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默：去中國化：關於產業鏈外移的不同判斷

王室 | 2020-4-17 09:01:36

1樓

這幾天，産業鏈，去中國化，是最熱門的話題。對于這個問題，本文將一如既往地先看看別人是怎麽說的，然后談談我自己的看法。

疫后最重要的變數

雖然疫情的結束還遙遙無期，但人們就已經開始迫不及待地預測疫后的可能變化了。其中最重要的話題就是，全球化會不會逆轉，說得更具體一點，在産業鏈上，會不會出現去中國化的趨勢？

這次的疫情，可以說，完全出乎人們的意料，甚至超出人們的想象。所以，當疫情襲來的時候，不僅是首當其沖的中國，就是受到第二波沖擊的西方發達國家，也完全沒有做好心理上的準備。當疫到臨頭的時候，上上下下，不知所措，一片慌亂。口罩、防護服、檢測工具和藥品，不但沒有足夠的準備，甚至怎麽解決，一時之間都無從著手，因爲生産這些東西的企業基本都在鞭長莫及的海外。

我想，至少在這樣四點上，對西方國家的領導人，尤其是美國領導人，心理上的沖擊是強烈的。第一，在中國經濟進入暫停狀態的時候，發達國家國內的相當一部分供應鏈中斷。第二，像口罩這樣看起來不起眼的生活用品，這一次居然會成爲重要的戰略物資。第三，這些戰略性物資的生産能力，居然基本都在至少是關系不睦的中國手中。第四，這一次還僅僅是疫情，如果是大規模戰爭爆發，結果又會如何？

在這樣的情況下，國家安全問題凸顯，以企業的回撤和産業鏈的轉移，尋求産業鏈的安全與自主，就成爲一件自然的事情。更何況還有差不多進行了兩年的中美貿易戰的背景在里邊。

産業鏈轉移：捕風捉影還是確有其事？

最近，有幾則有關的消息在廣泛流傳，人們也在對這些消息的真實性和確切含義進行甄別。

一則消息是：4月9日美國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庫德洛講的一段話。有的媒體報道爲：白宮官員提出，美國所有企業全部撤出中國，搬家費用政府來出。另一則消息則是：日本擬22億美元資助日企撤出中國，另有超過2億美元協助日本企業將生産線轉移到其它國家。

因爲這兩條消息都太重要了，對中國的影響都會非常大，于是就有有心人去查找消息的來源與確切含義。結果發現，對于這兩條消息在中國的報道，都有很大的誤導性。首先，庫德洛談話的原意，並非是由政府承擔企業搬遷的全部費用，而是將企業回遷成本100%直接費用化。原話是，一種可能吸引美國企業從中國回流的政策是，將回流支出100%直接費用化。也就是說，可以在稅務上進行抵扣。而關于日本的那條消息，目前比較現實的也只是想把口罩、醫用防護品這塊拿回日本。

但在做這種糾正的時候，似乎又在給人們另一種印象：此前的報道是斷章取義，捕風捉影的，這個事情並沒有傳的那麽嚴重。甚至在那些糾正的后面，還往往跟著一連串的評論：産業轉移哪是那麽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對這個事情要有準確的判斷。消息本身有誇大，有誤導，有捕風捉影，但産業鏈轉移與去中國化也是實實在在的事情。具體說，應該明確這麽幾點。第一，雖然庫德洛說的不是搬家費用政府來出，而是成本的費用化，但政府承擔成本的意思是有的。他說，“例如，可以將回流支出100%直接費用化。廠房、設備、知識産權結構、裝修等。換句話說，如果我們將所有相關支出100%直接費用化，實際上等于我們爲美國企業從中國搬回美國的成本買單。”第二，日本那則消息雖然在現實的層面涉及的是部分産業，但關鍵産業的回撤以及産業在地域分布上的多元化，即降低對中國的依賴的意圖是明確無誤的。第三，德國和法國等歐洲國家，有可能在産業脫鈎上緊隨其后，也是有可能的。

政府的意圖與資本的邏輯

從現在來看，産業鏈脫鈎或者去中國化，還主要是政治家在講。這可以理解爲，這個問題是在國家戰略的層面上提出來的。盡管最近幾年外資企業撤出中國轉向其他國家的迹象是明顯的，但主要是出于經濟的意圖，與政治上的去中國化沒有什麽關系。

現在的問題是，這種産業鏈的去中國化會走到哪一步？而背后的問題則是，國家的意志與資本的邏輯，會是一種什麽樣的關系？哪個會主導這個過程。

早在去年，龍永圖就指出，今天已不是20年前，中國已經崛起，美國再怎麽遏制都爲時已晚。全球化搞了這麽多年，怎麽可能說脫鈎就脫鈎？一個英國脫離歐盟都那麽困難，何況中美這兩個世界最大的經濟體，更不要說這還涉及全球許多處在各個産業鏈上下遊的國家、成千上萬的跨國公司，以及不計其數的中小企業。如果一個國家認爲自己對外政策的調整就能使全球産業鏈布局發生重大改變，那不僅太輕視市場規律，也過分誇大自己的力量了。

龍永圖說的是去中國化的現實性。而大摩的判斷就更有意思。大摩甚至認爲，這次疫情所造成的危機，其實會放慢貿易戰以來産業鏈的搬遷趨勢，而非加快。其原因有二。第一，搬遷意味著新投資，但全球衰退陰霾下沒有人願意投資。疫后歐美經濟估計需要兩年才能恢複元氣，中國以外的拉美、東歐、東南亞新興市場不乏薄弱環節，因此跨國企業未來一段時間的重中之重是保留現金、減少投資，而非新資本開支。第二，中國在複工中所展現的管理能力，進一步驗證了它相對于其他新興市場的制造業優勢，都遠勝于其他潛在搬遷目的地如東南亞，而后者目前正經曆更坎坷的生産停擺供應脫臼。甚至有朋友認爲，在資本逐利動機的驅動下，國外資本來中國抄底，也不是沒有可能的。

還可以看看作爲企業家的曹德旺的看法。曹德旺認爲，這次疫情之后，各國的不信任度將增加。相信各個國家會對産業鏈政策做出一定的調整，各國著手構建更獨立、完整、安全的産業鏈會是一個趨勢。在全球産業鏈被簡化的趨勢下，會出現逆全球化的趨勢。在這個過程中，一定要警惕全球産業鏈去中國化。但u看到這需要一個過程。在短期內，全球産業鏈很難找到替代中國的經濟體或者解決辦法，正因爲如此，全球産業鏈無法、不會與中國脫鈎。但從長遠來看，隨著勞動力成本的升高、貿易摩擦等因素影響，中國制造業的成本在上升，中國制造正在國際上失去原有的競爭力，出現了産業鏈向東南亞轉移的現象。

未來取決于什麽？

從上面的概括可以看出，對于疫后的逆全球化和産業鏈我化的問題，人們的看法和判斷並不一致。未來有多種可能性。但在現實中，哪一種可能性更大一些？決定未來走向的因素會是什麽？

孫立平認爲，決定全球化未來走向的，有一個最基本的因素，就是人們如何掂量未來世界的安全問題。

因爲我們知道，過去幾十年全球化最基本的動力是來自比較優勢理論所闡明的邏輯：國際貿易的基礎是生産技術的相對差別，以及由此産生的相對成本的差別。每個國家都應集中生産並出口其具有“比較優勢”的産品，進口其具有“比較劣勢”的産品。更簡單地說，誰有什麽特長就干什麽，然后在市場上公平地進行交換，這樣就可以實現資源的全球性最優配置。

這個道理是非常簡單明了的。但是，要注意，這個邏輯要能起作用，是需要前提的，這個前提就是要走出”卡脖子困境“。比較優勢理論的成立，有一個前提，就是經濟效益的考慮是首位的，沒有什麽能超過這個。但如果國家安全的問題凸顯了，變成第一位的，甚至是燃眉之急的問題，就會導致比較優勢理論的失靈。在那樣的情況下，安全思維是第一位的。不要再說誰也離不開誰，不要再說資本是逐利的，不要再說優勢是互補的。那都是發展思維中的道理。安全思維中，這些東西都得往后放的。接著的是主權基礎上的安全經濟，再接著的是安全經濟基礎上的再結盟。

所以關鍵的問題是，如何看待疫情之后整個世界的態勢與格局，將決定著全球化的命運：如果人們假定這個世界是基本和諧的，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追求經濟效益和福利上，比較優勢的假設可能會起作用，全球化會在經曆短暫的波折后繼續向前推進；如果人們假定這個世界會走向對抗甚至敵對，國家安全的問題成爲第一位的考慮，首要的問題是要防止對手卡自己的脖子，那將會走自給自足的模式，全球化走向倒退。

因此，我們與其費力地預測疫后全球化會怎麽走，不如來思考上述這些問題會如何演進。對于這些問題，政治家們會如何思考？更重要的是，現實中的那些因素會如何變化？

就在本文即將寫完的時候，我看到原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先生最近的一個判斷，很值得人們注意。他說：我們特別關注的是，在實體經濟去中國化和去全球化的同時，貨幣金融領域似乎在展開一個相反的過程，即將中國和人民幣排除在外的新的貨幣金融的一體化步伐似乎從未停止，甚至更有加快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