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二十三（1948）年一月二十六日的午后十五點零五分的時候，日本帝國銀行東京椎名町的分店走進了一位中年男子。銀行已經鎖上了正門，他從員工通行的便門走了進來。這時分行的支店長吉田武次郎以下十六人，他們正在埋頭整理票據，和處理事務，誰也沒有注意他。 　　

  這位中年男子一看這番情景，大聲說道：“我是東京都派來的，支店長在那？”他的大衣袖子上套著寫有“東京都防疫班（有時稱消毒班）”的臂章。 　　

  吉田支店長接過對方遞過來的名片，上面寫著醫學博士某，頭銜是東京都衛生課兼厚生省（衛生部）厚生部醫學辦事員（這張名片在罪犯離開現場時被帶走，所以上面的姓氏不祥）。中年人不緊不慢地說道：“這個銀行附近地區爆發了集體性的赤痢中毒，GHQ（占領軍司令部）命令我來前來附近調查，調查結果，一位赤痢患者的同住者今天來過這里，我向上級報告了這件事，消毒班馬上就會來，我現在先給大家發預防的丸藥。” 當時GHQ（美國占領軍司令部）在日本可以說是呼風喚雨，比日本政府還要有權威。

　　他從隨手提的小箱子里拿出一個小瓶，讓茶房準備了十七把調羹， 　　“丸藥分兩種,請大家在服用完第一種藥以后一分鍾左右以后再服用第二種藥，GHQ給的這種藥很有效，但是如果它碰到牙齒上的琺琅質會有疼痛的感覺，請照我示范的動作服藥。”中年人邊說邊往調羹用注射器往調羹里滴了幾滴藥水，張開嘴，伸出舌頭，一口氣咽了下去。 　　在場的銀行員一個一個毫不懷疑的照貓畫虎的把藥喝了下去。 　　“那藥非常烈，喝下去以后，感到胸悶氣急。”“感覺好像喝下了一大口的威士忌。”“藥里散發著汽油的臭味，舌頭感覺辣辣得。”一些劫后余生的人這樣回憶喝下第一口藥以后的感覺。 　　當一分鍾以后喝下第二種藥不久，這些銀行員稀里嘩啦全倒下了，十六個喝下藥的人中十二人死亡，恢複意識並且活下來的人只有四個人。 　　犯人從銀行搶了一共十六萬四千元的現金和票面爲一萬七千元的支票，然后溜走了。支票第二天在安田銀行板橋支店兌現，不過當警察發現時，嫌疑人早已溜得無影無蹤了。 　　警察在現場發現的十六把調羹里（犯人使用的一把不見了）和死者的嘔吐物中檢驗出氰化鉀的成分，這在日本犯罪史上如此大規模的投毒並且成功的事例是前所未有的。

犯人所用的第一種藥是不折不扣地氰化鉀,第二種藥其實就是水，爲什麽要在喝完氰化鉀以后，還要讓人喝水哪？警視廳分析，下毒的中年人對劇毒藥品有相當豐富的知識。


  第一，犯人對氰化鉀的致人死地的計量把握的相當準確，他知道如何用最小的計量，達到最大的殺傷效果。（生存下來的人回憶中年人是從小瓶子里把氰化鉀到出來的。）
   第二，他讓銀行員服下第二種“藥”的原因是他對氰化鉀的發作時間很有把握。當銀行員喝下氰化鉀以后，如果有人反應過大，發出聲響，或是往外亂跑，他的計劃就全盤泡湯了，罪犯經過精確計算，如果讓銀行職員等一分鍾，等待喝“第二種藥”，就能確保這些人能夠失去反抗能力。爲了搶劫計劃更圓滿，“第二種藥”就顯得非常有必要了。 　

　大規模地排查發現，在案發前曾發生過兩起類似的案件。 　

　安田銀行荏原支店：1947年10月14日下午3點左右，一名中年男子來到安田銀行荏原支店，向職員們分發了厚生技官醫學博士松井蔚的名片。然后聲稱曾有痢疾患者來過這家銀行，應占領軍要求大家服用預防藥物。然后像帝國銀行事件中那樣，讓大家依次服用兩種藥物，所不同的是職員們喝下藥后沒有出現異常狀況。調查表明，確實有松井蔚這麽個人，而且的確是厚生省的醫生。 　

　三菱銀行中井支店：1948年1月19日下午關門的時候，有一個中年男子用類似的手段聲稱要讓大家服下藥物，並分發了厚生省技官醫學博士山口二郎名片。但是因爲聲稱痢疾患者來過這里存錢而受到了店員們的質疑，於是此人只是在地上撒了點透明藥水就離開了。
    這一次的名片是僞造的假名片。 　　
     那張1萬7千日元的支票在第二天於安田銀行板橋支店被成功兌換。支票的背書上地址、姓名分別寫著“板橋三の三六六一”、“后藤豐治”，調查表明這是一個不存在的地址和人名。店員回憶說“犯人是個具有紳士風度的中年人。”“說話沒有口音。”“說話顯得非常叮咛。”

    這和三個事件現場勾勒出來嫌疑人的形象是一致。他在帝國銀行計量毒藥時手段熟練，沈穩。在回答銀行員的提問也是有條有理，一絲不亂，所以，沒有人對他産生懷疑。 　
　搜查本部（專案組）把嫌疑犯的范圍縮小爲：1,醫生，藥劑師，防疫機關職員2，對銀行內部工作熟悉的人士3，曾在軍隊（包括美國占領軍內部）的特務機關的服務過的人士（因爲犯人使用了氰化物作爲犯罪工具，731部隊的相關人員成爲了重點懷疑對象），等等。以這些人爲目標，進行了大約半年的搜查，始終沒有找到嫌疑犯，大家都有些焦急了起來，甚至有人說這件事要進“迷宮”了（破不了案的婉轉說法）。 　
　事件發生八個月后的八月二十一號，當局在北海道小樽逮捕了旅遊到此的東京蛋彩畫家平澤貞道，這引起了轟動，因爲他是當時有名的畫家，技術高超，他的作品參加皇室的展覽會，主辦者連討論，鑒賞都省了，直接送展。 　

　線索是從那張留下“松井名刺（名片）”得到的。犯人在安田銀行所使用的那張名片的主人松井蔚醫學博士，真有這麽個人，生活在仙台市。他是個一板一眼的人，名片發給了誰，全都用小冊子記錄了下來。他跟平澤在昭和二十二年的春天，在青津到函館的渡船上交換了名片。不過，他還是百密一疏，他有十七枚名片不知道交換給誰了。 　
  　偵查人員對松井先生的名片進行了細致的調查，最后發現平澤在事后不久突然有了一大筆錢（十三萬四千元,相當於現在的一百五十萬元日幣）.更爲不利的是，他的相貌經過目擊者的辨認一致認爲：“這個人和犯罪者長得很相似。” 　　“這些錢是我賣畫得來的。” 　　

  平澤對那些來路不明的錢一概否認，可對是誰買的畫，回答卻是暧昧的。 　　一個月以后九月二十日平澤還是招供了。可起訴以后又翻供了。昭和三十年（1955年）四月六日，日本最高法院作出了死刑判決。

八兵衛給他講述了自己的經曆 – 他沒有受過高等教育，中學畢業后回家當了農民，本來也許就這麽和稻田打交道過一輩子了。不料，有一天，因爲某一案件，八兵衛被當地土浦警察署的警察當作了嫌犯，於是把他帶到警署。在那里，因爲不承認自己和案件有什麽關系，八兵衛被按倒在地上毒打…… 幾天以后，案犯被抓到了，八兵衛被釋放。

那一年，25歲的八兵衛倔強地來到了東京，爲自己選擇了警察這份職業。從此以后，他盡心追捕罪犯，也盡心洗清冤枉的人。
“我之所爲，只想爲人間少一份冤屈。”



提審就此結束，八兵衛並沒有對小原提什麽要求。

一天后，第二次提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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