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的《金瓶梅》閱讀經曆
　　我三次閱讀《金瓶梅》的經曆，是一個對這部曠世奇書的欣賞逐步升級的過程。
　　十年前初讀《金瓶梅》，我的看法跟毛澤東當年把這部書推薦給各省委書記看時說的一樣：“《金瓶梅》不尊重婦女。”而且不尊重一切本來我們認爲一本正經的東西。現在回想起來，那是我第一次讀這部淫書，印象太突出了。
　　隔了兩年再讀《金瓶梅》，是跟第八次閱讀《紅樓夢》同時進行的。這次的閱讀經驗至今依然深刻在心。這兩部書美醜對比太強烈了，當時心里就把這兩部書做了這樣的對比：《紅樓夢》是我們童年記憶中的故鄉，《金瓶梅》是當下世界的險惡江湖；《紅樓夢》讓我們做夢，《金瓶梅》讓我們醒來；我們在《金瓶梅》的世界里傷痕累累之后，可以回到《紅樓夢》的世界療傷。
　　直到去年第三次讀《金瓶梅》，感覺真是到了欲辨已忘言的境界。這兩部書是緊緊聯系在一起的，無論對哪一部書有了新的感想，就必然聯想到另外一部，沒法分開，這次依然對這兩部書形成新的比照：《紅樓夢》是泰山，《金瓶梅》是珠穆朗瑪峰。泰山因其尊重而平易人人易于登臨，故人氣旺；珠峰因其海拔過高令人望而生畏，而一旦登上絕頂卻可以看清世情真相，曆曆在目。《紅樓夢》作者是我們的老祖母，《金瓶梅》作者是造物主。祖母對我們是溺愛，造物主是慈悲。對祖母，我們感到親切，而對造物主，我們只有敬畏。祖母除了對我們溺愛之外實際上並不能教給我們闖蕩險惡江湖的本領，而造物主是以萬物爲刍狗之心錘煉我們一副鐵石心腸來面對一切的人間冷暖，從而使我們面對一切境遇時，無喜無悲。
　　金瓶梅的百年孤獨
　　《金瓶梅》自面世之日即被目爲淫書而遭禁，我想無論是對查禁她的官府，還是指斥她的學究，甚至偷嘗這一禁果后而羞對人言的普通人來說，淫書只是一個幌子，無非找個討伐的借口，在這個幌子之下掩蓋著的是一種深層的不安，因爲缺乏接受這部書的超強的心理素質。因爲首先在表層上，《金瓶梅》顛覆了人們對以《三國》爲代表的結義兄弟的神話的向往和以《水浒》爲代表的英雄崇拜，這兩種情結都是我們民族根深蒂固的傳統精神需要。所謂顛覆，不僅僅是寫了一種跟原型不一樣的人與故事，更重要的是以其真實可信而使原型顯得虛假或過于理想化。《金瓶梅》在人們深層心理上的顛覆，也更讓人不安的是，它似乎完全回避甚至根本就是鄙視精神性的東西，因爲作者不相信，尤其是在兩性關系上，以至于看上去西門慶和他的女人們只剩下赤裸裸的性交易，致使人類發明的現代意義上的愛情顯得像是偷吃禁果后的亞當夏娃縫制的那一片遮羞布，只是一塊遮羞布而已。這一點尤其不能被當代人接受。《金瓶梅》讓人望而生畏，就因爲它太真實，作者仿佛在說，生活就是如此，誰也別裝。《金瓶梅》讓我們剝盡僞裝面對真實的自己，就像盧梭說的：“除了身體上的疼痛（和自責）以外，我們所有的痛苦都是想象的。”《金瓶梅》讓我們不習慣，是因爲我們自“糊塗始”早已經習慣爲我們經見的一切附會上一層精神的外衣，尤其是當我們無論作爲作者還是讀者時，都是這樣。
　　文學作品里的人物，往往是身爲局外人的作者對主人公的感情的想象，而且作者本人也往往是根據自己的內心需要來取舍對人的情感描寫，就像《紅樓夢》里寫到未發迹的賈雨村看到甄家丫環嬌杏回顧他一眼，便認定那女子必是個巨眼英豪，能識英雄于塵埃，脂硯齋在此處批道：“自古窮酸慣會替女婦眼里取中自己。”而實際上，《紅樓夢》本來就是作者在窮愁潦倒的晚年，用自己經過篩選與過濾的童年記憶編織的如夢往事，爲自己一顆悸動的悲心營造的一個撫慰人心精神家園，所以寫得美而又美，拒絕任何醜惡的東西威脅這個看上去如此溫暖的心靈故鄉。都說《紅樓夢》后三十回遺失，我卻以爲沒寫完，學人們根據脂硯齋批語對傳說中的“真本”結局的猜想，那是需要《金瓶梅》作者的筆力的，恐怕紅樓作者不能勝任，因爲西門慶家和賈府只能做遠親，跟江南甄家相反的另一種參照物，而永遠不可能成爲一家人。
　　《金瓶梅》的慈悲
　　《金瓶梅》的百年孤獨（這種命運我想作者本人是再清楚不過的，而且作者未必不期待百年之后有知音），我以爲還有一層更重要的原因。
　　由于后天教育的原因，人們往往事先設定人與事物有真善美與假惡醜之分，而且是想都不想就無條件地先把自己算在真善美的一方。戲劇史上有一種說法：只有在劇院里，好人和壞人的眼淚彙合在一起。這種二分法實際上是一種人爲的“階級斗爭”。在閱讀文學作品或觀看戲劇時，人們自以爲是站在真善美一方的，再加上黨同伐異的本性，于是在心理上排斥書中或戲里被設定爲醜惡的人，而且相信作者也是站在自己一邊排斥假惡醜的。
　　當人們遇到《金瓶梅》這樣一部書，遇到這樣一種對我們早在兒時在慈愛的老祖母講的鬼故事里就已經形成的最初的善惡觀的挑戰，自然就手足無措了。雖然《金瓶梅》在開篇以及在詞話本的回前詩里一再苦口婆心地勸善懲惡，但是書中沒一個好鳥，西門慶家的人干的事沒一個“好繭兒”，而且作者懷著無限的興趣對每個人每件事都津津樂道，確實讓人覺得作者“壞人心術”——早在《金瓶梅》的同時代就有很多正統文人這麽說了。
　　要理解《金瓶梅》的慈悲的性質，我們不妨從愛（包括男女之愛與親情以及西方的博愛觀念）的擴展，從施愛的主體和被愛的對象的關系，來推導一下《金瓶梅》的慈悲的深廣度。如果是一位如花似玉心性聰敏的美少女（比如林黛玉），《紅樓夢》作者愛她，我們都愛她，她的母親自然也愛她；如果是一位機關算盡太聰明的少婦（比如王熙鳳），《紅樓夢》作者依然愛她（但已經有所保留），我們還會有很多人愛她，她的母親也愛她；而如果是一位古板嚴肅毫無趣味的男人（比如賈政），《紅樓夢》作者已經敬而遠之，我們也很少有人喜歡他，而他的母親依然愛他；對那些追腥逐臭庸俗透頂（比如賈琏）或愚蠢猥瑣或陰險歹毒的男女（比如賈環母子與孫雪娥），《紅樓夢》作者已是避之唯恐不及，我們也絕少有人（但並非沒有）喜歡他們，而他們的母親依然愛著他們。以上所有這些人，逐步降級，都不排除還會有人愛。而對《金瓶梅》里那位雞奸畫童的溫秀才，恐怕人人都會像西門慶家的人一樣斥之爲豬狗，棄之如敝屣。而此時仍然有一個人不會把他完全逐出愛的世界——他的母親。《金瓶梅》作者對他筆下人物的態度，就是以一顆母心包容了所有那些不肖之子。當我讀到書中溫秀才雞奸畫童事發后，西門慶的妻妾和家人們對那位斯文敗類禽獸行徑的惡毒咒罵，全都是揭露這個可憐人的最陰暗最悲慘最令人憐憫的處境，忽然意識到這場衆口一詞的惡口討伐，誰也沒想到竟然不知不覺已經成爲一場無意識的集體辯護時，我的震驚無法形容。可詛咒的人的可原宥之處，竟然來自于詛咒的聲音——這種非凡的寫法真是曠古未有。而這種筆法在《金瓶梅》里比比皆是。這實在是地藏菩薩的大願：地獄未空，誓不成佛；衆生度盡，方證菩提。
　　不管一個人多麽令衆人討厭，哪怕“十惡不赦，死有余辜”，全世界都抛棄他的時候，仍然還會有一個人愛著他——母親。人人都是娘的孩子。母愛是唯一無條件的。而把世間所有的生靈都當做自己的孩子來愛，這就是一種無限廣大的慈悲了，在我們的觀念里，只有菩薩才有這種境界。《金瓶梅》的作者，就是菩薩。那一天，我終于明白，《金瓶梅》的世界，遠遠比《紅樓夢》的世界給我們的安全感更廣大。前面我把《金瓶梅》比作珠峰，是說它所達到的藝術高度。其實在人文關懷上，把《金瓶梅》比作大地更合適。大地之所以承載萬有，就是因爲她比什麽都低。《金瓶梅》把姿態放到最低，低到人人可以把她踩在腳下，正因如此，她托住了一切人，不讓任何一個生靈墮入不可超度的深淵。而就是這樣一部書，承受了自己的同胞四百多年的唾罵或誤解，接受與追捧者也往往只是盲人摸象。
　　我們都是普通人。我們從《金瓶梅》里多少人身上看到自己並喜愛和寬容他們，正是檢驗我們自己人性的豐富程度以及我們對這個世界的興趣的寬狹程度的標準。我們全都像金瓶梅們一樣有著各種各樣人性的弱點，而金瓶梅們的所作所爲，實際上也沒有一件不是由于人性的弱點（其實都是求生的意志，盡管常常是妄念）所致。更往深里一層想，有時候我們所做的一件小小的錯事，細究其動機，其實跟一樁罪惡，雖然大小不同，而性質是一樣的。《金瓶梅》讓我們知道所有人都是我們的鏡子，一切人間的美醜善惡都是我們可能的生命經驗。雖然《金瓶梅》作者不能，不必也不會教給我們一種處世準則，他也無意于此，但無論如何我們可以從《金瓶梅》里學會在更的高境界上超脫地看待人與世界。在《金瓶梅》的世界里，善惡相對，美醜相形，或者在根本上，善惡美醜的二分法本身就是他不予理會的。
　　于是，除了開篇和詞話本回前詩里那些障眼法式的勸善懲惡的諄諄教誨之外，《金瓶梅》作者就只津津樂道地講述那些在悲苦的世界里一刻也閑不下來的人的求生曆程，而不再對那些人做任何的道德判斷。爲了求生，一切都是允許的，只是作者本人對書中人絕不是認同，就像神造了世界與人之后，就再也不干預人間的事了，他只是看著。如果人自己良心過得去，一切都可以做，末日審判之時，天必報應。
　　而天意往往跟人心相左。爲什麽老實忠厚的武大郎死于奸夫淫婦之手而縱婦爭風的韓道國卻可以安享晚年？原來上天只贊助忍辱求生的意志而打擊求名者。韓道國知道那天晚上西門大官人要來跟他的老婆幽會，就躲到店鋪里去過夜，臨走叮囑老婆王六兒好好對待他們的恩人，是爲報答；潘金蓮本來是張大戶爲了近水樓台偷情才賜給武大郎的，而武大郎對金蓮的屈辱從未過問，只是剛一聽說老婆跟西門慶在王干娘家，就亟不可待地去捉奸，也不管真假，更無論“一塊好羊肉落在狗嘴里”的潘金蓮跟西門慶本來就是兩情相悅而且般配。
　　跟《金瓶梅》一切盡在不言中的寫法相反，關漢卿的悲劇在題目上即爲窦娥叫冤，其實窦娥不冤，你重視名聲勝過生命，上天不是滿足你了嗎？血可以濺白練，而命沒了。豈不知張驢兒鳏父子遇到窦娥寡婆媳而欲與之結爲老少兩對夫婦生一窩小驢兒爲張家世世代代繁衍人種的要求，正符合上天好生之德，天經地義，只與窦娥的人心相左，人不能勝天，所以窦娥被毀滅了。窦娥求仁而得仁，又何憾焉？窦娥不是死在貪官和無賴手里，而是死在了關漢卿心里。窦娥求貞潔之名的意志，不過是一種“時代局限性”，或者是一己之私意（看不上張驢兒——而天意不考慮這一點），而並非“永�的正義”。關漢卿開篇即爲窦娥叫屈，實際上是否定了矛盾沖突另一方要求的合理性，只有矛盾雙方經過斗爭之后哪怕是兩敗俱傷的結果，才是黑格爾所說的“永�正義的勝利”。天道跟人道真的不一樣，而且往往正好相反。比如孝道是人提倡的人道，之所以提倡，是因爲難行。人人都視子女如掌上明珠，而不孝敬老人者大有人在。其實這正是上天把繁衍人種的好生之德賦予人的天性之中了，因爲在上天看來，少小者才是世界的主人，而老年人對于生息繁衍的任務已經完成，無用了。而人道，人發明的藝術，都是跟天斗爭的曆史。天地不仁，以萬物爲刍狗。天意無情人有情，而人類曆史的無情，冥冥之中正是天意的彰顯。
　　我說這些，都是爲了說明，讀懂《金瓶梅》，我們需要的不是脈脈溫情，而是強有力的廣大的慈悲，以及一種與造物同心的超脫境界。
　　而且《金瓶梅》的慈悲，深遠廣大到已經觸及西方現代文學的主題。書中李瓶兒之死，是于無聲處聽驚雷的一章，讀到那個擁有幸福和罪孽的短暫人生的女人瀕死之時懷著無限愧悔表現出的對生命無限的留戀，無論是牽連著她對此世的懷念還是寄托著她對另一世界的渺茫期冀的那些她以爲最親密的人們，其實對她的生死都是那樣的漠不關心，我們才知道，這就是西方現代文學尤其是荒誕派戲劇通過變形處理表達的人的絕對孤獨這一主題，《金瓶梅》表現這一主題絲毫用不著改變生活的本然心態，反而更加觸目驚心。
　　《金瓶梅》的性
　　《金瓶梅》遭禁的最直接原因是因爲其中的性描寫而被目爲淫書，作者當然不會預見不到這個，但他不能不寫性，哪怕抄襲（有的段落確實是從描寫武則天淫行的《如意君傳》抄配的），也不能空白，因爲他本來立意讓《金瓶梅》無所不包。再說這樣一部書不寫性事，那麽作者的心理障礙就顯得不可解了。
　　我對《金瓶梅》的性描寫也有一個認識的過程，一開始也是誤解，但我的誤解是覺得作者在性描寫上最不用心，只是食色性也兩大內容之一不能沒有而已。當時就覺得作者對物質生活的一切都津津樂道如數家珍，唯有對性事和正式的宴席敷衍了事。直到去年我三次從影印本或網上把那些刪節文字用蠅頭小楷抄補到我所能買到的全是潔本的三個版本上時，才發現性在《金瓶梅》里原來有這麽多種含義，而且是書中人物之間的表情。世界文學里，沒有哪部書像《金瓶梅》這樣把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徹底還原到了人的本來面目，同時也把文學中的性還原到了性的本來面目（查泰來夫人的性，主要是代表作者本人的回歸自然觀）。只有跟我作者同樣天真爛漫，才能看出在《金瓶梅》里，性就是欲，各種各樣的欲：親密的要求，溫暖的索取，又愛又惱的“懲罰”，相安無事時有趣的遊戲。而歸根結底，性欲是上天賦予人的最強烈的鄉愁本能——從哪里來，回哪里去。
　　另外，書中也有把性上升到精神性和象征性的地方，那就是：對假正經的鄙視，對豪門貴族的征服（比如西門慶跟林太太）。
　　我能想象到如果《金瓶梅》作者聽到一個現代人跟他說“性是聖潔的，性是美好的”這樣的話會有什麽樣的反應。他很可能跟聽到人教小鳥唱歌或者讀到那個人教蜈蚣走路的笑話一樣忍俊不禁。
　　《金瓶梅》里幾乎每一段性描寫，都跟當時的情境有關，就像“醉鬧葡萄架”那一場性虐待，跟此前潘金蓮干的那“繭兒”有關。西門慶家的人表情達意的方式，都是靠物質和肢體語言的。所以，在這部書里，一切都是那樣的純粹，沒有雜質，也沒有雜念。
　　《金瓶梅》崇祯本東吳弄珠客序里有這樣一段話：“讀《金瓶梅》而生憐憫心者，菩薩也；生畏懼心者，君子也；生歡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禽獸耳。”
　　看來我既是君子，又是小人，還是菩薩。不是不想當禽獸，奈不遇金蓮何？
　　圓覺經里，佛說：“地獄天宮，皆爲淨土；智慧愚癡，同是般若；諸戒定慧，及淫怒癡，俱是梵性。”原來虛空山河大地，人間萬象，都是我們心里的事，萬物只是我們的鏡子。
　　《金瓶梅》的評論
　　隨便翻閱一下曆代的《金瓶梅》評論，讓我覺得四百多年來我們都沒有擺正對這部國寶級奇書的心態。
　　代表反動的官府立場直接主張查禁《金瓶梅》的衛道士可以不論。就是那些力挺《金瓶梅》並把它立爲第一奇書的曆代文人，往往也都脫不了衛道者觀念。《金瓶梅》前代論者中大概最有影響的有三家：繡像本無名評點者（一說是李漁）、張竹坡、文龍。張竹坡和文龍爲《金瓶梅》寫過完整的回評，繡像本的評點散見于各回眉批。文龍在光緒年間做過蕪湖等地知縣，這樣一位顯然是官方主流意識形態的代表者對《金瓶梅》的評論雖然也有迂腐處，倒也立論正大，可以看做是一位正人君子。張竹坡是一位典型的非主流文人，對《金瓶梅》極力推崇，倒也能逐一拈出此書每一骨頭縫里的好處，然而除一種憤世嫉俗的心理之外，卻又往往對書中人抱有成見。只有繡像本評點者是一位達人，對書中任何人都不抱成見，我覺得跟《金瓶梅》作者的心態最爲接近，那種看破世情而依然通達的心態確實很像李笠翁。
　　繡像本東吳弄珠客的序里說：“《金瓶梅》，穢書也，袁石公（宏道）亟稱之，亦自寄其牢騷耳，非有取于《金瓶梅》也。”這幾乎是前代所有《金瓶梅》論者的立論基礎，張竹坡也不例外。這些人其實全都把《金瓶梅》看做“戒淫書”，就是說先已認定《金瓶梅》是寫淫的書，只是重在一個戒字，之所以大力稱揚，也是附會爲先師不刪鄭衛之意。至于袁宏道贊譽《金瓶梅》“云霞滿紙，勝枚乘《七發》多矣。”讓我想起卓別林電影《城市之光》里那位在街頭一尊裸女塑像前做藝術欣賞狀的流浪漢查理。
　　《竹坡閑話》開口即說：“《金瓶梅》，何爲而有此書也哉？曰：此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不得于時，上不能問諸天，下不能告諸人，悲憤鳴唈，而作穢言以泄其憤也。”這不過是張竹坡以作者知音自認而已，若果真作者心態如此，是不可能寫出這麽一部超然而幽默的大書來的。在張竹坡的評論中，這種成見比比皆是。比如又說“西門慶是混賬惡人，吳月娘是奸險好人”。據我所知，以憎惡的心態寫不出可憎的人，以鄙視的心態也寫不出可鄙的人。作者只有在一種絕對自由的心態之下，才能不帶任何成見地寫出各色人等的本來面目。再偉大的作家，一旦帶有主觀成見，或者哪怕懷著“勸善懲惡”的道德勸誡來寫人，往往都會適得其反。
　　托爾斯泰否定莎士比亞，就是在他看來莎士比亞的作品寫了人類性之惡，以及由此帶來的毀滅，而沒有道德勸懲，沒有人道德上最終的“幡然悔悟”。我們來看看托爾斯泰的劇本《黑暗的勢力》中主人公典型的托爾斯泰式道德忏悔吧：尼基塔謀害了富農彼得，奪取了他的后妻阿妮西娅，又與彼得前妻的女兒阿庫里娜通奸生了一個孩子，活埋在地窖里。后來阿庫里娜嫁給鄰村一位小夥子。尼基塔就在阿庫里娜的婚禮上酒醉后良心發現，向參加婚禮的所有人忏悔這樁罪行。婚事告吹，阿庫里娜自殺了。劇中那樁罪行來自于一則真實案件的報道，結尾那個其害無窮的道德忏悔是托爾斯泰虛構的。這個事例正好印證了那句關于文學創作的早已被顛覆的名言：文學作品來自于生活低于生活。
　　古今中外的文學名著里，尤其是我國的古典文學名著里，常常會出現這樣的情況：那些代表著作者道德理想而傾力塑造的好人形象往往蒼白無力，反倒是那些作者不認同的“壞人”，往往生龍活虎，一個個眉目生動。在創作心理上，最容易理解的解釋是：在寫“壞人”時，因爲他們是“壞人”，不妨唐突，作者完全放得開，所以反倒能夠窮盡其形，而這才恰恰正是文學藝術創作時最爲需要的自由心態。
　　正因爲《金瓶梅》里沒有一個“好人”，所以每個人才都寫的那麽好，那樣曲盡幽微。而實際上好人和壞人，只在童話里才有。
　　《金瓶梅》的袅袅余音
　　對這部書，我有太多的話要說，因爲我從書中看到太多的愛與恨都被誤解了，太多幽微的心意，由于書中人的粗疏，永遠被淹沒了。而作者有心，他也有權要求這部書的讀者有心。就像西門慶大哭李瓶兒，比之于亂世佳人斯嘉麗半生癡迷阿希禮，直到白瑞德離她而去，才意識到她最愛的還是這個表面上玩世不恭的浪子，而西門慶至死都沒能明白，不擇一切手段毀滅暗算情敵，甚至爲此不惜絕了他的后的潘金蓮，才是他唯一的絕配。
　　在這篇寫給至今還沒有好好讀過《金瓶梅》的朋友的廣告里，我只想告訴你《金瓶梅》有多好，好到有時讓我以爲這部書就是前生我寫的，今世對《金瓶梅》的激賞與膜拜，就像另一部超級爆笑的喜劇小說《醒世姻緣傳》（今有人考證出此書即是同一作者的《金瓶梅》姊妹篇《玉嬌李》的別名）的男主角狄希陳朝拜無翳禅師的肉身，原來那正是他自己。
　　我想讓每個人都準備好一部《金瓶梅》，我們一起來好好品讀一次這部本該家置一編的國民文學。

讀書百遍，其義自見。
100個人讀同一本書，就會有100種的見解。--名著
100個人讀同一本書，只有1種見解。--狗屁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