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春節前夕，位于浙江中部的義烏繁忙依舊。一車皮一車皮的貨物要趕在春節前從這里發到世界各地。這座商機無限的城市因小商品批發揚名海外，卻鮮有人想起它曾是侵華日軍細菌戰的重災區，受害者及其家屬曾一紙訴狀狀告日本政府。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到來之際，中日學者彙聚義烏，總結日本侵華史料研究成果，建言建義烏和平公園和細菌戰義烏紀念館，讓這座商貿城市擔負起見證曆史的使命。記者通過采訪諸多參會學者，更深刻了解到日本政府對待侵略曆史的態度，以及中日關系破冰所面臨的重重困難。

官司沒完，要一直打下去

“我們一直在不間斷地調查、收集資料，每年都會向東京法庭提交新證據”，侵華日軍使用細菌武器中國民間受害訴訟代表團團長王選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說，“這個官司還沒有完，我們會一直打下去。”

2007年，關于日本細菌戰損害賠償的審判在曆經近10年時間、數十次開庭之后，被日本法院宣布“敗訴”。判決書中確認細菌戰中日本政府的加害責任，卻利用《中日共同聲明》作爲責任已解決的依據，否認日本政府應盡的法律義務。1972年的《中日共同聲明》中寫道，“爲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中國政府宣布放棄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請求”。“但我們沒有放棄中國民間要求受害者賠償的權利啊”，王選有些激動地說，“我最煩媒體一報道這件事就說‘敗訴’‘敗訴’。這不客觀。”

原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所長、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會長步平對《環球時報》記者說，可以從三個方面評價這場訴訟：第一，對曆史事實的認定;第二，在國際上的影響;第三，賠償問題。首先，日本法院已經認定日本731部隊和榮字第1644部隊在華投放鼠疫等細菌，導致大量中國人死亡的曆史事實;其次，日內瓦協議中明確禁止使用細菌武器，日軍明顯違法，這使得日本政府在國際上遭到譴責;最后才是賠償問題。雖然我國受害者尚未得到賠償，但前兩點都已實現，因此我認爲這場訴訟是比較成功的。

據《環球時報》記者了解，王選等人在2007年后仍在持續走訪、調查，收集、整理細菌戰幸存者信息。隨著更多媒體關注這件事，很多人看到報道后主動和他們聯系，提供線索，工作比一開始好做一些。由于在日本法庭告日本政府難度很大，不可控因素太多，王選等人也在積極準備，希望向海牙國際法庭提起訴訟。

“幫助中國人民，是我的福分”

中國人在日本法院狀告日本政府並不容易，十余年漫長訴訟的執著堅持，離不開日本律師團體的鼎力相助。

1995年，時年40歲的原告辯護團秘書長、日本著名律師一濑敬一郎去哈爾濱參加一場關于731部隊細菌戰的研討會，遇到來自義烏崇山村的細菌戰受害者。他們向一濑講述了自己的遭遇：14口人的家庭在一夜之間死去12個，活著的幾十年被病痛后遺症折磨得生不如死，狀告日本政府卻缺少門路。

“這給我很大刺激，作爲一名從業多年的律師，我不知道該怎麽回答他們的問題。”70歲的一濑白發蒼蒼，“以前我不是很清楚關于戰爭中日軍的瘋狂侵略史，聽到中國受害者這麽說以后，我開始思考一個否定曆史、欺騙民衆的國家到底是一個怎樣的國家，我所生活的日本，到底是一個怎樣的社會。從那時起，我意識到上天給了我一項曆史使命。能幫助中國人民真的是我的福分。”一濑沈默了一下說，“其實我父親大學畢業后被征入伍也曾參與過侵略中國的戰爭，幫助中國受害者在日本打官司，我想我也是在幫他贖罪”。

談起十余年和中國人民並肩作戰的原動力，日本學者牛越國昭對《環球時報》記者說，“一個偶然機會，我看到數十名崇山村民要求日本政府賠償的黑白照片，這並不是一張普通的集體照，照片中每個人的眼神和表情似乎都在泣訴著什麽，這讓我感覺到是時候該做些什麽了。現在，雖然審判已經暫時告一段落，但這樁曆史事件永遠不會過去。”

“不明真相的日本人沒有思考能力”

1972年，中日兩國就日本應爲其罪行進行深刻反省達成共識，簽署《中日共同聲明》。那是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正式文件，然而真正理解其內涵和本質的日本人似乎少之又少。

“不明真相的日本人沒有思考能力”，牛越對《環球時報》記者說，“近幾年我發現一個奇怪現象，很多曆史材料中的細節和事實逐漸被抹去，比如事件的年月日、當事人的姓名等信息，這些材料在早年公開的時候都是有名有姓有記錄的。如果連史料都變得不具體甚至被扭曲的話，就無法還原事實，更談不上深入分析思考了。在這個過程中，政府就會通過各種方式‘告訴你真相’。其實日本政府一直在潛移默化地做這項工作，不知不覺，潤物細無聲。”

日本NPO法人731部隊細菌戰資料中心代表、日本資深媒體人近藤昭二證實了這一點。他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日本在媒體宣傳和教育方面存在的問題令人擔憂。戰后日本媒體上宣講的“真相”實際上是和美國聯手炮制的“幻想”，很多內容子虛烏有，惡劣影響持續到今天。有外國學者評論說，日本以前給人的印象還是一個相對來講言論比較自由的國家，現在有些淪爲政府喉舌的意味。被人家這麽說也沒辦法，因爲這確實是一個現狀。

教育方面也一樣。“我1942年出生，從我上學時開始，關于這段曆史就是空白。日本學生接受的也主要是應試教育，考試內容已經疲于應對了，不可能再研究曆史真相，何況他們對存在空白本身毫不知情”，近藤對《環球時報》記者說。

牛越向記者表示，“現在日語里出現一個新詞叫做‘網絡右翼’，就是說現在不光右翼分子，還有很多包括自衛隊隊員在內的人故意在網上發布一些或錯誤或極端的利己信息，比如否定曆史，編造故事等。需要注意的是，這些人和普通網民不同，他們並非單獨作戰，而是有組織、有計劃發布這些信息，企圖掩蓋事實。”

一濑補充說，從江戶時代末期開始，日本對待中韓等鄰國的主導思想就是侵略，天皇把向外擴張作爲使命，日本的曆史由此展開。說得極端一些，日本這個國家是帶有根深蒂固的侵略本質的。還有一點是日本人的“大義”，爲祖國、爲家人而戰，包括對華實行細菌戰也打著“爲了科學的進步、爲了醫學的發展，爲了新藥的開發”的幌子。

解開恩怨的鑰匙在哪？

僅日本曆史學者的反思難以改變當前中日關系低迷的現狀。今年恰逢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中俄都將進行大規模紀念活動，據報道，安倍內閣也在緊鑼密鼓地準備“安倍談話”。有消息稱，安倍可能在八一五前后抛出“安倍談話”，1月開始他已陸續給媒體放風，試探外界反應。

“說中日關系處在戰后最差階段也不爲過”，近藤對《環球時報》記者說，“日本政府一直在采取煽動政策，不光是安倍，民主黨也這麽干過。日本人對中國的情感很複雜，一個曾被日本踐踏過的國家如今發展成超越日本的龐然大物，這讓很多日本人難以接受。尤其最近10到15年，反感中國的情緒日趨嚴重，甚至變成被執政者利用的工具。”

北京大學曆史系教授徐勇在接受《環球時報》采訪時稱，不論是安倍的出身背景，還是其上台后在思想、言論、政策、行動等諸多方面的表現，均表明他是帶有軍國主義特色的政治家，這個性質很明確。因此，安倍在曆史問題上做出深刻反省的可能性幾乎爲零。但在強大的國際輿論壓力下，“安倍談話”不會明目張膽地和中俄等國直接對抗，極可能打擦邊球。

“我們通過個人力量幫助細菌戰受害者打官司也是希望能爲中國人民做些什麽，如果說‘小日本’本性難移都是壞人，會讓我們感到絕望，那就真的悲劇了。不過，隨著我們的支援活動逐漸走出中國，被亞洲甚至世界了解，以前遭到的非議漸漸沒有了”，近藤停頓了一下說，“嗯，都值得了。”

牛越對《環球時報》記者說，目前很多資料都是碎片式的，如果中日兩國學者能夠把收集的資料放在一起，共同整理研究，一定能在更多問題上達成共識，這也是解開中日恩怨的一把鑰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