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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爵 | 2011-5-24 02:29:07

1樓

當死神漸漸走近，生命開始消逝，徘徊在死亡線上的人們，生與死的對比，留下曾經與現在的肖像。
  一位治療過無數病人，挽救過無數人生命的醫生，臨終前經常被噩夢嚇醒;
  一位音樂家在病床上牽掛的不是他的親人，而是家裡那隻陪他度過多年的狗;
  一個天使一樣可愛的女孩因為母親遺傳的艾滋病，在漫長的住院期間，只是想回到家裡，跟鄰居的小夥伴們一起做遊戲;
  一位敬業的警察因為長期值夜班，只能在白天入睡，夢中也會大喊“站住！別跑！警察！”;
  一位前政府官員在國家統一後失業，原先享受的高福利沒有了，怨聲載道，一個勁地發牢騷;
  一個曾在納粹軍隊服過役的老人心事重重，一言不發，對瓦爾特的拍攝心懷警惕，決不提及自己的那段歷史 ... ...
  德國攝影師瓦爾特像拍記錄片一樣，忠實地記錄下了這些在死亡線上徘徊的人們。這些圖片曾在歐洲引起轟動，它們記錄下一些人的生與死，他們中有科學家，官員，警察，作家，銀行家，醫生，農場主，甚至還有幾歲的孩子和剛出生的嬰兒。不管他們的身份，地位和年齡有何差異，攝影師對他們的記錄無一例外地是兩張照片：一張記錄他們活著時的狀態，另外一張則是他們死亡後的表情。在這些人的臉上，有不甘心，平靜，滿懷希望，也有絕望，放棄，哭泣，害怕，還有深深的哀傷。
  攝影師的拍攝動機，很大程度上源於他在二戰中面對死亡時的慘痛經歷。
  拍攝中，瓦爾特使用對比手法，表現人類在瀕臨死亡時的精神狀態。編輯成冊的圖片在歐洲展出銷售時，一銷而空，接連再版，也引發了廣泛的爭議。但是這組作品卻獲得了包括ADC的金獎和荷賽銀獎等紀實攝影方面最高獎項，瓦爾特也被評為德國年度肖像攝影家。

作者序. 德國攝影師瓦爾特·舍爾斯（Walter Schels）

同樣的死亡等待著所有的人。沒有人今天能肯定他是否還能活得過明天。

——歐�庇得斯

生命流逝，攜帶著對存在的種種失望。在祖母的唇上似乎留著一絲微笑。死亡像一位中世紀的雕刻師，在最後的平面上刻畫出了她曾經的小女孩兒時的面部線條。

——馬塞·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

1991年，我58歲的父親身患癌症。他臨終前的一星期，母親和我守在他的醫院病床前。有時我們兩個人一起陪床，有時輪流陪。醫生給他打了嗎啡，不過也可能是因為他的病已經很重，總之在這一個星期裡，他沒有再醒來過。那是仲夏天氣，在拂曉的黎明�，護士們讓我們回家去睡一會兒。半個小時後，父親去世了。母親從小在農村長大，還在上小學時，她就已經穿著星期日的禮拜服，在消防隊的救火車房裡見到過村子裡的死人，臘一樣蒼白的臉色和褶皺的手對她來說並不陌生。她當然要去再見她死去的丈夫最後一面。

我沒有再去看父親。我沒法解釋為什麼。我甚至不能說是因為我看到了會害怕。那年我26歲。可能只是因為我沒有明白，他最後的面容仍然是他的一部分，就像我記憶中他急促的呼吸；他抽動著彷彿想要紡線的放在被單外的手指。今天，當我們在製作這本書時，我才意識到，我多想看看他最後的面容。

在開始的時候，我們面前放了一個旅行袋，豆綠色的，布料很薄。一位護士把它放在客房的地板上。也許家屬會來把它取走。這個旅行袋是亞當先生的。他在那天早上去世了，那天晚上，瓦爾特·舍爾斯和我從漢堡趕到柏林新科隆區的�卡姆臨終關懷醫院，在客房裡支好了燈架和相機。

按計劃，我們將在這�呆幾個星期。我們希望用相機和錄音機來陪伴這裡的人們走過他們人生的最後這段日子，從他們那裡了解有關生命和死亡。在以前，從童年開始，每個人都不可避免地要去面對垂死的和死去的家人。那時候，死亡往往發生在家裡。今天，人們很容易就能逃避直面苦痛和死亡。死亡的發生越來越隱秘。我們對它的認識也變得模糊。也許正是因為如此，死亡在今天的時代會給人帶來比以往更大的恐懼。而這讓我們心中盼望一個對於這個走向我們每一個人，把我們帶向未知世界的過程的更好的設想。畢竟，在我們的整個生命中，沒有什麼比面對死亡更讓我們震懾的了。

臨終關懷醫院是一個研習這種感受的好地方。在其他地方也有人死亡：在養老院，在重症觀察室，在事故現場。但是在這些地方，死亡的發生往往是不期而至，甚至是偶然事件。臨終關懷醫院則是將死的人生活的地方。多謝現代醫學的成就，在這裡的病人可以盡可能沒有痛苦，盡可能清醒地渡過他們最後的日子。住進這裡的人，知道他不會再回到他的家，知道他要告別，知道他已經沒有多少時間去處理所有的事情，知道他的生命即將走到盡頭。

我們沒有再看見已經到達了生命之旅終點站的亞當先生。他的旅行袋並沒有人來取，但是在兩個提手中間，我們看到一張手寫的清單，上面清楚地記錄了它的主人在最後的日子裡帶在身邊的東西：一雙家居鞋，一件浴袍，兩套睡衣，五雙襪子，一把剃須刀，一條洗衣帶，穿過的內衣，一個錢包。沒有任何個性化的東西，沒有照片，沒有紀念品。我們有種奇怪的感覺。似乎隨便誰都可以在這張清單下重重的劃上兩道橫線，標上：“生命的全部”。

修女希格麗特整理過很多這樣的行李，也是她列出了放在亞當先生旅行袋上的清單。她告訴我們，亞當先生在臨終關懷醫院只生活了很短的時間，他幾乎什麼都沒說過，就悄無聲息地走了。至於這件簡單的行李是否與亞當先生的生命相稱，我們已經不得而知。那麼與他的死亡呢？希格麗特認為：“從一個人帶到這裡來的東西，往往能了解到他對死亡的態度，能了解到他是否已經考慮好要放手。”有些客人運來電視椅，抱枕，檯燈，似乎這些東西可以攔住死亡到達終點的腳步。一個人在臨終關懷醫院裡簽了購買牆櫃的合同，而同一天他離開了這個世界。

有些故事同樣可以從它的結果開始倒敘。生命似乎都是類似的。雖然在今天的時代裡，當人們的健康狀態還很好時，大家並不習慣從終點出發去觀察自己的存在。很多臨終的人都跟我們說起他們在尋找自己的過去和未來之間戲劇性的聯繫：為什麼是我？為什麼是現在？為什麼是這種方式？在這樣回顧以往時，他們對自己經歷過的一切的印像都變得濃縮，同時也更加深刻。這就像把望遠鏡倒過來看，你只能看清那些大塊的東西：我是怎樣生活的，我愛過誰，我得到了什麼，我錯過了什麼？我還能做些什麼？一位女士將她的死亡描述為“生命的畢業考”：埃德格特·克拉維，67歲，梳著散亂的麻花辮，躺在淡黃色的床單上，只有在死後她才能離開這張床。她的聲音無力，而她的意志堅強，她精神毫不鬆懈地分析著發生在她身上的一切。只有在通往終點的路上，才能驗證她充滿希望的自畫像是否經受得住面前的死亡考驗。

我們的曾祖父母和他們的祖先還是熟悉這種觀點的。他們願意意識到自己存在的有限性，而這是正常的態度。聖經的第39篇聖歌裡寫道：“主啊，求你教我曉得我生命有終，我有目的地，我必須離開。”修女希格麗特也不隱瞞她的理解：“我對死亡想了很多，以及在死亡到來之前我該怎樣生活。我覺得這是在豐富自己，充實自己。”瓦爾特·舍爾斯和我始終感覺驚訝的是，那些天天照顧陪伴將死者的人們，他們如何將自己生命的快樂和對死亡的知覺結合在一起，或者至少在練習這樣做。作為初學者，我們感到困難重重。在自己身上，我們感覺到一種無助。

從我們跨出臨終關懷醫院的電梯間第一步開始，有好幾天的時間裡我們都虔誠地壓低了聲音說話。我們踮著腳尖走路，臉色嚴肅，就像那些不時從我們身邊經過、身著黑禮服、推著棺材的喪葬公司的職員一樣。用了一段時間我們才注意到，社會義工一邊整理洗好的衣服一邊唱著歌；有什麼可笑的事情時，我們也是過了很久才能夠一起跟著笑起來。我們認識的第一位客人——穆勒先生，就用他的笑話把我們弄得不知所措，而這樣的情形並不少見。後來，我們聽到走廊裡的人聲犬吠，看到兒孫們拿著他們的長笛站在祖母的床前，甚至有人給我們講到臨終關懷醫院裡舉行的婚禮。漸漸的，雖然帶著些哀愁，但是我們明白了自己身處在一個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有生活激情的地方。我們先入為主的那種“進到這裡就意味著放棄一切希望”的感覺在這裡並不存在。當然我們也遇到一些擔心自己無法控制自己的身體或擔心自己在痛苦中死去的病人；也遇到一些難以安慰的病人；也遇到一些不理會自己周圍希望去幫助他們的那些人，仍然固執地沈淪在一己的孤獨裡的病人；也遇到被捲進對生命終點和其後的未知的恐懼裡的病人。

而事實上，出乎我們意料的是，臨終關懷醫院更該說是一個保護最強烈的希望的安全之所：希望多活一些時候，希望生活的質量高一些，希望死亡來得乾脆而溫柔一些，或是希望死亡不是一切的結束——這些願望都是完全可能實現的，或者至少不是絕對不可能實現的。開始的時候，當有人跟我們說到什麼沒有可能實現的希望時，我們往往不知所措。一位女病人，洛斯韋塔·帕朔萊克，她在臨終關懷醫院是那樣的充滿生命活力，她甚至立誓說，如果她能活下來，她會繼續陪伴其他將死的人。一位四十歲的女病人希望自己痊癒後能去一個西班牙集體農莊做園丁，在她臨走前幾天她實現了自己的願望。她胸上那個巨大的潰爛的疔瘡她自己從來沒有看過一眼。瓦爾特·舍爾斯和我顫抖著坐在她的床前，聽她講她如何相信順勢療法和自己精神的自我痊癒力量。我們甚至不敢提出陪伴她直至生命終點的請求。

在我們製作這本書的若幹年中，我們一再地意識到，一個知道自己即將面對死亡的人，遠遠還不相信，死亡真的會發生。我們多次遇到這種分裂心態，以至於我們漸漸相信自己有一天可能也會抱持這種心態。

我們看到，失去理性似乎可以在一段時間�左右一種疾病的發展——儘管最後的結局其實總是一樣的。在我們訪問的所有臨終關懷醫院裡，沒有一個人記得曾經有過哪一位客人奇蹟般地康復了。但是人們在面對死亡時那種暴露出來的情感卻會帶來一些始料不及的轉變和決心：一個無家可歸者在臨終關懷醫院裡戒掉了菸酒，他每天讓人給他洗澡，刮鬍子。當他重新找回他的尊嚴時，他可以離開這個世界了。一個從男子養老院搬來臨終關懷醫院的病人，在11年後第一次又見到了自己的兒子。第二天他在平靜的睡眠中離開了。但是這樣的淨化並不是總能如願。一位女士等了幾個星期，希望能見到與她反目多年，現在定居美國的女兒。女兒在赴德的飛機上時，她走了。

看著兩個人無法相互交談，是讓人痛苦的一件事——尤其是當知道他們原本有些美好的想法想要說給彼此聽。我還記得一個男人，他每天都會在自己病危的妻子的房間裡坐上幾個小時。雖然她已經幾乎不能說話了，但是神誌還很清醒——她也很清楚，自己剩下的時間已經不多了。丈夫喋喋不休地講著天氣、汽車和女兒的假期計劃。他只是不肯說出壓在他心裡的沈重的大石頭。後來當他跟我說起這些時，他哭了：要失去自己的妻子，他害怕極了。他很想跟她道個別，為兩人這麼多年共同的生活感謝她，告訴她，他愛她。 “是什麼阻止您這樣去做呢？”我問他。 “如果我現在告訴她我愛她，她就會想，我已經放棄她了。那她就會明白，她快要死了。”難道她不是早已經知道自己要死了嗎？ “也許吧。”丈夫說。在她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後，有幾次她曾經想要和他談談自己的死。那時候他反問她：“你怎麼知道你要死了？我也一樣可能比你先死。”他想以此來趕走她對死亡的恐懼。她走了，沒有聽見他最後的愛的告白。

陪伴這對夫婦的女醫生說，談論自己的死亡，意味著暴露自己。許多人對此心存恐懼。她曾經經歷過很多絕望的病人和他們的家人，他們彼此假扮一切正常，直到最後一刻。沈默無語像一件沈重的外套，蓋在將死人們的身上。留下來的人則要經年地拖著這一切走下去。家屬往往希望病人能留下最後的遺言，像電影裡演的一樣。但是只有很少的病人在彌留之際還能說話。最後的意識清醒的時刻轉瞬即逝，在臨終關懷醫院裡常常沒有明天。

在製作這本書的過程中，只有很少幾次我們看到了在可怕的痛苦和驚嚇中來臨的生命的終點。死亡大多是毫無戲劇性地發生：病人先是明顯地虛弱下去。呼吸變得微弱，血液不再能運送足夠的氧氣，器官一個個停止工作，意識往往漸漸變得混亂。在心臟停止跳動之前，大多數人其實早已昏迷。當然，醫生的醫術也幫助這一過程盡可能波瀾不驚地進行。醫學科學將臨終的人當做病人來看待還是不久前才開始的。而從那時開始，醫生們已經能越來越好地減輕臨終病人的生理痛苦。姑息鎮痛類藥物能夠幫助無法治癒的病人減輕痛苦。特別是對付疼痛有很多種好辦法。今天，如果使用得當，嗎啡已經不會再讓人喪失神誌。至於其他症狀，如恐懼、噁心和呼吸困難，也常常可以通過藥物被控制在可以忍受的範圍內——大部分病人很願意接受這樣的幫助。這也許也是因為病人可以自己自由決定如何使用這些藥物。

搬進臨終關懷醫院的人知道，他在這裡不會得到延長生命的救助。這裡沒有人工呼吸，沒有起搏措施，沒有成堆的機器。甚至沒有白大褂。對於醫生和護理人員來講，這裡也沒有什麼可以掩飾他們的無助和困惑的跳躍性處理，比如：再照一次X光，再作一次CT，再抽一次血。不一樣的是，這裡提供所有能讓臨終病人有所放鬆的幫助，特別是時間。 �卡姆臨終關懷醫院的醫生說：“關懷有時候比藥物要重要的多。如果有人坐在他們身邊，那麼呼吸困難就不再那麼讓人無法忍受了。”

很多病人在家裡無法得到足夠的醫治，他們承受著無法忍受的痛苦，來到臨終關懷醫院，他們想要的常常只有一個：快點兒結束生命。在死亡前再次真正地生活——這是很多人已經無法想像的奢望。而當一個星期後疼痛減輕，頭腦重新清醒以後，有些人又再次有了活下去的勇氣。另一些人則不知該如何應對重新獲得的時間。一位老人天天不耐煩地等待著自己的死亡，雖然他還能散步，還可以在他自己帶來的風琴上演奏他最喜歡的曲子。韋格納先生說：“我來這裡是為了去死，為什麼我還不死呢？”但是大多數病人還是在為了能多活一天而奮鬥著。我印像中只有一位病人真的希望自己能夠安樂死：海納·施密茨，一個少言寡語、頭腦敏捷的廣告商，患了腦癌。他感覺到自己的意識像拼圖遊戲的碎片一樣一片片在剝落。其實海納·施密茨完完全全不想死，但是他無法忍受自己有一天早上醒來後可能會不再知道自己是誰。

當飛機投下的炸彈把瓦爾特·舍爾斯家和鄰居們的房子變成一片火海中的廢墟時，他只有9歲。這個戰爭中長大的孩子出生在1936年。他隨後在倒塌的房屋廢墟中從圍裙的花色辨認出自己的一個鄰居，又挖出一隻炸斷的胳膊。這些給他留下了持續一生的對屍體、骨骸和葬禮的深深恐懼。他曾經為總統，為歌劇女王，為諾貝爾獎得主和新生兒拍攝過肖像。對於在臨終關懷醫院中工作，他感覺到的不僅僅是敬畏。

我出生於1965年，還從來沒有見到過死人。對於初次接觸我也心懷忐忑。我最早的對死者肖像的記憶來源於漫畫或電視：也許是漢莎航空公司被劫持的那架飛機的死去的機長，或是被“紅軍組織”（RAF）RAF：RoteArmeeFraktion的縮寫，為1967年至1998年存在於聯邦德國及統一在的德國的恐怖組織，曾經製造過一系列恐怖襲擊事件。（譯者註）謀殺的漢斯·馬丁·施萊亞1977年9月5日，“紅軍組織”綁架了德國戴姆勒－奔馳公司的董事長漢斯·馬丁·施萊亞，以此要挾政府釋放在押的該組織成員。 1977年10月19日，漢斯·馬丁·施萊亞被恐怖分子槍殺。（譯者註）被藏在汽車後備箱裡的蜷縮的屍體。總之不是我認識的人。最近的記憶則是我在一張日報頭版看到的一張照片，上面是在特拉維夫一次恐怖襲擊中的遇難者，一個公共汽車司機，倒在方向盤上。從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臉。

每天我們都能看到被謀殺的人的照片，看到在戰爭和自然災害中遇難者的照片，讀到對他們的痛苦和死亡的精確到分鐘的報導，並不覺得有什麼不自然。但是對於每天都在發生的日常的自然的死亡，我們確很少能看到什麼報導或是照片。也許這是因為看到這些會讓我們更容易聯想到我們自己未來的終結？我們用所謂虔敬來避開這種不安。現在有這樣一種觀點：展示死者的肖像是對他的尊嚴的侵犯。我們不這麼認為：對於剛剛離世的人，我們注視他，難道不比掉開頭，不看他最後的面容更尊重他的尊嚴？

當我們意識到，我們這麼做並沒有觸犯遠古的禁忌時，我們有了更多的勇氣。這種對人的自然離世和正常死亡的避諱實際是新時代的產物。西方文化�的基督教藝術家就曾充滿激情地描繪過苦痛的各種形態。所有的教堂裡充斥著這樣的作品：我們能想到的有那些被折磨致死的聖者，那些被雕成石像或是繪成油畫的垂死的富人或是戰功卓著的領袖。而中心的代表則是聖母憐子圖（PIETA）意大利語，特指描繪聖母瑪利亞哀痛地抱著基督屍體的畫或雕刻。（譯者註）：聖母瑪利亞是怎樣哀痛地看著躺在她懷裡的主——她的兒子，被折磨得渾身血汙，額頭上汗跡斑駁，兩頰和嘴唇藍紫的耶穌基督。這一幕預示著最終的解脫。而引人注意的是，身體痛苦的徵狀——即人性的東西——是如何以一種病態的精確被描繪出來的。

瓦爾特·舍爾斯和貝阿塔·拉考塔同洛斯韋塔·帕朔萊克在一起。對於我們的祖先來說，隨時想到自己的生命易逝是他們每天要作的精神功課，所以他們顯然並不避諱對死者形象的描繪。直到上個世紀，人們還在時代名人的死亡肖像裡尋找生命的痕跡，尋找痛苦和解脫的徵兆，尋找對最後的問題的答案。在照相術起始的年代，多數垂死的人是躺在家裡的床上等待最後時刻的來臨。那時候，將一位攝影師請來為逝者照一張像並不是什麼不尋常的事。死者的家人往往將這張照片和死者的一束髮絲一同保存在抽屜�以作紀念。而如果死者是很重要的人物，如教皇或國王，報紙還往往會將這樣的照片登載在頭版上。

我們發現，當牧師所作的“臨終塗油禮”變成“病中塗油禮”之後，在大多數人不是在自己的家�而是在脫離了他們的日常生活環境的醫院或護理院裡等待最終時刻的來臨時，這種禁忌才產生。今天，誰也不願意被任何事提醒自己也是會死的，尤其不願意通過直面將死的人想到自己的死亡。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

另一方面，我們卻有另一種矛盾的、出人意料的經驗：每一次在聚會時，當人們問及我們的工作時，話題在最短的時間內一下轉變成了死亡。所有的人似乎都有一份私人的經驗要和大家共享：或是兄弟的辭世，或是母親罹患癌症，另一些人則說起瀕死的經驗或是葬禮的習俗。我們原本擔心自己會帶來墳墓樣死寂的氣氛，看來這是毫無根據的。事實是：人們願意去談論這個話題。

臨終關懷運動從開始出現起，就努力使死亡成為公眾公開的話題。幾乎每個臨終關懷醫院都可毫不費力地找到一些願意陪伴將死的人到最後的時刻、分發咖啡和糕點或是看門的義工。在這樣一個死亡頻頻光臨的地方，沒有人會覺得在一個人生命的最後時刻和他辭世後為他拍照是不敬的或是變態的。正相反，在臨終關懷醫院和很多醫院裡，人們友好而開放地接受了我們的想法。那些習慣了人們對他們的工作心存恐懼的護理人員和醫生們，幫助我們聯繫病人和他們的家人。

儘管如此，我們一開始並不肯定是否能找到願意向我們開誠佈公地談論自己的死亡的訪談對象。所以當每一個我們找到的人都至少對我們的想法表示歡迎時，我們驚訝極了。當然有些人最終還是無法想像自己出現在這樣一本書裡。然而還是有很多人同意我們去拜訪他們，採訪他們，並且在他們生時和死後為他們拍照。有時我們有種感覺，彷彿有的人只是在等待有誰能打開龍頭，讓他放出在心裡堆積的那一切。有一位受訪者說，很多來看他的人乾脆對他的狀態視而不見：“他們來到這兒，跟我大談足球。”他說，他覺得這簡直是種病態，“我想，嘿，你們還沒搞明白嗎？我要死了！”

對於有些並不把自己的生命看做怎樣特別有意義的人來說，他們很希望自己能給這個世界留下一些痕跡。有些人希望能留下一種證據：看這裡，這是現實的我！另一些人則希望通過自己的參與來支持臨終關懷運動。再有一些人則只是盼望能有人對他們的命運感興趣或是排遣無聊。

和某些被拍照的人，我們只是偶爾有聯繫，另一些人則贏得了我們的好感，我們和他們熟稔起來。很多人在這樣特殊狀態下的勇敢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們常常覺得無法想像，自己在這樣極端的生命狀態下剛剛結識的這個人，可能不久的將來就會是我們最後一次去看望他。而當這一天來臨時，我們似乎還能聽到他的聲音。我們了解他的生命故事，我們往往也認識他最近的親人。我們曾經一起歡笑，一起沈默。有時候我們嘗試去安慰他們，或是去握住他們的手。最後的一次拍照對於我們來說已經成為某種告別禮。伴隨著那種無所抱怨，所有曾經的希望和內心的爭鬥從此都結束了，而這種無所抱怨卻往往讓人難以承受。同時，看到死亡如何給一張面孔帶來怎樣的平靜，是讓人安慰的。很多人看上去真的很安祥。

對於瓦爾特·舍爾斯和我來說，我們的情感和這份工作一起在起伏。這一刻我們謹慎地希望自己能夠有一天為自己和我們所愛的人的死亡作好更好的準備，然而下一秒鐘，這種希望就可能隨即轉化為對死亡的恐懼。那些護理人員和醫生們恐怕也是同樣的感覺。與將死的人打交道可能成為一種正常的生活，但它絕不會成為例行公事。 �卡姆臨終關懷醫院的一位護士說：“你以為你會硬起心腸，但是正相反，你會變得軟弱。”

在這本書的製作過程中，我們對死亡的設想變得具體了。自然我們對自己的死亡也想了很多，而這改變了我們看待自己生命的眼光。我們不願錯過任何一次相遇。

Elly Genthe, 83歲

第一次拍攝：2002年12月31日

Elly Genthe是一個堅強、樂觀的婦女，她總是自力更生。她經常說，如果她不能照顧自己，那麼她寧願去死。我第一次見到她的時候，她面對死亡，看上去很勇敢，高度讚揚醫院的服務和職員。但是，幾天後我再次見到她，看上去她的意志正在變得衰退。

第二次拍攝：2003年1月11日

死前的最後幾個星期，她會一連睡上一整天。醒著的時候，她總是看到花瓶中爬出小人，她相信這些人會殺死他。這時，如果有人握著她的手，她就會喃喃自語：“把我弄出去，待在這個地方我的心跳會停止。救救我！我不要死！”

Roswitha Pacholleck, 47歲

第一次拍攝：2002年12月31日

“真是荒唐透頂。我居然在這個時候得了癌症，在我人生中第一次覺得生命開始的時候。”在我們初次見面時，Roswitha這樣告訴我。幾個星期前，她住進了這家醫院。她說：“這裡的人都是真正的好人。我很享受在這裡的每一天。在此之前，我的人生並不快樂。”

第二次拍攝：2003年3月6日

她沒有苛求任何人，甚至也包括她自己。她對每個人都很平和。她很欣賞在這所醫院中得到的尊敬和同情。她說：“在思想上，我知道我快死了。但是誰知道會發生什麼呢？也許會有奇蹟出現。”她發誓，如果能夠活下去，她願意一輩子在醫院�當個義工。

Gerda Strech, 68歲

第一次拍攝：2003年1月5日

Gerda不能相信，癌症將她好不容易積攢的退休金一掃而光。她告訴我：“我的整個人生就是工作、工作、再工作，沒有其他任何東西。”她在一家肥皂廠的裝配流水線上工作，獨自將孩子拉扯大。她啜泣著說：“這難道是注定的嗎？難道死亡不能等一等嗎？”

第二次拍攝：2003年1月14日

在一次探望中，Gerda說，“沒多少時間了。”她很驚慌。她的女兒試圖安慰她，說：“媽媽，有一天我們還會團聚的。”Gerda回答說：“那是不可能的。你死後不是被蟲子吃掉，就是燒成灰。”女兒央求道：“你還有靈魂呢？”母親用一種譴責的語氣說：“別跟我談靈魂。現在上帝又在什麼地方呢？”

艾爾米拉·桑·巴斯蒂安

17個月，生於2002年10月18日

首幅肖像攝於2004年1月14日

逝於2004年3月23日

她父母的家裡

除夕的傍晚，法塔梅·哈卡米登上自家房子的閣樓。她想，結束了，艾爾米拉今天就要死了。她丈夫這時候正跟她的另外兩個孩子在樓下的起居室裡聽著鄰居家男孩子們點燃第一掛爆竹。她打開窗戶，伸出頭跟上帝談話。她衝著天空喊道：“你為什麼要這麼做？我的女兒在為她的生命奮鬥。你至少應該讓她在除夕夜留在我身邊吧？”

他們的生活完全出軌了。而不久以前，一切還是那麼完美：哈卡米的丈夫，郭拉馬�·桑·巴斯蒂安，是漢諾威的一名地毯修補工，她自己是一名護士，夫婦倆生有一個女兒。在後來的兩次流產以後，夫婦倆認命了，他們相信薩米拉會是他們的獨生女兒。但是不久哈卡米又懷孕了，而且是雙胞胎！當她在B超檢查時看到有兩顆心臟在跳動時，她快樂得哭了起來，“老天爺，謝謝你！你帶走了我兩個孩子，又給了我兩個。”

艾爾米拉是雙胞胎裡先出生的那個。她是個安靜快樂的孩子。她妹妹羅米拉個子比她小，吃得很少，睡覺也不多。做母親的本來是更擔心妹妹的。但是夏天的時候，當法塔梅·哈卡米帶著雙胞胎和10歲的大女兒一起去伊朗看她父母時，艾爾米拉有一天突然吐了，隨後就沈沈地睡著了，幾乎怎麼也醒不了。她頭骨的囟門又叫“頂門”。嬰兒頭頂前部中間骨頭未合縫、能感覺到脈動的地方。（譯者註）向上鼓起，摸起來硬硬的。

在省會瑪沙德的醫院走廊裡，神經外科的醫生看著孩子的CT片子說，你女兒腦子裡有個腫瘤，而且積水嚴重。母親在同一天就收拾行李，帶著孩子從德黑蘭轉機飛回了漢堡。

哈卡米和孩子沒有回漢諾威，而是從機場直接去了漢堡的大學醫院。腫瘤很大，佔據了孩子頭部的三分之一。一位神經外科醫生為她做了組織標本切片檢查。他說：“對很多父母我都可以給他們些希望，但是您女兒這樣的狀況，我不能給您什麼希望。”不久，他們從波恩的一個實驗室得到了準確的診斷：孩子患上了一種很少見的惡性腫瘤，針對這種腫瘤至今還沒有什麼標準的治療方案。腫瘤很可能在孩子出生時就已經有了。

12月的一天，她注意到女兒看不見了。她漂亮的長著長睫毛的眼睛空洞無神，每次一有什麼動靜，孩子就害怕得發抖。後來孩子的身體開始痙攣。母親哭著把艾爾米拉送到醫院。主治醫生也很難過。他說：“我們已經救不了這孩子了。其實我們從一開始就知道是這個結果。”

在漢堡，醫生給艾爾米拉用了可的松和其他的能緩解痙攣的藥物，並且停用了嗎啡。由此，做母親的贏得了一些時間來和女兒道別，但是醫生們說，時間不會超過一個月。

絕望圍繞著法塔梅·哈卡米，就像甲殼類動物的硬殼。她希望自己能像以前一樣愛自己的另兩個孩子和自己的丈夫！但是她的心裡看到的只有艾爾米拉。孩子的父親很內斂。他話不多，看到孩子的痛苦他不能忍受。他有自己的工作，可以讓他分分神。大女兒薩米拉沒有抱怨，她安靜地做自己的功課，盡可能地安慰媽媽。小女兒羅米拉看到媽媽哭了就會跑過來，用胳膊摟著媽媽。做母親的趕緊說：“沒事沒事羅米拉！我沒事”，然後擦掉臉上的眼淚。只要她能看到艾爾米拉還在呼吸她就沒事，但是如果她死了呢？

母親來到墓地，挑了一塊地方。她買了一件小小的白裙子掛在櫃子裡。艾爾米拉的喪服。

整個世界充滿了矛盾，每件事情都有兩面，也包括法塔梅·哈卡米正身處其中的地獄：希望和無望——她不知道，這兩者裡哪一個更加殘酷。她又一次感覺到似乎生命力又一次回到了孩子柔軟的身體裡。她的臉上透出玫瑰色，她又可以叼奶嘴了。媽媽可以給她洗澡了，她終於不再感到疼了。難道上帝真的會創造一個奇蹟嗎？母親對艾爾米拉說：“我的孩子，我愛你勝過自己的生命。如果你想要離開，我會讓你走。但是如果你想要活下來，請給我一個信號！如果你不能跟我說話，那就到我夢裡來吧！”

在3月第三週一個陽光明媚的星期日，艾爾米拉停止了呼吸。母親從櫃子裡拿出那件白色的裙子。然後父母為孩子念誦“亞信”（YaSin），《可蘭經》的第三十六章節，講的是死者的重生，這是穆斯林的習慣。

那時候，當他們和薩米拉一起給雙胞胎起名字時，他們曾經為了能找到押韻的名字而很開心：薩米拉，艾爾米拉和羅米納，聽起來很配的。但是哈米拉說，當時他們不知道，這些名字的意思也很好：薩米拉的意思是雪白皮膚的女孩兒。羅米納的意思是乾淨、健康和一切從大地�新生的物質。艾爾米拉的意思是：永生。

Peter Kelling, 64歲

第一次拍攝：2003年11月29日

Peter Kelling以前從沒有得過大病。他是一個在社保局工作的公務員，有很高的道德標準。但是有一天，他被確證患了腸癌。我見到他時，癌細胞已經擴散到了肺部、肝和大腦。他低聲說：“我只有64歲，我不應該像這樣浪費時間。”

第二次拍攝：2003年12月22日

他告訴我，他整晚睡不著，思緒翻騰。他哭得很厲害，但是又不說為什麼難過。事實上，他幾乎什麼也不說，他的沈默彷彿是對周圍一切的控訴。但是有一件事，Peter Kelling一直做到了生命盡頭，那就是關注本地足球隊的比賽。直到他死的那天，房間門背後的圖表上都記錄著每一場比賽的成績。

Barbara Grone, 51歲

第一次拍攝：2003年11月11日

Barbara在一生中，一直感到自己不配活著。她是一個棄嬰，出生後不久，就被母親拋棄了。但是她靠著強烈的求生本能，養成了非常克制和自律的性格。她是這麼對我說的。在經過多年艱苦的生活後，看上去生活又重新接納了她。

第二次拍攝：2003年11月22日

但是這時癌症出現了，她得了卵巢癌，而且已經擴散到了背部和骨盆。醫生束手無策。突然間，她的心理陰影又重現了，那種熟悉的悲傷和被放棄的感覺。在她最後的時間，她告訴我，這種感覺壓倒了她。 “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一場空，”她說，“好像生活將我拋棄了。”

Maria Hai-Anh Tuyet Cao, 52歲

第一次拍攝：2003年12月5日

Maria說：“死亡一點都不可怕。我擁抱死亡，它並不是永恆。死後當我們見到上帝，我們都會變得美麗。我們只是聽從召喚回歸塵土。”

第二次拍攝：2004年2月15日

Maria對死亡的看法，深受宗教的影響。她深信她已經在冥想中看到了死後的生活。她希望，當她死時，靈魂和肉體能夠完全分離。死前的大部分時間，她都在腦海中不斷準備這個過程。

Edelgard Clavey, 67歲

第一次拍攝：2003年12月5日

Edelgard在八十年代初就離婚了，從此一直獨自生活。她沒孩子，從很小的時候起，她就積極參加新教的活動。距離去世還有一年的時候，她得了癌症，此後一直臥床不起。當病入膏肓，她感到自己是社會的負擔，真心希望死去。

第二次拍攝：2004年1月4日

“死亡是對一個人的考驗。每個人都不得不獨自經歷整個過程。我非常想死。我想變成光明世界的一部分。但是，經歷死亡卻是困難的。死亡是一個我無能為力的過程，我影響不了它。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我的生命是別人給予的，我不得不過完我的一生。現在，我要把生命交回去了。”

Beate Taube, 44歲

第一次拍攝：2004年1月16日

Beate接受乳腺癌治療已經四年了，但是我們見到她的時候，最後的化學療法也已經沒有作用了。她知道自己快死了，甚至還親自去看了墓地。

第二次拍攝：2004年3月10日

Beate感到，如果死亡時丈夫和孩子們在場，她根本做不到撒手而去。當她死時，她是完完全全一個人——她的丈夫在廚房裡煮咖啡。他後來對我說，他很失望那時不在她身旁，握著她的手。但是他知道這是她一直在說的，獨自死亡對她更容易。

克拉拉·貝倫斯

83歲，生於1920年12月2日

首幅肖像攝於2004年2月6日

逝於2004年3月3日

斯努斯臨終關懷醫院，漢堡

六個月前，貝倫斯太太從醫院搬到了臨終關懷醫院——應該說她是很不情願的。她從來不願意進任何療養院；她開始時把臨終關懷醫院也看作是類似的地方。不過後來，進入斯努斯臨終關懷醫院沒多久，她就開始覺得很愉快了。貝倫斯太太患的是癌症，同時伴有肺部的慢性疾病。她的女兒們不能照顧她，她也不想成為她們的負擔。她稱讚這裡的護工和護士，稱讚自己住的漂亮房間；房間正對著庭院，可以看見周圍的孩子們快樂地在院子裡玩。貝倫斯太太很喜歡看書，主要是小說，為了排解無聊。她的身體狀況還行，還能自己洗漱。她每天扶著自己帶輪子的推車走到餐廳去吃飯。其他的時間她就躺在床上。她已經很虛弱了，但是如果她不是正感到噁心，或是呼吸困難，她整個人看起來還是很放鬆的，幾乎可以說是生氣勃勃的。她房間的門總是開著，歡迎各種人來探望。有關她的生活？她遺憾地，但是不帶任何怨懟地說：沒有什麼可講的。

克拉拉！克拉拉這個好聽的名字是我父母給我起的。我是在漢堡克萊恩區的弗洛特貝克出生的，那是個高尚住宅區。但是我的父母只是在這個區裡負責物業的一對夫婦而已。不過儘管如此也很好了。戰爭是可怕的。整個漂亮的城市都被毀了。戰後我原想接受職業培訓，但是我結婚太早了，才22歲我就嫁人了。如果可以重新再來我不會再這樣做了。我這一輩子什麼都沒有得到。我原來很希望能在事業上有所作為，但是我懷孕了。我原本希望能到遠方旅遊，但是我最遠就只到過丹麥。我和我丈夫只有一幢很小的房子。可是總是有做不完的事情。不過跟兩個孩子一起，跟鄰居們一起也挺不錯的，還有我們的露台。其實沒有更多的了。現在，我的一生也就要過去了。

我不知道，我還會在這�呆多久。有時候我希望自己還能好起來。可是我又會很難受，喘不上氣，我幾乎連自己上廁所都做不到了。後來我原本不想活了，可是我又剛買了一個新的冷凍冷藏櫃！要是早知道……不過沒關係，反正都是留在自己家裡。我女兒們或是我的孫女們還可以用它。她們都是聰明的孩子，一個在準備高中畢業考試，一個已經上大學了。她們做得對。以前情況完全不同。我有時想，自己那時候太可惜了。

我不怕死。你問我，我怎麼想像死亡的？人走了，離開了。我想我會成為沙漠中百萬千萬粒塵沙中的一粒。也許我在那裡還可以看到我丈夫和我的兄弟姐妹們。不過我不害怕死亡。誰也不知道，那裡會發生什麼。

貝倫斯太太移開眼光。她癡癡地看著窗外。這是2月的最後一天，陽光普照，下面的院子裡，第一簇風鈴草花已經盛開了。

幾天以後，當克拉拉—貝倫斯太太沒有任何徵兆地離開的時候，沒有其他人在房間裡。當護工進來的時候，她橫躺在床上。她看上去很緊張，面帶恐懼。死者臉上的這種表情在以後的幾個小時裡漸漸消失了。護理組長克勞斯·施皮茨克說：“我想，她已經知道自己很快要走了。”兩天前，他曾經和貝倫斯太太簡短地聊過幾句：“總有一天一切都會過去。”她沒頭沒腦的對他說。 “您覺得您的限期到了？”他問她。 “我一點兒也不想談這個，”貝倫斯太太在沈默了很久以後，帶著淡淡的語氣對他解釋說，“我來這裡已經半年了。”

每個人拍攝兩張照片，一張是垂死的時候，另一張是過世的那一天。
兩相對比，效果非常強烈，你會感嘆活著和死了是多麼不同，你會追問自己到底什麼是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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