵府與日本並無二致”於後，張焉能聽命於不久以前要求將其撤職查辦的孫、陳政府？

在孫科政府上台以前，蔣介石，顧維鈞二人均屢次向張建議：“錦州一隅如可保全，則日人尚有所顧忌……關系東省存亡甚巨。”顧於12月5日致張電中猶敦促張： “現在日人如進兵錦州，兄為國家計，為兄個人前途計，自當力排困難，期能抵御。”( 顧維鈞致張學良電，見<<傳記文學>>第48卷4期，P129) 　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64369

而張學良也應該確曾有過堅守錦州的打算，據日本關寬治等的《滿洲事變》記載，“陸軍方面收到中國方面的兩份重要電報。一份是十一月三十日由錦州的榮臻給張學良的，主要內容是說錦州附近由張廷樞的第十二步兵旅固守，很放心，因此希望取消設置中立地帶。另一份是十二月一日由張學良給蔣介石的，內容是否定關於主動撤出錦州的謠傳。張學良的這種態度反映出來之後，國民政府四日就反對設置中立地帶的方針，向國聯的中國代表施肇基發出訓電，同時開始宣傳說，設置中立地帶是日本提出的，如果國聯萬一不能阻止日本的進攻，中國不得不為自衛而戰鬥。根據中國方面的上述動向，關東軍認為，中國確實要決心保住錦州。於是，十二月十日，關東軍向中央提出，要求增派一個師團。同時要求增配重炮和山炮。”

張學良在錦州駐有重兵，日本人以四萬兵力，分三路攻錦，曾有作出重大犧牲的准備，但據《蔣總統秘錄》記載，關東軍看穿了張學良自蔣於十五日下野之後已經喪失了戰意。據日本陸軍參謀本部的「在滿州事變中軍的統率」文件中，錄有獲自中國軍方的下述兩件情報為例，分析張學良內心業已動搖：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64369

十二月二十一日北平綏靖公署令第二軍司令部：「我軍駐關外部隊，近當日本來攻錦州，理應防御；但如目前政府方針未定，自不能以錦州之軍固守，應使撤進關內，屆時，以遷安、永平、灤河、昌黎為其駐地。」

十二月二十二日張學良上蔣總統電 ：「公（蔣）今旋裡，毋任痛心！日寇近迫錦州，河北局面如何善處，乞公賜予最後指針。」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64369

十二月二十六日，張學良給錦州的榮臻下達了錦州軍對日軍作戰的指示。（關寬治等《滿洲事變》）

然而，在最後的關頭，張學良卻沒有“死守錦州”，日方的分析為“從軍事上說，他可能可以這樣認為，他無論如何也敵不過關東軍的武力，因而企圖保存實力。但是恐怕更大的原因則是，張學良當時在華北的處境要比想像的更不順。錦州之戰是與張學良關系很深的蔣介石正在下野期間發生的，所以張學良既沒有得到南京政府的支持，也沒很好地控制華北將領，如果稍一馬虎，乘其兵力用在錦州之時，勢必要爆發一場大規模的反張運動。徹底抗戰對張學良來說是‘非不為也，是不能也。’ 這也許是實際情況。 ”。（關寬治等《滿洲事變》）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64369

就在孫科國民政府給張學良發出“死守錦州”命令的同時，身為參謀總長的朱培德就在特種外交委員會上指出，“錦州至多只能守一個星期，而且關內無兵可援”，所以對於東北戰局，他以軍人立場認為：“一條路是不顧一切以赴之，另一條路便是和日本議和”（羅家倫，革命文獻，第３５輯，台北，１９６５，１２７６頁）。　南京政府若不是要求張學良單方面地不顧一切以赴之，就是一種不負責任的主張了。

當時的錦州，國民政府一再要求張固守，張後來也表示要固守，但是說，“日軍傾全國之力，而我僅一域之師”，“錦戰一開，華北全局必將同時牽動”，不斷去電請示援助。當時日本在天津有駐屯軍，山海關有守備隊，山海關方面還配有海軍艦艇。錦州之戰以前。日本就搞過一個“天津事變”，被東北軍鎮壓，張學良擔心牽動華北，不是沒有道理吧？在兩國沒有全面開戰的前提下，這些日軍又都合法存在，卷入事件的只是關東軍，華北的日本駐軍似乎仍然置身事外。可華北的日本駐軍有一個秘密配合關東軍圍殲錦州所駐東北軍的計劃，只是被關東軍方面拒絕( ５ )。東北軍在錦州外圍與日軍激戰失利後，錦州駐軍擔心退路被截斷，在沒有後方支援的情況下陷於背水一戰的境地。在這種情況下，要求張學良不顧一切，固守錦州，在軍事上來說，未免有些苛求。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64369

同時，東北方面也質疑廣東派的抗日態度是否真實，因為就是廣東派的外交部長陳友仁，當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上尉事件鬧得最凶的時候，曾經跑到日本向幣原喜重郎外相提出建議，要和日本合作來打擊蔣介石，並准備出賣滿蒙的權益，用以換取日本對廣東提供一批武器。此事，幸而錯投了門路，幣原喜重郎正是反對日本軍人這種做法的，所以兩下沒有談攏而作罷。（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１８４０－１９４５，下，東京，１９６６，５６頁。）　這樣一個南京政府，向張學良共發了三個“死守錦州”的命令，張學良也三次請援，卻無下文。“請械請彈無應，請航空隊救護隊，亦無應”（東北軍下級將領關於錦州附近 戰事的聯合宣言二件 (何新吾：東北現狀第68一73頁)）。當時孫科已經出任行政院長，但財政部長黃漢契手裡沒有一文錢可用。東北軍前方的抗議回來了，奉命守錦州的榮臻就抱怨：“中央不撥一分糧餉，不發一槍一彈，只在發命抗敵，顯然有意徒令東北軍犧牲，故置東北軍於死地”。這也反映了東北方面對廣東派的不信任。

要說他在那個時候，張學良沒有單方面犧牲自己，成全國家的精神，不假，其實，又有幾個人真能夠做到這點？而且，既然東北軍打不過日軍，“全國抗戰”的主張又得不到支持，何不堅持原來外交解決的方針，求和平解決的一線希望。再者，保留東北軍的勢力，等全國抗戰時一起使用，不是好過要東北軍單獨抵抗，逐次分散使用兵力？不管這種想法對形勢，敵我的判斷是否正確，從張學良當時的談話來看，“玉碎（指全國抗戰，東北軍自當為先鋒）可以，瓦碎就不必了”，的確反映了他的想法。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64369

這是九一八前後張學良的主導思想，到西安事變前後，他的思想就大有變化了。西安事變前，他不僅要求舉國一致抗日，也積極請求東北軍首先開赴前線抗日。1935年夏，張學良主張“馬上對日抗戰”，王卓然勸他還是用實際行動來表現， “若是未干先說，國人將要責問（你）何以不抗於沈陽，不抗於錦州，不抗於熱河？……造成不抵抗的罪名！將無辭以自解！”張學良回答：“你說的很對！但是天知道，不抵抗的責任不應由我張學良一人負，就算是我一人的罪過，那麼一誤豈堪再誤，誤東北，豈能再誤中國！”

注：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64369

１　日本政治政治學會，《到太平洋戰爭之路》，ＩＩ，東京，１９６２，ｐ２６８　這些電報都是當時日本情報機構收集到的。
２　前書，ｐ２６８
３　日本外務省檔案，６－１０－５，Ｐ４６２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64369
４ 日本外務省檔案，６－１０－５，Ｐ４３５，４２２。這些電報，日本情報檔案都是日文，這裡回譯為中文。
５　日本天津軍的計劃（摘自《滿洲事變》（日）關寬治 島田俊彥 ）：
一、將我軍主力調至山海關方面以東地區，截斷駐錦州的中國軍之退路，配合關東軍的進攻殲滅之。
二、在上述前提下，我軍以所余之兵力死守北平、天津和塘沽。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64369
三、在根據臨參委命第九號電指示精神而臨時增派的部隊尚未到達前，我軍對通過山海關之令國軍盡量不予進攻，待增派部隊到達後，按第一條規定行動。 如有從關內向關外增援之部隊應予以阻止。
也就是說天津軍想利用這個機會完成增強兵力的宿願，並與關東軍遙相呼應，在山海關殲滅錦州的中國軍，進而繼續在華北混亂的形勢下尋釁消滅平津地區的張學良政權。

張學良在東北問題上最大的失誤(1)

http://book.sina.com.cn 2007年07月10日 00:09  

連載:國破山河在：從日本史料揭秘中國抗戰   作者：薩蘇   出版社:山東畫報出版社
　　棄守錦州——張學良在東北問題上最大的失誤

　　1932年1月3日，日軍未發一槍，占領九一八之後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和遼寧省政府所在地錦州，張學良部不戰撤入關內。竊以為，這是張學良在東北問題上最大的失誤，甚至超過九一八事變時的不抵抗。

　　看日本史料，九一八事變後，日軍內部有強硬派，也有對東北軍頗為忌憚的保守派。即便是軍中，權力最高的參謀本部也是傾向保守的。分析一下，九一八以後，其實局面並不是完全不可控制。完整的黑龍江省還在馬占山手中（錦州失守時，馬雖然已經放棄齊齊哈爾，依然在海倫重建黑龍江省政府，頑強抵抗）。吉林雖然熙洽投降了，但是丁超等部抗日武裝具有相當實力。特別是東北軍主力還在遼南的錦州，遼左一帶反日運動蜂起。即便是沈陽，臧式毅被囚禁也五十余日頑強不屈。連東邊道鎮守使於祉山這樣的大漢奸，當時也在首鼠兩端——他和日、張同時聯絡，顯然在觀察時機，以便決定自己的動向。關東軍雖然初步得手，其實東北局勢最少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當時東北的中國軍事力量，按照日軍分析為——黑龍江省正規軍1.5萬，准軍事部隊1.8萬，吉林軍5.5萬（其中熙洽率領的兩萬軍隊已經投降），錦州的遼寧軍19.5萬，是東北軍的主力。沈陽失守後，張學良將東北軍政機關搬到錦州，日軍深感威脅。

　　為此，10月18日，關東軍試圖進軍錦州，驅逐張學良。然而，日軍參謀本部連續下達四次命令，堅決命令關東軍回軍，甚至最後一次用了和“奉敕”相同的命令級別。結果是關東軍直到1932年新年，始終沒有與張學良部發生地面衝突。

　　關東軍當時的局面也十分艱難，其在東北總兵力只有關東軍一萬余，朝鮮軍違令增援的三萬余。前有張學良，後有馬占山，還要擔心蘇聯乘機染指，其內部也相當的不安。從國際上說，錦州所在的北寧線鐵路屬於英國資產，日本方面很擔心攻占錦州引發國際衝突。從國內上說，關東軍“下克上”的一意孤行固然有一些下層官佐的支持，但也有不少反對的聲音，包括日本國內政壇，都有很強烈的聲音認為這種做法屬於“叛逆”。那時，日本的軍部勢力尚未膨脹到無法克制的地步。10月，大川周明等發動的兵變並未成功。即便關東軍內部，對事件的未來，也是分歧很大。因為支持關東軍行動的勢力中，頗有一部分的目的和占領整個東北三省並不一致，旅大租借問題是他們的出發點。張學良在前一年對蘇發動中東路事變，試圖收回中東路路權，讓日本朝野頗為震動。當時日本所強占的“關東州”，也就是旅大，是日本在東北地區的最重要據點。按照條約，旅大的租借即將在1932年到達租期。預料國民政府不會同意繼續租借，是其中一部分日本軍政人士支持關東軍發動事變的理由。然而，對於吞並整個東北，日本方面內部意見並不一致。

　　然而，反對的聲音到了1932年就煙消雲散，主張和解的外相幣原辭職。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關東軍進展太順利了，“勝利者是不受責備的”。

　　錦州之戰，只要張學良擺個抵抗的架子，關東軍就會內外交困——外，錦州並不是很好打的，馬占山一萬多人給日本人造成的麻煩已經夠大，如果張學良近二十萬軍隊在錦州和關東軍打起來，可不是那樣容易拿下來的；同時，關東軍自己是在違背命令的情況下進軍，這種情況下，要想打下去，只有不斷的勝利，否則只要有失敗，就不可避免內部的分裂。事實上關東軍也始終沒有真從地面去打錦州的張學良，只是派飛機轟炸而已，說明它的顧慮也是很深重的。

　　但是張學良居然一槍不發從錦州撤退了。張學良在日軍壓力面前，漸漸承受不住，終於借口等待調停，發表聲明，撤出錦州，並在1月2日完成撤軍。日軍於1月3日占領錦州，兵不血刃。

　　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結局，令人難以置信。日本方面大喜過望，即便日軍自己，也認為錦州非經過一場血戰不能取得，並集結了戰車部隊，准備應付張的反擊。

棄守錦州：張學良在東北問題上最大失誤2

http://hi.baidu.com/%BA%C3%D4%CB%B1%B1%BE%A92oo8/blog/item/3477e163450fe1630c33faca.html

1932年1月3日，日軍未發一槍，占領九一八之後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和遼寧省政府所在地錦州，張學良部不戰撤入關內。竊以為，這是張學良在東北問題上最大的失誤，甚至超過九一八事變時的不抵抗。

　　看日本史料，九一八事變後，日軍內部有強硬派，也有對東北軍頗為忌憚的保守派。即便是軍中，權力最高的參謀本部也是傾向保守的。分析一下，九一八以後，其實局面並不是完全不可控制。完整的黑龍江省還在馬占山手中（錦州失守時，馬雖然已經放棄齊齊哈爾，依然在海倫重建黑龍江省政府，頑強抵抗）。吉林雖然熙洽投降了，但是丁超等部抗日武裝具有相當實力。特別是東北軍主力還在遼南的錦州，遼左一帶反 日運動蜂起。即便是沈陽，臧式毅被囚禁也五十余日頑強不屈。連東邊道鎮守使於祉山這樣的大漢奸，當時也在首鼠兩端——他和日、張同時聯絡，顯然在觀察時機，以便決定自己的動向。關東軍雖然初步得手，其實東北局勢最少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當時東北的中國軍事力量，按照日軍分析為——黑龍江省正規軍1。5萬，准軍事部隊1。8萬，吉林軍5。5萬（其中熙洽率領的兩萬軍隊已經投降），錦州的遼寧軍19。5萬，是東北軍的主力。沈陽失守後，張學良將東北軍政機關搬到錦州，日軍深感威脅。

　　為此，10月18日，關東軍試圖進軍錦州，驅逐張學良。然而，日軍參謀本部連續下達四次命令，堅決命令關東軍回軍，甚至最後一次用了和“奉敕”相同的命令級別。結果是關東軍直到1932年新年，始終沒有與張學良部發生地面衝突。

　　關東軍當時的局面也十分艱難，其在東北總兵力只有關東軍一萬余，朝鮮軍違令增援的三萬余。前有張學良，後有馬占山，還要擔心蘇聯乘機染指，其內部也相當的不安。從國際上說，錦州所在的北寧線鐵路屬於英國資產，日本方面很擔心攻占錦州引發國際衝突。從國內上說，關東軍“下克上”的一意孤行固然有一些下層官佐的支持，但也有不少反對的聲音，包括日本國內政壇，都有很強烈的聲音認為這種做法屬於“叛逆”。那時，日本的軍部勢力尚未膨脹到無法克制的地步。10月，大川周明等發動的兵變並未成功。即便關東軍內部，對事件的未來，也是分歧很大。因為支持關東軍行動的勢力中，頗有一部分的目的和占領整個東北三省並不一致，旅大租借問題是他們的出發點。張學良在前一年對蘇發動中東路事變，試圖收回中東路路權，讓日本朝野頗為震動。當時日本所強占的“關東州”，也就是旅大，是日本在東北地區的最重要據點。按照條約，旅大的租借即將在1932年到達租期。預料國民政府不會同意繼續租借，是其中一部分日本軍政人士支持關東軍發動事變的理由。然而，對於吞並整個東北，日本方面內部意見並不一致。

　　然而，反對的聲音到了1932年就煙消雲散，主張和解的外相幣原辭職。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關東軍進展太順利了，“勝利者是不受責備的”。

　　錦州之戰，只要張學良擺個抵抗的架子，關東軍就會內外交困——外，錦州並不是很好打的，馬占山一萬多人給日本人造成的麻煩已經夠大，如果張學良近二十萬軍隊在錦州和關東軍打起來，可不是那樣容易拿下來的；同時，關東軍自己是在違背命令的情況下進軍，這種情況下，要想打下去，只有不斷的勝利，否則只要有失敗，就不可避免內部的分裂。事實上關東軍也始終沒有真從地面去打錦州的張學良，只是派飛機轟炸而已，說明它的顧慮也是很深重的。

　　但是張學良居然一槍不發從錦州撤退了。張學良在日軍壓力面前，漸漸承受不住，終於借口等待調停，發表聲明，撤出錦州，並在1月2日完成撤軍。日軍於1月3日占領錦州，兵不血刃。

　　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結局，令人難以置信。日本方面大喜過望，即便日軍自己，也認為錦州非經過一場血戰不能取得，並集結了戰車部隊，准備應付張的反擊。

　　錦州撤退的時候，蔣介石已經下野，孫科等國民黨中央巨頭雖然沒有足夠的力量支持張學良的作戰，但至少是希望他進行抵抗的，把責任推給國民黨未免牽強。錦州的棄守，應該是張學良自己的決定。九一八事變，可以歸結為缺乏經驗的張學良在倉促間不能良好判斷局面。但是錦州完全不同，錦州問題上沒有猝不及防的問題，應該說反映了張學良和東北軍高級將領的能力和認識存在局限。

從九一八到錦州失守幾個月的時間，東北軍沒有規復沈陽或者和日軍對抗的軍事行動，尚可以解釋為對自己的力量不足感到擔心，或者靜候國聯處理的誠意。然而，主動放棄錦州，就完全反映了張學良對和日軍對抗的畏難，甚至沒有“打打看”的勇氣。

　　當時的東北軍是否全不能戰？應該說不是這樣，張學良的東北軍此後在內戰、外戰中頗有戰鬥力。其裝備訓練也並不差，因為此後的東北軍失去自己的基地，其戰鬥力應該呈現遞減趨勢。以其兵力，如果作戰開始，即便不投入全力，至少不會比馬占山部隊更差。錦州有東北軍的東大營，物資、指揮機關齊全。錦州所在後方為山海關，前方為狹長的錦西谷地，山地可以提供較好的地障，而日軍兵力難以展開，後勤補給線也暴露在周圍抵抗力量的包圍中。這個仗，怎麼看怎麼可以打一下。以東北的人心，張的抵抗會引發怎樣的反映可想而知。李頓調查團在日軍占領的東北進行調查，東北的同胞於日軍暴虐之下，依然堅決地表達了對祖國強烈的支持——這個代價是怎樣的沉重，看看馬占山派去和李頓調查團聯絡的人員怎樣先後被殘殺就可以知道了。

　　哪怕是像征性地打一下。

　　張學良曾經解釋不願意在錦州打的原因，一個是沒有中央支持，怕打不贏；一個是不願意部下白白犧牲。

　　錦州的張學良部，是東北各地抵抗力量，特別是黑龍江馬占山的精神支柱，隨著張學良從錦州不戰而退，影響是慘痛的。

　　首先，日軍得以全力向北。馬占山為主的黑龍江省既失去精神上的支持，又失去遼寧方面軍事呼應的可能，成了地地道道的孤軍，終於被日軍擊破，東三省徹底落入日軍手中。東北各地自發的抵抗力量失去了政府的有效協調和指揮（也失去了對於政府的信任），明眼人一看可知已經難免各個擊破的命運。同時，東北的人心，也陷入失望和低沉，不復有抵抗的意志。

　　其次，關東軍越發猖獗。在日本政府中，由於占領東三省意料不到的順利，激發了日本強硬路線的瘋狂。日本人的性格，是最初投入的時候“高抬腳，輕落足”，所以今天投資機會上往往落後他國。但是一旦成功，就會進入一種癲狂的興奮狀態，不顧一切的蠻干。甲午戰爭、珍珠港，無一不是如此。假如換了熟悉日本情況的蔣百裡等人物指揮東北局面，斷不會如少帥一樣讓日本人瘋起來，對日本人無原則的讓步，只會讓他失去理智。1932年1月，張學良棄守錦州，3月，滿洲國就出爐了。從此，日本軍國主義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直到1945年把日本也帶入滅頂之災。

　　同時，這次棄守，也在東北軍內部極大地提升了畏日、動搖的情緒，以至於此後的熱河戰役中，東北軍各部全無戰心，爭先逃跑。即便是王以哲這樣的精銳和堅決抗日的少壯派，在長城戰役中，都因為再三催促中央軍接防而成為17軍的笑柄。實際上，當時投入長城抗戰並穩定古北口戰線的17軍，裝備、人員、數量都並不比東北軍好，所能夠頑強抵抗的資本，無非是有真正抵抗的決心。錦州棄守，對東北軍心理上的打擊是巨大的。

　　三千萬父老，百萬疆土，對自己在這塊生我養我土地上最後的據點，幾十萬大軍一槍不發地離去。對張學良來說，我想此後幾十年，他想到這個決定，也會感到痛切吧。

哈

你這不懂事的終於又出現啦!?

多看看本國歷史比看A片強!

你對近代哪些主題有興趣俺去替你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