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復興是指１４世紀在義大利各城市興起，於１６世紀在歐洲盛行的一場思想文化運動，據說那時文化的特點是復興被遺忘的希臘、羅馬的古典文化和人文秩序，
帶來一段科學與藝術的革命時期，揭開了近代歐洲歷史的序幕，被認為是中古時代和近代封建社會的分界。實際上，文藝復興是歐洲資本主義文化思想的萌芽，是新
興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產物。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認為是封建主義時代和資本主義時代的分界點。

義大利的文藝復興時期的中國正是處於明朝時期，東方的大明帝國前後經歷近300年的統治。義大利的
文藝復興時期是指13世紀末14世紀初發生在義大利文化思想發展中的一個重要階段，對義大利的社會發展起到了巨大作用。正是由於義大利文藝
復興運動的推動，使歐洲社會徹底擺脫了自中世紀以來思想的蒙昧和桎梏，從而得到新生。在政治、經濟、特別是科技上發生了質的飛躍，社會制度從此由弱變強、
由落後愚昧轉變為發達強盛，義大利是歐洲最早產生資本主義萌芽的地方。而與此同時的中國也擺脫了蒙古帝國的野蠻統治，明王朝重新從蒙古人手中奪回了漢室政
權。之後又恢復古禮，重新回到了自唐、宋以來的傳統儒家軌道上來，並創造出了“治隆唐宋、遠邁漢唐”的輝煌成就，也出現了相當於歐洲的文藝復興。因此明代
的文化界才有了很多象唐伯虎、文徵明、沈周、董其昌、王陽明、羅貫中、李時珍、徐光啟一樣群星燦爛的文化巨匠，到了明朝的晚期，傳統工商業經濟發展到了頂
峰，新的經濟因素已開始腐蝕著固有的社會紐帶。與此相適應的是思想上的離經叛道，同時社會也產生了資本主義的萌芽。本文將從各個方面來闡述處於中國文藝復興時期的明朝。

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明朝科技在歐洲通過文藝復興，在天文、物理、化學、數學、哲學上經歷了百年的基礎打造，終於在17世紀開始了以科學實踐為契機的工業革命，並揭開了世界近代科技革命的光輝篇章。

這個時代是偉大的，期間劃時代的學術成果和著作層出不窮，許多學科的開山鼻祖們就產生於這個時期，我們應該
永遠記住這些偉大的名字，他們是：伽利略、笛卡爾、帕斯卡、波義耳、牛頓、萊布尼茲等。

伽利略，不僅是天文學的大師，也被譽為近代科學的奠基人之一；
笛卡爾，西方近代哲學的奠基人；
帕斯卡，壓強理論的奠基人，也是近代概率論的奠基人；
波義耳，近代化學的奠基人；
牛頓，經典物理學派的奠基人，被譽為科學巨人；
萊布尼茲，近代數學的奠基人。

這一系列人物的出現，以及他們的科學理論和成就把人類帶入了近代工業文明，他們無疑是歐洲科技革命的先行
者。看到這些歐洲科學歷史上的偉人，我們不禁要問，那時候，中國的學者們在研究什麼？



在天文學方面，與伽利略相對應的是大明帝國的官員徐光啟，徐光啟（1562-1633）和伽利略（1564-1642）是同一時期的人物，但他們的命運卻
大不一樣。徐光啟在大明崇禎帝的支持下主持修成被譽為“歐洲古典天文學百科全書”的《大明崇禎曆書》，其中參考了歐洲法典還是非常新且都不被完全接納的天文知識：

開普勒1619年的《宇宙和諧論》；
1621年的《哥白尼天文學綱要》；
第谷弟子Longomontanus 1622年的《丹麥天文學》。

並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用理論闡述的方式介紹了第穀的太陽系結構系統，其中的計算方法則使用了哥白尼和開普勒的西方近代幾何學方法。

《大明崇禎曆書》于1634年修編完成，而一年前的1633年在西方，被譽為近代科學奠基人之一的伽利略被羅馬教廷判處終身監禁，他的晚年極其悲慘，而明朝官員徐光啟在主持編修工作時出任的是“東閣大學士”和“文淵閣大學士”。
這是當時歐洲和中國明朝在天文學上的對比，可以說，中國明朝崇禎皇帝對天文學的支持遠遠超過歐洲，甚至他們本人都信仰西方天主教。


這部集歐洲天文學所有經典為大成的《大明崇禎曆書》不僅代表“西學東漸”的學術成果，還代表著明朝對西方天文學的接納，而更為可貴的是這在歐洲還尚且不能。


笛卡爾對思想方法進行了研究，1628年寫成《指導心智的規則》，但迫於當時宗教勢力的影響，他生前並未發表。1629年笛卡爾遷居資產階級已經取得政權的荷蘭，他本想在一本題為《世界》的書中介紹他的思想，但是當該書還尚在編輯中的1633年，他獲悉義大利教會的權威們宣告伽利略有罪，因為他擁護哥白尼
的日心說。雖然笛卡爾在荷蘭未受到天主教權威的迫害，但是他還是決定謹慎從事，把書稿進篋入匣，因為在書中他也捍衛了哥白尼的學說。此後，他在荷蘭隱居20年。

對比中國在大明帝國崇禎皇帝的支援下修編《大明崇禎曆書》，不僅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說，而且將其作為核心的理論予以肯定，中西方當時科學發展的環境誰更好，自然是一目了然。


1627年，波義耳出生在一個愛爾蘭的新教徒家庭，他也是一個伽利略的崇拜者，1642年伽利略在阿切特�去世，波義耳當時住在臨近的佛羅倫斯，當他問訊伽利略的去世的消息以後，十分震驚和悲痛，並開始詳細研究伽利略的工作。期間他堅定了必須使用一套科學的方法來理解事物的觀點，從此他堅毅的走進了科學研
究的領域，此時自中國明朝政府于1634年修編完成詳細介紹伽利略工作的《大明崇禎曆書》已有8年之久。


帕斯卡1623年6月19日誕生於法國，他12歲開始學習幾何並通讀歐幾�得《幾何原本》那是1635年，而當時《幾何原本》已經傳入中國，翻譯它的人正是後來出任東閣大學士和文淵閣大學士的徐光啟。在當時，明朝的知識份子已經普遍接觸到了西方的科學讀本，在對數學的研究上，越是有厚重傳統文化的知識份子越是研究得深入。


以著名的桐城方氏為例，方家是以程朱理學傳家的，這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到了方以智的曾祖父方學漸的時候，方家開始接受王陽明心學，方家是心學在東南地區的重要傳人。”
（羽陵《1629年，當明朝面對西方科學》）這足以說明，方氏擁有是中華文化的厚重衣缽。


“方以智的祖父方大鎮、父親方孔炤均學習西方天文學，他曾師從義大利籍傳教士熊三拔，其著作《大明崇禎曆書》是明末重要的天文著作。方以智和湯若望、畢方濟等很多傳教士均有深交，其《物理小識》尤為傑出。而方以智之子方中通師從波蘭人穆尼閣，其數學專著《數度衍》系統介紹了對數的理論和應用。”
（羽陵《1629年，當明朝面對西方科學》）這一切說明，有著厚重中華文化衣缽的方氏並不排斥西學，反而是當時的西學大家。這和清朝時期的所謂“奴性文人”完全是兩個概念。由此可見，真正不接納西學，而且排斥西學的是在清朝統治以後。


明朝知識份子研究的東西不是清朝時期局限於那些故紙堆和供皇室把玩的玩具，而是放眼全新的西方科學，其學術環境比當時歐洲教會統治下的黑暗要光明許多，只可惜好景不長。


偉大的科學家，經典物理學理論體系的創立者——科學巨人以撒.牛頓，於1643年1月4日出生於英格蘭林肯郡的一個自耕農民家庭。他成年以後成為了物理學
的偉人，創立了一個氣勢恢弘的物理王國，其影響至今仍然很深遠。但此時，東方的大明帝國已經十分艱危了，明朝於牛頓出生不久的1644年覆亡了。


明朝覆亡後，德國的數學家、自然科學家、哲學家萊布尼茲於1646出生。


介紹至此，大家可以注意到一個問題，從前面提到的幾位西方科學的奠基人伽利略、笛卡爾、帕斯卡、波義耳、牛頓、萊布尼茲的生平可以看出，伽利略和笛卡爾的
思想在當時歐洲遭受壓制和迫害，帕斯卡、波義耳的學術成就形成于明朝覆亡以後，牛頓在明朝覆亡時還是個剛出生的嬰兒，萊布尼茲則是明朝覆亡才出生的。


這就是說，明朝覆亡的時候，正是歐洲理論大發展的前夜。而在大明帝國，廣大的士大夫階層已經開始普遍研究西學，那時候的“西學”和後來傳入中國的“西學”
是有很大差別的，因為明朝末期的歐洲還處於理論大發展的前夕，中西方在科學發展上是各有千秋、百家爭鳴。中國明朝，尤其是晚明時期的67年中出了不少成系
統的世界級水平的偉大著作：

李時珍《本草綱目》(1578年)，
朱載堉《律學新說》(1584年)；
潘季馴《河防一覽》(1590年)；
程大位《算法統宗》(1592年)；
屠本畯《閩中海錯疏》(1596年)；
徐光啟《農政全書》(1633年)；
宋應星《天工開物》(1637年)；
徐霞客《徐霞客遊記》(1640年)；
吳有性《瘟疫論》(1642年)。

這些著作是在明朝晚期的67年中相繼出現的，相對於“近代數學、近代化學、近代物理學、近代哲學”都還沒有發展起來的歐洲是頗具亮點的。1643年前的西
方科技發展還很不明朗，牛頓和萊布尼茲還沒有出生，波義耳和帕斯卡不過是毛孩子，伽利略被判終身監禁，笛卡爾隱居荷蘭。

而明朝在同一時期已經進入了一個西學東漸的高峰，學術環境開放，官方支持，士大夫階層普遍接受西學，研究西學，翻譯也是高峰，共有七千種西方圖書進入中國。

而尚在翻譯的歐洲書目還有：
古羅馬建築學家維特魯維的《建築十書》；
荷蘭數學家軍事工程學家西蒙.史特芬的《數學劄記》；
德國礦冶學家喬治.鮑爾劃時代的巨著《礦冶全書( 共12 卷)》；
義大利工程技術專家拉梅�的《各種精巧的機械裝置》；
1611年科隆版的《幾何原本》(拉丁文本)；
羅雅各的《測量全義》；
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
開普勒的《哥白尼天文學概要》；
1601年羅馬版的《地中海航海術》；
《比例規解》；
《地球表周與其直徑的關係》；
雅克.貝松著的《宇宙儀》；
《皮埃爾+勒孔特發明陸,海雙用幾何天文測輻儀製造與用法》；
紀堯姆.德諾噸涅《磁石測量法》；
薩拉.安吉魯著的《神功催吐藥》；
克洛德.舉雷《大西洋,地中海等海洋鹽度,漲落潮海流流動因果實論》……七千餘冊。


在西學東漸的交流中，中國明朝的士大夫階層根據對西學的瞭解而系統介紹西學的著作有《大明崇禎曆書》、《物理小識》、《數度衍》、《名理探》、《寰有
詮》、《泰西水法序》、《測量法義》、《坤輿格致》、《旋韻圖》、《幾何體論》、《幾何用法》、《太西算要》、《西儒耳目資》、《遠鏡說》、《遠西奇器圖
說》、《學歷小辯》、《日月星晷式》、《渾蓋通憲圖說》、《經天該》……等等。


由此可見，中華文明並不是沒有機會和歐洲同步，在西方理論大發展的同時，中國明朝士大夫階層已經開始全面系統的接納和研究西學，並有自己獨到的見解，而西方雖然是西學的發祥地，但教會對思想的禁錮與明朝政府對科技發展的大力支持卻形成鮮明對比。


可惜在1634年《大明崇禎曆書》修編完畢以後，至大明帝國覆亡的1644年的10年間，兵禍戰亂橫行、天災人禍結為於一體，之後滿清入關。中國的知識份子們哪里還有什麼心思“科技革命”，有志氣的投身於反清複明，而又大多死於非命，滿清入關以後為了鞏固統治，又大興文字獄，殘酷迫害明朝士大夫階層，有骨
氣的人幾乎被殺絕。


“以桐城方氏為例。方中通之後，懾於清朝的文化高壓政策和文字獄的空前恐怖，桐城方氏放棄了自然科學的研究，重新去扒拉故紙堆。著名的桐城派就是思想文化高度專制下的產物，五四時錢玄同給它貼了個標籤：‘桐城謬種’。即使如此小心謹慎，桐城方氏仍然不能免於文字獄。戴名世《南山集》用了南明永歷年號，結果鑄成大獄。戴供詞承認《判戴、方兩家三百多人坐死，經康熙的‘寬恕’，戴名世寸磔，方孝標戮屍，戴、方直系子弟坐死，其餘流徒。方苞是桐城派的理論奠基人，原判絞刑，經李光地營救後倖免。”（羽陵《1629年，當中國面對西方科學》）然而明朝末年死于滿清戰亂和屠城，以及滅門慘禍的明朝士大夫階層又何止桐城方氏一家？


清朝比西方教會統治時期還黑暗，歐洲針對個人觀點進行思想禁錮，伽利略也不過是被判終身監禁，而清朝的文字獄卻是斟字酌句的對明朝士大夫階層進行慘毒無以的滅門迫害，這種殘酷的殺戮和思想禁錮使中國最終失去了和西方同步的機會，以至於在清朝初期就開始了嚴重的倒退，甚至將許多明朝已經取得的成果都喪失掉了，中後期更是一塌糊塗。


清朝從康熙年間起，就已經找不到西方各國的具體位置了，明朝出版的《輿地山海全圖》、《輿地圖》、《山海輿地全圖》、《纏度圖》這些明朝時的“世界地圖”不僅有與利瑪竇的《坤輿萬國全圖》的交流的痕跡，還有許多明朝自己的獨立發現，可清朝居然連“佛郎機”都不知道是哪兒，把住在澳門的葡萄牙人叫“澳門夷”了事，僅此一項可以窺見其倒退程度之大，倒退時間之早。


目前約到全文的一半  回複超過10再貼

💗非常感謝您辛勞無私的分享💗
讓小弟增廣見聞不少

謝謝樓主無私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