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發達經濟體政策道路的分化，為全球領導人遊刃於艱難的後危機環境提供了經驗。

美國和英國似乎已經找著點北了，歐元區和日本則還在摸索。美國和英國在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後失業率曾分別飆升至10%和8.5%的高點，現在則分別降至了5.8%和6%。而過去幾年中，歐元區失業率攀升到了11.5%，日本經濟則重新陷入了衰退。

美國和英國的央行在早期就採取了激進的寬鬆貨幣政策。日本卻倒向了上調消費稅稅率以遏制預算赤字，歐洲則在應對銀行業疲軟問題方面行動遲緩，而且受制於財政緊縮這個緊箍咒。

上述危機後決策的無心試驗提供的三大經驗如下：

量化寬鬆幫助解開了一個長期以來的經濟之謎：在短期利率觸及零下限後，央行可以做些什麼來幫助經濟？當利率接近於零，央行就失去了在經濟疲軟時通常可以使用的一個工具：下調短期利率。降息會刺激借貸、支出和投資，在低迷時期通過把一個屬於更樂觀未來的經濟活動提前，幫助平滑經濟周期的變化。

在2008年底將短期利率下調至接近於零水平的美聯儲通過一項所謂的量化寬鬆政策解決了這一問題。量化寬鬆是購買長期美國國債和抵押貸款証券，旨在降低長期利率和鼓勵投資者投資股票、公司債券等其他資產來刺激經濟活動。

美聯儲於2009年開始了第一輪量化寬鬆，英國也在危機爆發後不久迅速啟動了量化寬鬆。日本央行於2013年春天開始大力使用這一工具，而歐洲央行則剛剛開始啟用。

量化寬鬆的潛在負面影響包括推動通貨膨脹大幅上升以及催生新的金融泡沫等，這些令許多經濟學家感到擔憂的問題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明確顯現。上述四個經濟體通脹膨脹率均低於2%的目標水平，但美國和英國的通脹率正在接近這一水平，而歐元區和日本則遠遠低於這一水平。盡管金融市場一些領域的發展看似有些過頭，但還沒有看到明顯的泡沫。量化寬鬆的積極影響在經濟學家中仍存在很大爭議，但鑒於美國和英國經濟的更好表現，似乎那些採取了量化寬鬆政策的國家的確有從中獲益。

布蘭迪斯大學國際商學院(Brandei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經濟學教授切凱蒂(Stephen Cecchetti)說：“我們現在知道，在利率近零的情況下，非傳統的貨幣政策工具是有效的；但在2008年，人們對這一點並沒有把握。”切凱蒂曾擔任國際清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經濟學家。國際清算銀行一直對量化寬鬆政策持懷疑態度。

在你有能力的時候整頓好你的財政，這樣一來，你就能夠應對不時之需。美聯儲主席耶倫(Janet Yellen)在本月的講話中稱，政府需要在景氣的時候大大改善結構性財政狀況，這樣才會在環境變差的時候有更多提供刺激的空間。

日本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簡稱IMF)的數據顯示，日本政府背負著龐大的債務，其債務規模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35倍，相比之下，美國和英國的債務相當於本國GDP的0.8倍。日本降低負債的措施正在妨礙日本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推動日本經濟擺脫長期低迷的努力。11月份，日本政府公布日本經濟連續第二個季度萎縮，主要是受到旨在降低政府債務的消費稅上調拖累。

相比之下，美國和英國實施的財政政策比歐洲或日本更具有彈性，英美的短期政府預算赤字一度擴大，但在危機過後逐漸消失。但美國決策者們未能就控制長期赤字達成協議，一旦發生新一輪危機，這可能成為一個麻煩。

幫助銀行迅速充實資本，而非迫使它們收縮。切凱蒂本月在一次會議上提出，美國和歐洲的政策結果出現差異，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它們調整銀行資本結構採用的做法不同。

歐洲的銀行通過收縮貸款組合以及避開高風險資產的辦法來提高資本/風險資產之比。也就是說，他們是通過縮小分母來提高資本比例。而美國的銀行則通過增加資本、也就是提高分子來提高資本比例。切凱蒂稱，籌集到資本的銀行更願意放貸，金融脆弱性的教訓蔓延至更廣泛的經濟層面。

國際清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的一份文件顯示，2009年底至2012年底，美國銀行業資本增加了2,030億美元，歐洲銀行業資本增加1,080億美元。在此期間，歐洲和美國銀行業的風險加權資產分別下降1.5萬億美元和1,540億美元。

切凱蒂稱，狀況低迷的銀行停止放貸，債台高築的消費者不再支出，前景不佳的企業停止投資。

Jon Hilsenr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