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中，國軍和共軍一樣也重視游擊戰爭

在抗日戰爭中，和共軍一樣，國軍也重視游擊戰爭。在抗戰初期，國軍和共軍能夠同舟共濟，雙方都表達了很大的誠意。在軍事交流上，不但下面的國軍隊經常邀請共軍部隊的人員傳授游擊戰的理論，在上層也開展了很多交流。比如，在1938年11月，蔣介石在南岳召開最高軍事會議，共方代表周恩來、 葉劍英、郭沫若應邀參加。也正是在這次會議上，蔣介石確定接受中共中央建議，兩黨共同創辦“南岳游擊干部訓練班”，並籌建南岳“忠烈祠”安葬抗日陣亡將士。

會議決定創辦游擊干部訓練班，班址設在南岳。定名為“軍事委員會南岳游擊干部訓練班”，並請共軍方面派員參加。經中共中央決定，派葉劍英和李濤、邊章五、吳系如、薛子正、李崇等參加教學工作。 不久訓練班成立，並改名為軍事委員會軍訓部南岳游擊干部訓練班，蔣介石兼主任，白崇禧、陳誠兼副主任；湯恩伯、葉劍英二人任正副教育長。該訓練班第一期於1939年3月1日開班, 一共開辦了三期至1942年停辦，訓練了大批的游擊干部。共方也派出了教官參與培訓。這些干部為國軍在敵後開展游擊戰奠定了基礎。

在國軍抗戰陣亡的將領名錄裡我們也可以看到國軍開展游擊戰的痕跡。劉震東-陸軍中將五戰區二路游擊司令，範廷蘭-陸軍少將豫北別動第五總隊總隊長，範築先-山東省六區游擊司令，唐聚五-陸軍少將東北游擊司令，馬玉仁-陸軍中將江蘇第一路游擊司令，燕鼎九-陸軍少將游擊22縱隊副司令，陳中柱-陸軍少將魯蘇皖邊區游擊4縱隊司令，戴民權-陸軍中將豫南游擊第五縱隊司令，高道先-陸軍少將山東鐵道破壞總隊長，付忠貴-陸軍少將魯北游擊司令，雷忠-軍委會游擊第一支隊司令，以上的這些殉國的將領都是直接擁有游擊字眼的任命的。這些還只是在國民政府備案正式任命的游擊將領，大批沒有正式備案的，暫時委任的人員就更不要說了。

但國軍對於游擊戰並不如共軍那麼重視。對於游擊隊這樣的名稱更是不認可。在國軍自己看來，自己是正統的政府，自己沒有什麼游擊隊，有的武裝都是正規軍。像游擊軍之類的任命都不過是暫時過渡性質的。這些游擊部隊組成復雜，有潰散後從新聚集的散兵游勇，也有像戴民權那樣的地頭蛇。當然，也有政府軍專門派出的到敵後打游擊的專業部隊。

國軍的游擊戰也是多種多樣的，不但有陸軍組織的游擊隊，軍統組織的挺進軍，也有海軍組織的游擊隊。比如在武漢會戰中，國軍中就有一支海軍組織的布雷游擊隊。這支布雷游擊隊在敵後，經常抬著重達二百斤的漂雷，布放到長江中去襲擊日寇的船艦，取得了很大的戰果，也付出了巨大的犧牲，有的海軍戰士為了避免敵寇發現，在水下布雷，在冬天竟然凍死江中。他們為了民族的解放事業作出了自己的犧牲。

但是在敵後，國軍的游擊隊大部分是由國軍的散兵聚集起來的，還有一些來自當地的綠林武裝，也有豪強地主的武裝，軍紀自然廢弛，侵害百姓利益的事情也少不了。這樣很難得到百姓的支持，取得的戰果也不大。所以國軍也很少重點宣傳他們。不過國軍在戰時也宣傳過一些游擊將士，比如有名的“游擊隊之母” 趙洪文國就是一個例子。這個在敵後組織游擊隊的女人被國民政府給予了極高的榮譽，也肯定了國軍游擊隊對抗戰的貢獻。

在很多的地方，尤其是在各方面的正規軍都不能入駐的地區，國軍的游擊隊就一直行使著政權的職能，比如在江浙一帶的挺進軍，這些軍統組織的游擊武裝就曾經發展到幾萬之眾，在當地有著很大的勢力。這些武裝，在抗戰結束之際，配合國軍反攻和接受日寇投降，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很多地區，在國民正規軍沒有到達的時候，都是由這樣的游擊隊先占領地方等待正規軍的到來的。

在共軍建立敵後勢力的時候，這些自認是正統，代表國民政府的國軍游擊隊是和共軍摩擦最多的武裝。這樣的武裝，共軍方面當然也不會去宣傳他們。就這樣，國共雙方都不去宣傳這些游擊隊，這就造成了大家對國軍游擊隊的誤解，認為國軍沒有游擊隊。

不管時勢如何變遷，在抗日戰爭中為國捐軀的抗日烈士，無論是屬於哪個黨派，都是我們民族的英雄。他們的愛國情操將永遠照耀史冊，永垂不朽。



南岳游擊干部培訓班工作人員



葉劍英（右二）與南岳游擊干部訓練班領導人員



1939年4月，葉劍英與參加南岳“游干班”的八路軍軍政教官在一起(左起：吳奚如、葉劍英、李榮、李濤、邊章伍、薛子正)



我家老爹軍人手牒內的記錄

共產黨本來就是從國民黨分出去的軍隊  所以標題應該是共軍和國軍一樣都打游擊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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