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我們黨和政府提出的目標。什麽是 “和諧社會”?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日本就是一個現成的榜樣。在這個一億多人口的國家里，看不到什麽突出的社會矛盾，從未聽說過有什麽 “群體事件”。日本社會犯罪率低也聞名于世，年輕姑娘半夜走在街上也不會遇到任何危險。日本的社會保障體系也相當完善， 公共醫療保險制度覆蓋全體居民，七十歲以上老人看病基本免費。

奇怪的是這樣一個理想的和諧社會每年居然有三萬多人自殺。日本警察廳最近公布了2011年日本全國自殺者數量的統計結果。自殺者總人數爲3萬513人，這是自1999年以來連續第14年超過3萬。按常理講，自殺多意味著這個社會有很多不和諧因素。把人都逼死了，這個社會還能算和諧嗎?但在日本，這個常理被顛倒過來。正因爲可能成爲不和諧因素的人往往自我消亡，才造就出這個和諧社會。比如一個中國人因經濟原因餓肚子的話，他可能去違法擺地攤兒或乞討。這樣他有可能擺脫生存危機，同時他也可能與城管發生沖突，從而引發社會矛盾。日本人則不同。不是社會逼得我餓肚子嗎?那我就餓死給你看!

前些年，九州地區有個患肝病的中年男子餓死在家中。他拿了一年“生活保護”(日本的低保制度)，再去市政府延續時，一位官員對他說:“你養了一年病，可以工作了吧?”他也沒有反駁，結果失去生活來源踏上不歸路。他在日記本里留下的遺言是:“要是有兩個飯團吃該多好啊!”

我們常講:“好死不如賴活著”，而日本缺乏的就是讓人能“賴活著”的社會環境。

日本按人口平均計算的自殺率在國際上排名第五，無愧于自殺大國的稱號。當然，自殺並非日本社會特有的現象。據統計，我國每年也有盡20萬人自殺，而且呈逐步上升的趨勢。不過，兩個國家的自殺現象具有明顯的不同。中國的自殺多發于女性，原因主要是家庭暴力和丈夫外遇。而日本人的自殺主要由于健康和經濟原因，自殺者中男性占60%以上。

法國社會學家埃米爾·迪爾凱姆在《自殺論》一書中把自殺劃分爲四種類型：利己主義自殺、利他主義自殺、失范性自殺以及宿命性自殺。前兩種自殺受社會群體的凝聚力強弱左右。社會群體的凝聚力太弱容易導致利己主義自殺，太強的話則引起利他主義自殺。后兩種自殺受社會道德規范的強弱左右。社會道德規范減弱時失范性自殺增加，而社會道德規范過強的話則容易發生宿命型的自殺。中國的自殺屬于失范性自殺，而日本人的自殺則是典型的宿命性自殺。日本人受到社會規范的嚴格約束，這種規范成爲一種負擔和壓抑，限制著每個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人際關系和言行舉止，整個人生被塗上一層宿命色彩。一旦你由于某種原因無法達到社會規范的要求，你將被社會群體所淘汰，不能延續以前的社會生活。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你已經被社會判了死刑。有個叫小笠原泰的學者說日本人具有“角色同一性”。意思是日本人缺乏自我，把自己視同于社會賦予他的角色。自己是不是自己不重要，但自己必須是那個角色。也就是說日本人的生命意義全在于那個角色。

日本人的自殺原因中排第一位的是健康，也就是說忍受不了疾病的痛苦而自盡。然而這不是說病痛或看不起病帶來的痛苦，而是因爲生病無法參與社會生活帶來的意識上的痛苦。日本有全民健康保險，無收入者看病可以不花錢。但是當健康出現問題時，很多日本人會覺得他無法再繼續扮演社會賦予的角色，從而失去了生存的價值。

在社會福利制度完備的日本， 經濟問題在自殺原因中排第二位似乎也有些不可思議。日本的“生活保護”制度比較發達，保護范圍涉及全體國民。拿“生活保護”不但全家吃穿住有了基本保障，而且醫療和教育完全免費。然而，好的制度卻解救不了那些被傳統的社會規范束縛的日本人。

秋田縣是近年來日本社會貧困化最嚴重的地區。平均收入、自殺率等指標在日本幾乎都是最差的縣。據NHK電視台采訪團的報告說，在冰天雪地的冬季，很多無家可歸的人被迫到山上的簡陋窩棚里居住，時常有被凍死的。

秋田是生産稻米的農業大縣，然而近些年餓死人的現象卻發生多起。2004年末，就有一對五十多歲的兄弟活活餓死。當哥哥的失業，弟弟有病，手頭的現金花完以后，再也沒有人看到他們二人露面。鄰居家一位老年婦女不時地送些水果和蔬菜到他們家門口，但兄弟二人從未和她打過照面。只是從屋里小聲道謝。后來， 老年婦女聽不到屋里有人回答，就通報了當地政府。福利科的官員趕到他們家時，二人已餓死多日。官員還發現，二人爲了取暖，幾乎燒盡了家里所有的家具和衣服。爲什麽這兩個人不主動申請“生活保護”。正是因爲他們被傳統的社會規范捆綁住了。

享受“生活保護”需要滿足兩個基本條件。一個是家中不能有土地、房屋和股票等資産，不能加入人壽保險。秋田縣許多親戚生活在同一村落的情況比較普遍。在這樣的環境下，放棄祖傳的土地需要承受相當大的心理壓力。人們甯願餓死也不肯背上背叛祖先的惡名。

還有一個條件是直系親屬無法提供經濟援助。直系親屬包括自己一方和配偶一方的父母、祖父母、子孫、兄弟姐妹。如果你提出“生活保護”的申請，當地政府就會給你的直系親屬們發一個聯絡函，詢問一下他們能否爲你提供經濟援助。這其實不過是走個形式。接到該函的親屬們不論實際情況如何，只要回複一下:“無法提供援助”，你就符合條件，事情就解決了。然而就是這樣一個看似簡單的手續，卻斷了許多人的生路。

首先從接到聯絡函的親屬來看，拒絕對落難的親人提供幫助，名譽上要蒙受恥辱，直接拒絕比較困難。還有一個更嚴重的問題，就是一個人如果攤上一個拿“生活保護”的親屬，那麽他(她)的社會聲譽和地位將受到致命的影響，他將無法維持原來的生活。也就是說， 接到聯絡函的親屬來說，最大的問題不是他有沒有能力提供援助，也不是他是否情願提供援助，而是一旦有了拿“生活保護”的親屬，那麽他就不再是原來的他了。而申請“生活保護”的人當然也可以預測到如果他交了申請會給親屬們造成怎樣的麻煩，他當然也知道這意味著他自絕于親屬，自絕于社會。結果，他只好選擇忍耐，哪怕這種忍耐會危及生命。

我們設想一下，同樣的事情如果發生在中國會怎麽樣呢?自己的兄弟姐妹或者是爺爺奶奶生活不下去了想申請低保，我們出一個證明就可以。恐怕任何人都不會覺得有問題。自己沒有能力援助親人，那就提筆簽個字，讓政府承擔責任即可。假如自己有能力，恐怕多數人也會來個錦上添花，先順水推舟讓親人把低保拿到手，然后再力所能及地提供幫助。低保的錢不拿白不拿呀!而且不論是一個或是幾個親屬拿低保，絲毫也不會影響到自己的社會生活。我們有“賴活著”的社會基礎，這是日本社會所沒有的。

住在東京周圍的人們大都利用城鐵或地鐵上下班。東京的公共交通系統發達便捷，但鐵路事故的頻繁發生常常帶來困擾。這些事故大部分是臥軌自殺者造成的。臥軌應該是一種很痛苦的自殺手段，但在人口密集的大都市內它又是一種引發社會關注的有效手段。社會的冷漠和嚴酷讓我們連“賴活著”都不成，那我們就死他個轟轟烈烈!或許正是這個念頭促使臥軌者們下決心以這種特殊方式做最后的抗爭。在東京及其周邊地區，臥軌自殺少則兩三天一次，多則每天數次。每次都要影響幾萬人的出行。不過，事故處理完幾個小時后，一切都會恢複平靜，這個社會又將繼續延續冷酷式的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