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豬戶的女兒　　　　　文／龍應台

　　我是一個鄉下警察的女兒。鄉下警察的待遇太差，養不起四個孩子，所以鄉下警察的妻就去編織漁網。一天織十個小時，可以掙八十塊錢。她同時找到一塊荒地養豬，每天清晨到爛泥潭中割牧草作為飼料。因為結網，她的手摸起來像繩索一樣粗；因為牧草割手，她麻粗的手經常流血。

　　十四歲的我親近的世界是由五種人構成。赤腳的漁民，在冬夜裡摸著黑上船，清晨回來；常常有人去了不回來，妻女就在海灘上抱著衣物招魂，哀哀哭泣；外省老兵扛著帶刺刀的步槍，巡守海岸，海的對岸是他們的妻女父母所在的家鄉，也是他們槍口瞄準的方向。

　　老兵通常孤獨一生，往往死了好幾天之後才被人發覺。那能娶妻的，娶的通常是比他們更邊緣的人。從原住民部落出來，那眼睛深邃的女人背著孩子，在防空洞上種絲瓜。

　　鄉裡有個大陳村，大陳人穿著在我看來是「古時候」的衣服，講一種聽不懂的語言。梳著髻的婆婆艱難地彎身，在牆角燒煤，一群雞在她腳邊。

　　我心目中的「有錢人」，是鄉裡的醫生。他說閩南語，但是用日文夾著德文寫藥單。似乎知道這外省鄉下警察連孩子的感冒藥都難以負擔，他通常不收錢。而真正繳不起學費時，警察妻就靦腆地去向醫生借貸，醫生把錢放進她手裡，說：「小心孩子，不要感冒。」

　　那鄉下警察兼養豬戶的孩子，我，講一口土氣的閩南語，就在外省老兵、部落原住民、倉皇撤退的大陳人和閩南漁民的沈靜的溫柔環抱中長大。幫母親餵完豬之後，來到父親面前；這湖南來的鄉下警察脫了制服，坐在醬油色的竹椅上，他的白色汗衫已經被洗得稀薄，幾乎就是破爛了。就著電力昏黃的燈，站著，我開始背頌＜滕王閣序＞。這是一九六七年的台灣。

　　一九九九年九月，以政務官的身分我站在台北議會接受質詢，青天霹靂而來的不是質詢，而是指控：「你，不是台灣人！」當我修復地層下陷的林語堂、錢穆故居時，隆隆的指責是，「林語堂、錢穆都是中國人，不是台灣人；你為什麼修他們的房子！」當我試圖將二二八紀念館以公開競標的方式尋找經營者時，我必須忍受被指為「文化殺手」，「外省文化局長在消滅台灣本土文化！」而時不時，一張匿名的傳真信會交到我手上；「中國人，滾回去！」

　　三年半，不吭聲，只是分秒必爭地把事情一件一件做出來。我可以面對叫囂震天，不眨眼、不說話；我的篤定從哪裡來？

　　只有我自己知道：那滿目滄桑的漁民，那喝醉了就哭失聲的老兵，那逃走又被追回來的部落女人，那無法與人交談的大陳婆婆，那在急診室裡聽貝多芬的醫生，那鄉下警察和她養豬織網的妻子；這些鄉人從未叫囂，卻給過我一生用之不盡的溫暖和信任。什麼是台灣人？不必由你來告訴我。

　　　　　　　　　　　　　　　　　　　　　　　　　　　　　　　　　選自《請用文明來說服我》

寫的一手好文章!
當上官之後，腦袋卻變得非常官僚.....

文人當官，古來有幾人有好下場的？
可是不當官，學文章幹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